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德国外交学者辜学武：欧洲不站美国一边，就是中国的成功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兼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随着经济的崛起，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欧洲国家也更加关注亚太事务。比如中欧之间，虽然双方有一些摩擦，但经贸往来却紧密。据媒体报道，2021年前11个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3817列，运送133.2万货柜，同比分别增长23%、30%。
2022年，法国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是G7轮值主席国。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兼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告诉新京智库，这将是今年中国改善中欧关系的很好机遇。“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整个（欧盟、G7成员国）发达国家的项目，议题设置和推进速度将由这两个欧洲国家主导。而德法两国相对来说是追求欧洲战略自主的国家，尤其是法国。”
不过，欧洲仍然面临乌克兰危机尚待解决，可能也有涉及中国的相关法规出台。中欧关系到底将走向何方？德法主导的发达国家新局面将带来哪些新机遇？中国需要抓住什么？新京智库就此采访了辜学武。
欧洲人的价值体系尚未被动摇
新京智库：在进入2022年之际，欧洲多个国家的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病例数再次反弹，并出现了创纪录现象。你认为这是否给欧洲国家的政府、社会治理带来影响或启示？
辜学武：背景是这样的，2020初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应对战略是“清零”战略。这个战略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落实得较好。而欧洲的普遍认识是，只要公共卫生系统不瘫痪就算抗疫成功。欧洲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三个安全”不应当受到损害，即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和行动自由安全。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三个安全”产生了一定冲击，虽然财产安全没有受到冲击，但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安全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一些国家或城市采取封城措施，甚至实施宵禁。
不过，新冠疫情并没有导致欧洲国家的社会动荡。欧洲国家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容忍度要高一些，欧洲人的心态普遍是比较坦然，只要看到医疗系统，尤其是重症床位多数还是空的就放心。欧洲人普遍的心态是，这是一场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用人力的方法实现清零做不到的话，能做的就是减少损失。这个心态在主导着欧洲抗疫政策制定和民众的接受程度。
因此，欧洲国家还没有出现社会分裂，但也有很少一批人，大概一个百分点的人是坚定反对政府的。只要政府出台的抗疫措施都坚决反对，而且声音特别大，还有15%左右的人属于“观望怀疑”派，但不像美国，新冠疫情政治化，社会被撕裂了。
新京智库：随着疫情影响的深入，有观点认为对公共卫生所形成的价值观将有可能超越民主。你对此如何看？欧洲有没有出现类似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资料图。图/pixabay
辜学武：欧洲确实出现了一些疫情对价值观影响的讨论。也就是在保护公共卫生秩序时，是要更多地保护集体利益，还是个人自由。按照传统的自由主义来讲，个人自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被牺牲掉的。这次疫情出现之后，对个人行动自由是否该继续以大面积牺牲社会群体利益为代价实施保护产生了一些怀疑，但还没有到要把保护集体利益的价值观念凌驾于保护个人利益价值之上的地步。
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欧洲人将政府告上最高法院的案例。但是，最高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是，认同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但同时也给政策制定画了一条红线：政府因为新冠疫情限制公民行动自由，必须是有准确且特定的目标，同时有时间限制，比如说政策有效性是一个月、两个月，不能说是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新京智库：欧洲近年来发生各种极端天气事件也很多，气候问题甚至上升为气候安全问题，这是否也有形成一种新价值观的可能？
辜学武：气候安全的讨论还没有冲击到欧洲整个价值观念系统的程度。欧洲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政府不得任意加以限制。现在看来，这些观念并没有因为气候变化而出现动摇并向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过渡。
不过，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现在确实有一些反思，比如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灾害时是否有政府不作为造成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没有说上升到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的层面。
不管是气候变化，还是新冠疫情，都还没有动摇到欧洲国家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政治体制，只是在管理层次上开始进行反思和修补。如果说再出现几次大的冲击，可能反思的程度会更深一点。
4月份欧洲或将放开疫情管制
