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春晚舞蹈《只此青绿》出圈：《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春晚上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灵感来自北宋卷轴画《千里江山图》。2017年9月，在故宫的“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上，《千里江山图》首次全卷打开，面向公众展览，它是青绿山水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在感慨、赞叹它的无与伦比之余，还有很多谜团在等待着学界抽丝剥茧，一一解开。
本文写于展览之时，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42期。
文|薛芃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开幕的第一天上午，故宫午门前的广场上就挤满了前来观展的人。中午11点赶到，需要排上4个小时的队，才能一睹《千里江山图》的风采。由于人流量大，每一个参观者只能在这幅近12米的长卷前驻足几分钟，刚被它的气势和绚烂迷了眼，还没缓过神来，就得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
2022年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这就是一件“明星展品”的魅力。上一次故宫引起连夜排队观展热潮的“明星展品”是2015年“石渠宝笈特展”中的《清明上河图》，这次的《千里江山图》创作年代略晚于《清明上河图》几年，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但面貌迥异，成为北宋不同风格绘画的两座巅峰。
王希孟其人
《千里江山图》，北宋宫廷画师王希孟绘，绢本大青绿设色，纵51.5厘米，横长11.9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由于是长卷卷轴，观看的最佳方式是随着卷轴的缓缓打开，画面空间逐渐推移，一点一点将形色收入眼中，所有细节起伏最终汇成一个壮观的场面。
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1999年和2013年，这幅画曾四次公开展出过。在以往的几次展览中，由于展陈条件有限，作品都只是部分打开。由于这次特殊的展览，故宫为《千里江山图》定制了新的展柜，使这件作品首次全卷打开，以全貌展现在公众面前。
【按住图片左右滑动可看全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绢本青绿设色，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之外，绘者王希孟的传奇人生成了《千里江山图》最神秘的注脚。王希孟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受到宋徽宗的亲自指导？这幅巨制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的？又为何英年早逝？王希孟的人生包裹着重重谜团，很多疑问至今在学界都没有定论，甚至无从找寻线索，这些后世拼凑出的零星故事又为这件作品的传奇增添了新的维度。
“18岁的天才画家”成了王希孟的标签，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并不知道他更多，而这个标签又如此惊艳。如今谈到王希孟的身世，都会从《千里江山图》上蔡京的跋文入手。这也是唯一的入口，目前可考的有关王希孟的直接记载只有这几十字的跋文。在此之后，所有有关他的评述也都是在此基础上推演得出的。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也是本次“青绿山水画特展”策展组组长王中旭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强调了王希孟的特殊性：“他跟其他画家不一样，他这个人只是通过一张画流传下来，而不是通过画史流传下来的。”
蔡京是北宋权臣，《宋史》将他列入《奸佞传》中，后世对他的评价也都是负面居多。从熙宁三年（1070）开始入仕为官，历经宋神宗到宋钦宗，蔡京几度沉浮，四次出任朝中宰相。政和二年（1112），蔡京再次出任宰相，辅佐宋徽宗赵佶，这一年，也是记载中王希孟完成《千里江山图》的一年。次年，徽宗就将这幅十分满意的巨制赐予了蔡京，这时蔡京的官职全名叫作尚书左丞相右仆射，位高权重。
蔡京在题跋中写道：“政和三年润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千里江山图》没有题款，这短短不到百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王希孟的一生，然而蔡京只是写到“希孟”，这更像是字而非名，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
