敦煌旧照中最系统和完整的石窟照片
几乎囊括了当时能进入的所有洞窟
是探索敦煌原貌的宝贵影像
它们的摄影师叫罗寄梅
《观象敦煌》书籍内页效果图。
本刊记者/李静
徐纯第一次见到这批拍摄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老照片，已经是30年前。那时，她刚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到普林斯顿，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典藏管理员。上世纪90年代的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与图书馆共用一栋楼，徐纯的办公室就在二层，紧邻她的办公室有一间亚洲艺术资料储存室，除了大批图书、画作，她注意墙边放了一排几乎一人高的铁皮柜，上下两层，算起来有24个，里面满满是裱好的老照片，一大张一大张地码放在一起。
如今已是82岁的台湾博物馆学家徐纯还清晰记得，那是1991年5月，曾在法国留学、本就对“龙门二十品”等石窟艺术有过研究的她，迅速被这批照片吸引。这几千张照片清晰记录了敦煌石窟全景和窟内壁画、塑像的细节。
除了徐纯，常去翻看这些照片的只有几个人——发现并将这些照片购入普林斯顿的著名艺术史学家方闻和他带的几名艺术史研究生。
其中一名研究生名叫经崇仪（Dora C。 Y。 Ching），她在方闻教授的一次研究生研讨会上，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老照片。这些照片几乎是经崇仪和方闻那些更早毕业的艺术史学生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尽管他们知道这些照片极具价值，但由于没有编目，没有系统地整理，难以分辨照片上具体是哪一窟的什么内容，使用起来实在困难。
徐纯和经崇仪口中的老照片因其独特的价值被学界称为“罗氏档案”，是1949年前拍摄的敦煌旧照中最系统和完整的石窟照片，几乎囊括了当时能进入的所有洞窟，是探索敦煌原貌的宝贵影像，它们的摄影师叫罗寄梅。1943年，罗寄梅和夫人兼助理刘先在敦煌历经18个月完成拍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带着这批照片辗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又到美国。生前，他数次想将这批珍贵的影像资料整理出版，但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
通过第226窟北壁，观测修行禅窟（第267窟，有窟顶），穿过走廊，远处可见第271窟及272窟北壁。
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经过中西方几代学者的努力，“罗氏档案”全套图档终被集结成英文原版《观象敦煌》系列（Visualizing Dunhuang： 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于2021年6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问世，同年9月在中国正式首发。
捡陶瓷碎片做水箱
和徐纯一样，经崇仪也清晰记得第一次看到照片的情景，在普林斯顿艺术史学家方闻展示的“罗氏档案”照片中，她对其中三张印象尤其深刻——第249窟奔跑的公牛和第220窟、第103窟的维摩诘。
1993年，当经崇仪第一次踏入敦煌石窟，她用“神奇”和“醉心不已”形容当时的感受，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洞穴和色彩鲜艳的壁画、雕塑将她带入了另一个时空，经崇仪感慨：“去其他任何一个遗址，是不可能看到跨度长达1000多年的艺术和理论风格的。”而她惊讶地发现，课堂上见到的“奔牛图”，其实只是莫高窟第249窟西魏北壁壁画上一个很小的装饰。敦煌所展现的“纯粹的宏大与美”征服了她，之后，经崇仪越来越深地投入到敦煌艺术和“罗氏档案”的研究中。
那时，罗寄梅的遗孀刘先就居住在普林斯顿大学周围的社区，经崇仪和徐纯经常去拜访她。刘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近20年，是徐纯的前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第一任亚洲艺术典藏管理员，在任时，她协助方闻的教学，也策划展览，退休后，她没有离开普林斯顿，继续陪伴着当年和罗寄梅一起拍摄的“罗氏档案”，也把他们那段经历讲述给后辈。
故事要从他们新婚的1943年说起。那一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正在筹备，作为民国时期的知名摄影师，时任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受筹备委员会直接负责人常书鸿邀请，为筹备中的研究所拍摄记录敦煌石窟的现状。