新京智库：气候灾害和新冠疫情有没有影响到欧洲国家的外交决策？比如把国内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有观点分析称，中美关系之所以搞得这么僵，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把国内的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
辜学武：欧洲跟美国还是有些区别。判断新冠疫情或气候变化有没有造成欧洲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首先要明确欧洲外交政策的基本诉求什么，看看它发生改变了没有。欧洲外交政策的基石有两个：一是巩固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即欧美联盟；二是加速欧洲的统一。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加深了对中国的忧虑。因为新冠疫情，欧洲国家发现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更高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最初阶段，欧洲国家发现很多物资要是没有中国供应，根本没办法补救或者维持下去。这种依赖关系让欧洲国家在行动上表现出了收缩。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一定会遏制全球化，而是在一些核心领域进行微调，比如对华政策的微调。尽管如此，也还是没有到要把国内矛盾转嫁到国外的行动上去的程度。相反，欧洲人觉得全球化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局面。这也得益于欧洲国家的再分配制度。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共同富裕的体制设计更完善——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贫富悬殊，一次分配不行，那就二次分配；二次分配不行，就三次分配。
新京智库：那欧盟国家在产业链上进行微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是否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原来的合作关系可能因为疫情、气候灾害等因素影响而走向分崩离析？
辜学武：因为疫情的控制，现在已经基本是分裂的了，航班中断、人员流动难，但全球物流并没有完全中断，只是有所延缓。从逻辑上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
首先，除了像古巴等个别国家因为美国的制裁，现在全球基本是市场经济，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亚太国家。市场经济是什么意思？就是资本主导，你都是企业经济，要是不盈利就会自动离场，如果盈利谁也不会轻易离开。资本是逐利的，市场越大，逐利成本越低，因此，只要各国不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计划经济模式，继续坚守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就不会分崩离析。
这是因为在大家都要盈利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中断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他们虽然有资金、技术，但需要市场。反过来，发展中国家有市场，但还是缺乏资金、技术，所以也必须与发达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新冠疫情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迫使很多国家把国门临时关上了，但并没有说彻底中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
恰恰相反，如果新冠疫情一旦过去，尤其是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憧憬，比如丹麦、德国和英国一些病毒学家作出比较乐观的判断，称2~3个月后中断两年多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会出现一种井喷式的回暖，他们认为奥密克戎是新冠病毒的终结者。这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基本上出现过，就是一到夏天各种活动就突然多了起来，冬季出现新冠疫情又消退了。
新京智库：也就是2022年可能恢复一个比较好的国际交流局面？
辜学武：是的，4月份春暖花开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压抑的国际交流会重新多起来，欧洲国家至少有这种自信心，但是全球能否出现就无法判断。
以德国为例，疫苗接种率是75%，加上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已经有了免疫能力，很多人觉得走出去不会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感染率比较高的国家，如果能控制死亡率，有可能率先走出疫情。尤其欧洲内部有可能出现互相放松管制的现象。
“欧洲不站美国那边中国就成功了”
新京智库：当前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关系处于低谷期，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有“选边站”，比如英国、立陶宛等。那欧洲大国中法国、德国有没有“选边站”的迹象，或可能？
辜学武：现在还只是英国，立陶宛，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还处于观望之中，因为他们还不愿意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紧紧地锁定在中国或者美国身上，而且是不可能仅仅锁定在中国身上。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去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德法两个国家是几乎不可能走上配合美国遏制中国这条路上的。尤其是法国追求战略自主的思想，在总统马克龙的领导下，非常强烈。
▲法国总统马克龙。图/IC photo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欧洲一些政治家和民众越来越担心：美国还要多久把他们自己的民主体制埋葬掉，还要多久会发生内战，社会撕裂到哪一个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其他欧洲国家是不可能完全选边站美国的。