关于他的名字，学界有几种说法。一说姓“希”名“孟”，这一推测最不可信，因为百家姓只有“郗”字，并无“希”字；一说姓“赵”名“希孟”，因是同姓，才得到皇帝特别关照，至于“希孟”两字，更像是字而非名。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新在《关于〈千里江山图〉》文中考证说，清代官员、收藏家宋荦在朋友梁清标家里看到《千里江山图》后，写下一首《论画绝句》：“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这个名字也就沿用至今了，我们姑且叫他“王希孟”。
蔡京的题跋
根据蔡京的记载，他收到这件作品时，王希孟已经18岁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画完了这幅长卷，再加上装裱、呈上的时间，王希孟作画的时候也就17岁。在重重谜团中，可以确定的是，这件巨制是宋徽宗亲自调教出来的，也是希孟按照宫廷趣味和徽宗喜好创作的。
王希孟初入画学当学徒学画，“画学”相当于宋徽宗创办的“皇家艺术学院”，虽然仅存世23年（1104～1127年），但为中国绘画的发展贡献了不少人才。根据河南开封市艺术博物馆保存的地图文献来看，当时的画学虽在宫城之外，但紧邻宫墙，设在都城开封内很核心的位置。画学的成立也与蔡京有关，1104年，在他的督办下，“画学”“书学”“算学”“医学”四学成立，成为当时宫廷兴办教育的一桩好事。
大约1110年，经过三年的“画学”学徒生涯，王希孟并不是出众的学生，并没有进入翰林图画院，而是被分到了文书库，这是整理中央赋税档案的库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的《回到王希孟作画的历史现场》一文指出，王希孟在这里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大纸做长卷”，不停地抄写档案。这时练就的“长卷抄功”，某种程度来看反倒有助于日后希孟把控长卷作画的基本功。
2022年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在文书库期间，王希孟将自己的画作数次呈献给宋徽宗，徽宗觉得他画得一般，但有潜力，值得一教，便亲自“诲谕之”。《千里江山图》很可能是徽宗交代的一个“命题作业”，王希孟在半年之内，拼命赶工，大概是得到了御批，才得以放下文书库的其他工作，专心作画。
虽然画作出自他笔下，宋徽宗却是最大的幕后推动者。王中旭解释道：“在宫廷书画的创作中，宋徽宗的干涉性是很强的。他会干涉这个画家该怎么画，运用什么风格，甚至表现什么，他有很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而王希孟又是一个竭力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因此会努力揣度圣意，贴合皇上的想法和审美趣味。如此看来，所谓亲自“诲谕之”也并非就是好事，或者说，王希孟就是宋徽宗手中的笔，画下了帝王心中的山山水水。
《千里江山图》完成之后，徽宗非常喜欢，石青、石绿的大气典雅正是皇家偏爱的面貌。而王希孟画出《千里江山图》的1112年，也是宫廷绘画的黄金时代，李唐、朱锐、胡舜臣正当年，张择端刚画完《清明上河图》和《西湖争标图》（失传）不久，宋徽宗自己也画出了著名的《瑞鹤图》。然而，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有作为的王希孟，英年早逝又成了另一个谜。
宋徽宗赵佶《瑞鹤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宋荦在写下那首诗的同时也写下一段附注：“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密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二十出头就去世，成了王希孟传奇的终结。一种说法是，他成于《千里江山图》，也死于《千里江山图》。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面积近60平方米的画作，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耗尽了体力和精力，日夜加程，在完成两三年后病故。另有一说，在《千里江山图》之外，王希孟还画过一幅《千里饿殍图》，内容大概类似《流民图》，流民失所，食不果腹，体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破败不堪，与《千里江山图》的恢弘气派完全相反。画好之后，进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看过之后勃然大怒，下令处死了王希孟。