第275窟北壁西侧，阙塔形龛。
20世纪30~40年代，正值民族救亡的关键时刻，敦煌文物在20世纪初的大量流失也唤起了当时的学者与艺术家的警觉，当时的政府开始重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热”和民族国粹保存的气运中，罗寄梅和刘先一起踏上了西行拍摄的道路。
那时，他们的好友张大千正带着学生在榆林窟开展临摹，罗寄梅夫妇先在榆林与之相会，逗留约一个月，拍摄照片200余张，之后到达莫高窟，那里迎接他们的是一幅大漠孤烟的遗址景象，还没有政府的管理机构，他们就借住在莫高窟旁的一座寺院里。
40年代的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不通水电，大部分栈道都已毁坏，上层的很多洞窟都立于危崖，无法进入。1944年，常书鸿为调查第196窟，借助很高的梯子爬上去，结果梯子倒了无法下来，只能让工人爬到山上用绳子将他拉上去，再从边上的山路下山。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象。
经崇仪对刘先讲过的一些事印象很深。例如，为了冲洗底片，罗寄梅需要一个水箱，但在整个莫高窟周围都找不到可以做水箱的容器，他只能用现场收集的陶瓷碎片自己做了一个。
莫高窟坐落在大泉河西岸，所有洞窟窟门都朝东，洞窟后壁往往终日不见阳光，一些中央有塔柱的洞窟，周围的壁画也不容易看清。为了解决洞内光线不足的问题，罗寄梅准备了镜子和白色摄影布用来反射阳光，并且选择在上午自然光照入坐西朝东的洞窟时进行拍摄，下午的时间则用于冲洗上午拍摄的胶片，检查成像效果。为了充分利用携带的胶片，罗寄梅甚至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巧妙办法：将大尺寸的胶片仅曝光一半，通过改变底片的尺寸，将拍摄照片的数量翻倍。
第285窟南壁，五百强盗成佛故事中山水。
在出发前，罗寄梅在摄影器材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他携带了折叠式大画幅照相机、快速格拉菲相机和一台配有多个镜头的莱卡相机这三种不同装备以应对复杂的拍摄场景，还托海外的友人购买尽量多的胶卷。
尽管条件艰苦，但在1943年早春至1944年的18个月里，罗寄梅夫妇仍然系统地记录了几乎所有他们能够涉足的洞窟，对一些重要洞窟，他们除了拍摄全窟壁画，还对单个的菩萨、飞天等局部壁画进行了特写拍摄。根据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后来在论文《罗寄梅拍摄敦煌石窟照片的意义》中的统计，罗氏照片涉及敦煌莫高窟327个洞窟（2872张）、莫高窟外景（146张）、榆林窟21个洞窟的内容（187张）和榆林窟的洞窟外景（16张）。还有少量照片拍摄了莫高窟当时的生活状况、周边文物、敦煌城内人物风情及月牙泉风光。
1944年下半年，他们返回重庆，罗寄梅洗印了部分底片用于参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分别在南京和上海举办的展览，刘先将这些照片整理成册。由于时局的变化，他们由重庆迁至南京，随后又辗转到台湾。
“罗氏档案”
上世纪50年代，徐纯对一家开在台北中山北路的“敦煌书局”印象颇深，他们这些台大历史系的学生是那里的常客，因为“敦煌书局”主要经营外文原版艺术、文史类书籍。书局的主人正是罗寄梅夫妇，那时罗寄梅已经离开中央通讯社，在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敦煌相关内容，并成立工作室，和一群艺术家开始了敦煌壁画的复制工作，他们把底片做成幻灯片打在墙壁上，按原样临摹。
60年代初，罗寄梅夫妇移居美国。从重庆到南京、台北又到美国，数次搬家，他们都没舍得遗弃任何一张敦煌底片。
1964年，罗寄梅夫妇将他们的敦煌照片和80余张壁画复制品带到了纽约世界博览会。这批作品立刻引起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方闻的注意。
方闻1930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赴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1959年，年仅29岁刚刚博士毕业不久的方闻联合美国汉学家牟复礼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项目。之后，直至1999年荣休，方闻在普林斯顿大学45年的教学生涯里，培养出四十余名中国（东亚）艺术史与考古专业博士。后来，方闻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进入北美、欧、亚各大学或博物馆担任教授及研究主管，占据美国中国（东亚）艺术史学科几乎四分之三的教师队伍，这就是知名的“普林斯顿学派”。