与此同时，他们也害怕中国。这不仅是与中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而且也是因为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确还有成见。这是多方面原因形成的。这也让其他欧洲国家没办法一定要“站”中国一边。他们更希望在中美两国的地缘博弈夹缝中求生存。
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那么，欧洲国家一定是站在美国一边。欧洲国家中多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中美如果相互宣战，《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自动启动（集体防御条款），欧洲国家不想站在美国一边也得站。但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在短期内发生军事冲突。
新京智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还是要更多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处理好双方关系，比如更多地在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上加强交流？
辜学武：对，我觉得现在中国闷头发展就好。美国政府在遏制中国成长，阻止中国的最终崛起。中国这时一定是要头脑冷静，不能跟着美国“随风起舞”，而是要走自己的路，在欧洲这样一个广袤又发达的地区，还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地区，用巧妙的战略战术处理好双边关系，不能因为一个错误决策而让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功亏一篑。
其实，只要欧洲不站在美国那一边，中国就成功了，不一定要欧洲在每一个重大场合都紧紧地站在中国一边，这很难。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很多项目的合作来实现，比如在经贸、人文、科技领域，并且持续下去，就一定会有新的转机出现。
当然，这也还取决于美国烂到什么时候。欧洲许多美国问题专家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担心，就是美国可能发生内战。如果美国内战一旦爆发，欧洲更需要保护自己，在全球寻找安全港口时，一定是比较稳定和繁荣的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有这样一个定力，只要自己不犯错误，天时地利实际上都是在中国这边。
有很多机会改善中欧关系
新京智库：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在经济产业链中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欧洲等发达国家相对有所下降。你认为这是否将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向好或者稳定？
辜学武：从欧洲国家的角度而言，中印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实际上是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因为欧洲的外交思想有两个特点，就是“两多”，即“多极”和“多边”。欧洲国家希望世界上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不被某一个大国所主导，希望他们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被某一个大国主导，欧洲往往很被动。欧洲国家的DNA就是玩“多边”，这个他们玩得如鱼得水。
中国政府除了要“多极”、“多边”外，还要“多元”（即政治体制）。这个欧洲国家还跟不上趟。尽管如此，中欧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合作空间。总体来讲，我不觉得新兴国家的崛起会伤害中欧之间关系的发展。当然，最后落地到一个个合作项目时，双方之间还是会出现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摩擦，这与欧洲主张的“两多”和中方的“三多”不完全契合有关。这个摩擦需要管控，管控得好，中欧关系就能发展好。如果管控得不好，中欧关系就会出现困难甚至倒退。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中欧双方细心互动的关系，中方不能等在哪儿看欧洲国家怎么做，而是可以主动出击来化解一些矛盾和摩擦。
新京智库：比如有哪些机会？
辜学武：比如现在中欧之间有很多出口管制，互相之间不信任，中德之间也存在。出现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中德之间由原来互补性很强的双边关系，现在朝着竞争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不仅德国与中国之间，欧洲很多传统工业国家与中国的互补性是在下降，竞争关系在上升。
有数据表明，德国的精密仪器、化学制品和汽车等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慢慢都被中国取代：除了欧盟以外，基本上把德国挤到了第二位。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还能跟中国保持以前那种平常心，保持互补性的合作关系吗？不能！现在德国人觉得中国跟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有了防范心态。
但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意味着中德关系在走下坡路。这时候就需要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引导竞争的良性发展。出口管制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双方可不可以商量着拟定一个新的负面清单，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下进行良性竞争。
新京智库：就是说不管怎样，中欧双方还是要坐下来谈“双方的分歧到底怎么解决”？