种种推断和故事都是基于蔡京的题跋和清代的零星记载得来的，加上宋徽宗、蔡京等人的相关史料丰富，后世从这些材料的夹缝中，依稀拼凑出了王希孟的轮廓，形成现在“18岁天才画家”的传奇人生。
展柜里陈列的《千里江山图》
然而，学界还有另一些声音对此画提出了更大的质疑。比如，艺术史学者曹星原认为，这幅巨制可能是清代梁清标拼凑伪造而成的。原因一是蔡京的跋，其宽度和高度都与原画比例不相称，且跋的下部有明显破损痕迹，可能是后世拼接而成，蔡京题跋的并非这幅画；二是梁清标的印盖在了几处跋与画的相交处，类似“齐缝章”，以掩盖拼凑的痕迹；并且这幅画由一个十几岁的学徒少年在半年内完成，宋、元、明都没有人提过王希孟，清代也论述甚少，疑点重重。
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图》留给了后世太多想象空间，至今很多问题都没有定论。在此之前，我们姑且按照学界主流的说法，将这幅画看作是王希孟的传世杰作，因为就目前来看，真迹的证据更胜一筹。且不看那些身世疑云，这幅画从各个方面来欣赏都是异常精彩，值得仔细品味。
何以“独步千载”？
元代浦光在《千里江山图》的题跋中写道：“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他认为在青绿山水中，这是一幅众星捧月的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评价高得足以把王希孟放在独孤求败的位置，那么这幅画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如此重要？
2022年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抛开传奇性的因素，以一种客观学术的眼光来看，王中旭认为有以下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它是青绿山水中面貌最出色的一件。整件作品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着色面积大，饱和度高，这在所有传世的青绿山水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过了900多年，颜料依然保持很高的纯度，使整个画面鲜亮，透着皇家的辉煌气质。从绘画表面的一些细微剥落的地方可以看出，石青、石绿的颜料是很厚实的，这与传统的中国水墨或浅绛都差异很大，可以说是与水墨画法反向的另一个极端——将色彩用到极致。
如今看来，这样经久未衰的色彩得益于宋徽宗的赏赐。石青和石绿是矿物质颜料，造价成本极高，即使是达官显贵也不会舍得将它们用在一张十几米的绢布上。王希孟绘《千里江山图》，所有的绘画材料都是宋徽宗赏的，当然也包括这块价值不菲的“宫绢”。据余辉分析，《千里江山图》与宋徽宗自己绘的《瑞鹤图》相比，两幅绢的高度、材质和色泽几乎是一样的，而同一时期的《听琴图》、李唐的《江山小景图》等几件重要的宫廷绘画的画绢都几乎一样，都出自当时统一规格的织机织出的上等宫绢。
李唐《江山小景图》（局部）
御赐的顶级颜料和宫绢为这件作品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好在王希孟没有辜负。他以高纯度的青绿色彩来表现山石结构、山势起伏，并非易事，尤其是以色彩表现山的阴影，这不是中国山水画擅长的方式，在这一点上，王希孟技法精妙，拓展了青绿设色新的可能性。
第二个重要因素在于，它是一件出色的江山图长卷。“江山图”无疑是帝王喜爱的，宋徽宗虽然不擅治理江山，但他对于如何用艺术的方式表现江山是个行家，眼界也很高。通常认为，《千里江山图》表现的正是徽宗“丰亨豫大”审美观在山水画上的完整体现。虽然“丰亨豫大”是蔡京蛊惑宋徽宗坐享天下财富的说辞，致使朝野腐朽不堪，但在艺术创作上，它成为当时的一种审美取向，这种气势恢弘的宫廷趣味，有别于徽宗对细腻的写实风格的追求，反而是在后世美学研究中常被忽略的一种审美趣味，这一点恰恰在《千里江山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长11.9米，高51.5厘米，如此巨大的尺幅，站在绘画者的角度来看，也是难以驾驭的。找一件参照物对比，比《千里江山图》略早数年的《清明上河图》长约5.28米，高25厘米，不到《千里江山图》的一半。王希孟要作此画，就要做到胸中有丘壑，所有山水的走势、屋舍人物的分布如何连贯统一，大概是对一个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画师最大的考验。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王希孟将整个画面统一在初夏时节，瀑布高悬，溪水涌泉，阳光初照，满山吐翠，一场暴雨刚过。据学界推测，画中应该是江南山川景象，看似山与山相似，千篇一律，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山峦整体由七大组群山构成，每组皆有一座主峰，诸多辅峰簇拥在周围，其间点缀着屋宇、行人。在卷首一组“序曲”之后，第一组和第二组山峦之间以长桥相连，将观画的视线自然而然地引向另一组山间深处。其后的群山之间，或以江中摇曳的小舟为连接，或留较大一片水面空间，给整体画面制造出疏密的节奏感。第五组的主峰达到全画最高的顶点，而后逐渐和缓下来，到了第六组、第七组，画面中已是水面占据大半，山势不再那么陡峻，远山显得更清雅温润。