可以说，方闻是第一个认识到“罗氏档案”非凡学术价值的学者。在张大千的引荐下，方闻结识了罗寄梅夫妇，请他们为普利斯顿大学创作了一系列敦煌壁画复制品，他又几经辗转，得到洛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于1968年将罗寄梅的所有敦煌照片和留存底片购入普林斯顿大学，收入“东亚艺术图像档案”供师生教学和研究参考，罗氏夫妇保留著作权，“罗氏档案”由此得名。
第45窟西壁南侧，龛中的菩萨。本文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方闻主张将文献和艺术品相结合，他的课堂教学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关系紧密，因此刘先被方闻介绍进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担任亚洲艺术典藏管理员，协助方闻教学。在那个年代，从美国到敦煌去现场观看壁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罗氏档案”是当时普林斯顿师生研究敦煌艺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途径。
普林斯顿大学得到敦煌石窟照片的消息不胫而走，1970~197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申请到文部省特别研究补助金，派学者秋山光和专程到普林斯顿大学考察，并购得“罗氏档案”中的敦煌照片拷贝近2600幅，这批照片现在仍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学界日益重视国际往来。1992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到普林斯顿大学交流，徐纯负责陪同接待。她记得，当年段文杰曾考虑利用“罗氏档案”的底片通过电脑对敦煌壁画进行复原，但由于90年代资金和技术的限制，这一讨论没有深入下去。那时，他还在四处寻找资金为敦煌研究院修建研究室和宿舍，好方便外国学者留在敦煌进行交流和研究。在段文杰到访后的第二年，经崇仪就得益于双方的紧密联系而获得到敦煌实地研究考察的机会。
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次年，经崇仪成为研究中心副主任。在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敦煌手稿与绘画：纪念罗寄梅夫妇国际研讨会”上，经崇仪第一次向刘先提出了出版这些照片的想法。但系统性地整理出版罗寄梅拍摄的敦煌石窟照片，是跨越敦煌学、艺术、历史等领域的一个巨大学术工程，一些美国学者虽对敦煌石窟做过某些研究，但还没有能全面了解石窟细节的人选。
方闻本人，也直到2008年已年近八旬时才第一次踏入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考察。敦煌石窟艺术的精美与浩瀚广博使他非常震惊，方闻意识到必须请敦煌研究院的专家来协助工作，才能把罗寄梅的照片搞清楚。在敦煌，时任院长樊锦诗把时任研究馆员赵声良（现任党委书记，前院长）介绍给了方闻。经崇仪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是赵声良陪同方闻进入洞窟，方闻连夜读完了赵声良写的一本书，之后几天，两人一直在讨论书的内容和敦煌石窟。
回到普林斯顿后，方闻完成了论文《汉唐奇迹在敦煌》，并将此文作为其著作《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的第三章。他也把经崇仪介绍给了赵声良。这一年，“罗氏档案”的出版在普林斯顿大学正式立项。
40年代敦煌原貌
“罗氏档案”并非20世纪上半叶唯一的敦煌照片，在罗寄梅之前，曾有多人用影像记录敦煌石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震惊世界的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因偶然机会发现后，自1907年开始，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罗斯人奥登堡等西方探险者接踵而至。
最早拍摄照片的是1907年到达敦煌的斯坦因，他在莫高窟拍摄照片46张，次年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照片399张，并在后来出版了《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较早记录莫高窟外观及部分洞窟壁画及彩塑的著作。