辜学武：对，要谈，且谈的机会很多。德国、法国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开放的，不像美国政府那样防范、打压，更不是遏制性的，而是一种寻求合作的，共同寻找出路的心态。
欧洲国家的政治家普遍认为，中国发展起来可以接受，因为本来他们就不是（经济）老大，只不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他们也要能赢得更多利益。有时，欧洲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跟美国走得近一点，这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时候在某些问题上跟中国走得近一点，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办法阻挡。比如，在WTO临时仲裁机制设置上，欧盟与中国政府联手抵制美国的消极态度就很成功。其实，在很多项目上，中欧双方是有利益契合点的。
打掉裹在中欧合作上的“壳”
新京智库：2021年底，德国20年来首次派军舰进入中国南海，这个应该怎么看？
辜学武：德国派军舰的目的、动机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其实，对于派军舰一事，德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最后是选了一个折中方案：去可以，但是不参加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不越过台湾海峡、不经过有争议的南海海域，只在国际公海活动。军舰出发前总理府还饯行了，并要求必须向中国人表示友好，去拜访一个港口。但这件事最后被媒体渲染成德国是跟着美国来遏制中国的。这其实提醒我们，外交工作有时还是要做得再细致一点。
为什么英法德也派出军舰到南海，有两个背景要清楚，首先是亚太地区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其次是美国制订印太战略出现后，强化了对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欧洲该怎么办？当一个旁观者？最后欧洲国家决定还是要争取一席之地，在世界上繁荣印太地区和中美俄一起“玩”。因此，在欧洲国家的一系列文件中都包括了亚太、印太文件。欧洲国家决心也要去把欧盟的旗帜打出来，展现在辽阔的太平洋上。
不过，对欧洲国家也要区别看待。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派最多军舰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最后是德国：派了一艘巴伐利亚号驱逐舰。英法到亚太地区来也有其历史背景，比如法国有13个海外属地，其中7个在亚太地区。所以马克龙会说他们有义务、有权利去亚太地区。
当然，由于中欧间还是有一些隔阂和鸿沟，主要是（派军舰）时间点也不对。正在美国掀起遏制中国的高潮期，而且德国又是在美国的一再催促之下犹犹豫豫地进入太平洋的。德国承担了对盟友的义务，但冒犯了中国，在国内也遭到了许多批评，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误判。这与德国总理府与国防部不和，自己没有把故事讲好也有关系。
新京智库：2022年已经到来，德国成为G7轮值主席国，法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你认为这对中欧关系是否有利好？中国应该如何利用好？
▲德国总理朔尔茨。图/新华社
辜学武：德国成为G7轮值主席国和法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确实是今年改善中欧关系的一个很大机遇。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整个发达国家的项目、议题设置和推进速度将由这两个欧洲国家主导。而德法两国相对来说是追求战略自主，主张同中国务实合作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因为跟美国的安全依附关系更强一些，谈战略自主时还显得有些缩手缩脚。
同时，中国跟德法也没有纠缠不清的问题。德法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战略竞争冲动。而中国领导人跟法国总理马克龙，以及德国新总理朔尔茨之间的沟通也非常顺畅。现在朔尔茨、马克龙有机会主导多数发达国家的整个议题设计，也会带来很多氛围上的影响，这时中国政府就需要加强与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的沟通，让“反华氛围”有所降温。
这个时间的窗口期其实很短，也就是2022年的前三个月。不管是G7还是欧盟，很多议题、项目的设置都是在1月-3月份定下来，再晚之后就没有谈判改动的机会了。
比如欧盟的“Global Gateway”（全球门户计划，被认为是欧洲版“一带一路”），现在只是有一个战略上的设想，还有很多项目没定下来。中国政府其实就可以主动出击，可以反客为主，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就像当初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功对接。再比如G7，德国总理朔尔茨作为今年的轮值国主席，也有很多项目没定下来，德国一直很关心非洲的项目。那中德是不是可以一起在非洲合作做点什么？
还有气候变化合作。中美可以发布联合声明，中欧能不能也发个联合声明或公报？德国政府对气候问题是非常上心的。
新京智库：2022年已经到来，你对中国外交，尤其是中欧关系改善还有何建议？
辜学武：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中方如果能够联手马克龙、朔尔茨实现欧盟的一个设想——他们希望尽早地举办“中欧峰会”，希望中国领导人与欧洲27国领导人一起聚一聚，现在正是商定日期的窗口期。如果中国政府主动释放善意和兴趣，促成中欧峰会举办是一件好事。现在欧洲国家有意愿，很多具体问题就可以往下谈。
中欧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就是卡了壳，卡在了欧洲议会。其实中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在克服欧洲议会这个障碍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如果把这个“壳”去掉，转机就可能出现。现在中欧双方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阻碍了双方的合作，需要用理性思维克服情绪化的影响。
新京智库访谈员|肖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