从“序曲”到结尾，王希孟仿佛在用青绿色彩创作一场交响乐，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讲到山水画应有的体裁样式：“高山而孤，体干有仆之理，浅山而薄，神气有泄之理。此山水之体裁也。”意思是说，高山倘若孤立，山体便会有扑倒的可能；浅山倘若单薄，就少了精神气韵。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有主峰的巍峨，也有辅峰的陪衬，才是一幅有精气神的山水画。
试想，当宋徽宗第一次缓缓打开卷轴，看到面前这幅绚烂的“江山图”时，应该是非常激动的。作为帝王，他欣慰坐拥这样的江山，作为书画爱好者，这幅画足以让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才气，和自己治下画院、画学的丰硕成果。
2022年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约1110年，宋徽宗完成了《雪江归棹图》，描绘冬日的寒江雪色，有“李郭”山水画的影子，这也是现存宋徽宗唯一一幅山水图卷。从《千里江山图》的山石走势来看，王希孟想必是见过徽宗这幅山水图的，以传统的散点透视法，略带俯视的角度横向展开一幅全景式大山大水。余辉认为王希孟在《雪江归棹图》的构图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山脉的走向，“全卷群山绵延，远近高低各不同，若即若离，变化丰富而不凌乱”。
《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两幅巨制创作年代相差不久，描绘的都是繁华盛世，却又都是给帝王看的“繁华盛世”，虽有相似的背景，但两者面貌完全不同。王中旭向本刊解释了两者之间本质的差异：在《清明上河图》中，桥梁、码头、茶馆、货郎都清晰可辨，“它本质上是一幅风俗画，大家可以看到街这边有一家卖肉的，那边是卖丝绸的，每一个细节都能看懂。但《千里江山图》相对来说更雅致，欣赏的门槛也更高一些，得有更高的知识储备和审美趣味”。
《雪江归棹图》（局部）
因此，从写实的角度来看，《清明上河图》胜在事无巨细的细节刻画，力图像照相机一样，还原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繁荣市井生活，对后世来说，这不仅是一件珍贵的艺术作品，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翔实史料。相比之下，《千里江山图》要理想化得多，它不是场景还原，更不是面景写生，而是有原型为依托的理想型山水。亭台、寺观、磨坊、院落，赶驴的商队、玩耍的孩童，这些细节也有所体现，但不是主角，它们有节奏地散落在大山大水之间，成为画面的点缀，让山水更有灵气。
此外，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傅熹年在《〈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一文中指出，这幅长卷是宋画中表现住宅和院落全景最多的一幅，在这一点上，《清明上河图》并未提供很多住宅全景和布局的信息，因此，透过《千里江山图》，可以更细致地梳理出北宋的民间建筑形制。这两件作品，一幅是现实主义的巅峰，一幅是“丰亨豫大”的理想景象，也恰好是北宋末年宫廷绘画的两个方向。
流传与保存
“与其他传世名作相比，《千里江山图》的流传是相对隐秘的。”王中旭说。宋徽宗收到这幅画后，欣喜把玩没多久，就赏给了蔡京，也就有了那段著名的题跋。然而好景不长，1126年，宋钦宗赵桓登基，严惩了“京师六贼”之一的蔡京，蔡京被抄了家，《千里江山图》在蔡京手上13年之后不知去向，但可能还是在某个达官显贵手中。百年之后，这幅画流到了南宋内府，卷前可以看到宋理宗“辑熙殿宝”的朱文钤印。
2022年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到了元代，浦光和尚成了它的主人。浦光是内府昭文馆大学士，通过他的题跋，我们得知他曾独自看过这幅画上百遍，“一回拈出一回新”，每看一遍都有新收获，画中景致、笔法、用色都了然于胸，他描述此画“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他还打趣说，若是同以青绿山水见长的王希孟前人赵伯驹见了此画，想必都会“短气”，因为太精彩了，最终给出“独步千载”的高度评价。