根据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志军的统计，从1907年到1949年至少有14批探险者、摄影师来到敦煌拍摄。但这些活动大多并非以拍摄石窟作为主要目的，拍摄往往只是考古研究、测绘探险等工作中的一部分，并且受限于当时的摄影器材、技术状况以及敦煌实地的艰苦条件，很难得到数量较多而又局部清晰的照片。因此，这十余次拍摄所得的照片总数，都不及“罗氏档案”所含照片的数量，更不要说拍摄的系统化、专业拍摄方法和图像冲印质量。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这样评价“罗氏档案”：“这样细致而完备的图片，是此前各家所拍摄的敦煌照片所不能比拟的。”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常书鸿曾率全所的研究人员一面对石窟做临摹和调查研究，一面不断修缮洞窟的窟门、栈道、窟檐等。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拨款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工程，主要目的是对大部分岩面的危崖进行抢救性修复，阻止洞窟崖面的垮塌，同时，使每一个洞窟都能有栈道相通。这次巨大的工程从根本上保证了莫高窟的安全，也保障了在洞窟上下行人的安全，但限于当时的财力、物力，只能对洞窟进行抢救，而无法再考虑莫高窟作为文化遗产的外观效果，因而洞窟的原貌消失了，洞窟之间的关系再难以分辨。
同时，莫高窟经历1000多年各个朝代的营建，外观和内部壁画均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40年代初刚被剥离表层的底层壁画，后经数十年风吹日晒，如今早已模糊，难见其踪，却仍可在罗寄梅的敦煌摄影中一窥全貌，甚至线描的力度折转都清晰可见，一些洞窟表层壁画剥离前后的状况，罗寄梅也跟踪拍摄了下来。
从历史和考古意义上讲，“罗氏档案”保存了目前已消失的20世纪40年代的石窟景观图片，忠实记录了石窟后来遭受损毁、改变与修缮之前的原貌，“可以说是敦煌学之历史、文化与艺术研究的海量资源，亦是学者眼中的历史信息宝库。”经崇仪说。
2010年，赵声良受邀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用半年多的时间专门整理“罗氏档案”，使得每张照片的内容、所在洞窟及其位置、壁画的时代等均得以确认，保证了照片内容阐释的专业性与权威性。经他整理的照片，共有3221幅。
2011年春，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开始组织以“罗氏档案项目与敦煌”（Lo Archive Project and Dunhuang）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相聚普林斯顿大学，讨论“罗氏档案”的构成及相关学术议题，并听取来自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关于“罗氏档案”具体贡献的报告。历经13年，来自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的数十位研究敦煌学、历史、艺术与建筑的中外学者共同参与了编辑。2021年6月，《观象敦煌》问世，全套9卷全部在意大利以极高品质的标准印刷。
作为《观象敦煌》系列总编辑，经崇仪又回忆起第一次在课堂上见到“罗氏档案”的情景，方闻教授用三幅照片给学生们分析当时中国的绘画风格、笔法和色彩使用。经崇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春天，她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本科课程“敦煌：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与文化”，她也将用这三幅图片组织学生讨论敦煌的绘画艺术风格。如今，《观象敦煌》已经将“罗氏档案”中的图片按照时间和洞窟顺序呈现，这让她可以更多、更系统地展示“罗氏档案”，使得学生们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和感受敦煌洞窟，通过这些图片一览上千年的洞窟建筑、绘画和雕塑，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徐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资料显示，罗寄梅拍摄时，应该还有一些彩色照片和“敦煌风景电影片”、幻灯片，但这些史料现在还下落不明。徐纯感慨地说，敦煌像一个无声的历史记录者，它有深沉的考古价值，依然有很多待解之谜。自己这代学者曾有诸多美好设想，但困于时代的动荡和工具匮乏，并未实现，如今有“罗氏档案”这样的“工具”出版发行，应该会对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及相关学科研究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她将期待寄予年轻人。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