浦光圆寂后，该图易主，但是整个明代这幅画在谁手中至今都不得而知。直到清初，藏书家、文学家梁清标将其收入囊中，他的很多朋友也见过此画，之后就被收入清宫内府，著录在乾隆时期《石渠宝笈·初编》中。乾隆在画上题诗又盖印，留下了很多痕迹，又派了两名宫廷画师临仿，可见他的喜爱非同一般。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盗走了这幅画，转移到他在长春的“小白楼”里存放。也正是因为溥仪将画盗出宫，使它没有在1933年为避战火，随故宫文物南迁最终运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1945年抗战胜利时，溥仪落荒而逃，在沈阳北陵机场被苏军擒获，“小白楼”里的古董文物也被伪满洲国宪兵哄抢而空，《千里江山图》流入民间。新中国初期，这幅画又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露面，经辗转到了古董商靳伯声的手里，后来在国家的政策环境下，他将画作捐给了国家。1953到1954年，国家文物局将这幅画调给故宫博物院收藏，直到现在。
《千里江山图》（局部）
平日里，《千里江山图》被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对于它的日常维护，故宫的工作人员采取的是“自然保存”的方式。王中旭向本刊介绍，很多中国古代绘画辗转多次受到损坏，都属于不可逆或不可修复的损伤。因此，为了维持其最佳状态，尽量少动作品，少改变环境，是对其最稳妥的保管方式。
针对《千里江山图》这样的重点文物，故宫有一个很明确的使用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展一次开一次卷，展一次至少休三年”。在“休三年”期间，工作人员会把它卷起来，存放在库房里不再打开，至少三年，有的需要休息更长时间。
保存这些作品的库房是恒温恒湿的，库房和展厅的温度和湿度都经过严格控制，温度在18至20摄氏度，湿度是50%～60%，包括展厅内的灯光明度也是在科学的数据范围内，并且24小时不间断保持。与水墨、浅绛绘画或书法作品相比，青绿山水的保存难度更大。因为其特殊的绘画颜料和局部的厚涂技法，石青、石绿的颜料更易剥落，也由于矿物质成分的细微差别或研磨制作方式有别，随着时间的沉淀，有些设色甚至会出现色相上的细小变化，这种问题在水墨作品中并不存在，而在对青绿山水作品的保存和修复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早期至宋的青绿作品。
在保存古代文物的职责之外，现在的故宫更是担起了向大众普及古代艺术和古典文明的职责，因此也有了这次展览。在每件文物的休展期中，它们静静地躺在库房，大多数保存完善的作品每隔几年都会展出一次，构成不同主题的展览，久而久之，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美育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作品，此次《千里江山图》的展期仅有一个半月，之后下半期的“青绿山水特展”中，将由一幅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王炳的纸本《千里江山图仿本》代之展出。
在故宫，现藏有两幅该画的仿本，都是清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所作，一位是王炳，一位是方琮，两位都师从宫廷画家张宗苍。在当时，让宫廷画师临仿是保存古画的一个重要手段。画师在临仿时，必须不加入个人的主观表现和创造，尽量忠实于原作，做到一模一样、难以分辨最好，这样才能达到保存原作样貌，使之流传久远的目的。但对于临仿者而言，这种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即将替换本尊展出的王炳版《千里江山图》虽然基本忠于原作，但面貌上仍不免有差异，王炳这幅画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他突出了勾勒山石的轮廓线和侧皴笔法，波纹线也比原作更深，石青、石绿等颜色的对比强烈。据乾隆内府的记载，王炳也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画家，入宫廷学画，然而学成后没多久也去世了，留下这幅仿本。这也与王希孟的传奇形成了一个巧合，可惜这并不是一个很圆满的巧合。
王炳版《千里江山图》（局部）
另一方面，王中旭强调了仿本在绘画史上的重要性。很多原作不在了，都是通过仿本流传下来的。比如著名的《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唐代韦偃的原作不在了，流传下来的是北宋李公麟的摹本，它的价值就超出了一幅单纯的临仿品的价值。而《千里江山图》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现在不仅可以看到清代仿本，还能看到原作，且不说王炳、方琮的绘画技法是否逊于王希孟，但清代仿本的面貌明显装饰性趣味更强，不如原作雅致大气。倘若是元代临仿或当代临仿，可能又会是另一番模样，所谓审美趣味的时代特色，在不同时代的临仿作品中大概会体现得更清晰，这一点也十分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