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数据已经不是第一考量，清白才是”：揭秘明星背景调查
▲随着近年来演艺圈生态的变化，专门针对明星的背调业务逐渐兴起。（全景求是供图/图）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消息，含税5.3万元，这是艾漫数据调查一位明星的价格。
这家成立了11年的科技公司，主要做文娱行业的大数据挖掘，三个月来，一项乏人问津的冷门业务变得炙手可热——对指定的艺人做风险背调。订单量在第一周就超过四十件，后来基本月入百单，已占据公司百分之八九十的业务。
2021年7月31日，北京朝阳警方通报吴某凡事件，此后艾漫的总裁曹永寿不断接到客户垂询，关心的重点从商业数据、粉丝购买力转向了风险，“这个艺人到底会不会踩雷？”
艾漫的分析师们变身调查员，除了从不间歇抓取的数据里作出舆情分析，还能对明星身边的人做线下访谈。曹永寿不愿意透露调查员的人数，据他描述，这是一群“对娱乐圈很了解，却永远不准追星”的人，他相信他们有辨别谎言的技巧。
品牌广告主和影视片方是他们的客户。五至七天内，客户就能拿到完整的风险报告，付费还能加急。报告包含两年内的风险观察，延长时间需要加价，增加境外社交网络内容也要加价。所有明星统一标价，“任何大咖、低咖在我这里人人生而平等。”曹永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仅2021年，已有不下九位艺人发生重大负面事件，致使合作方利益受损。据估计，郑爽代孕和逃税风波后，至少12个品牌、4部待播电视剧受影响，损失高达数亿元。剧组比广告商更加有苦难言，广告商可以尽快解约，但影视作品可能面临下架，牵连甚广。据曹永寿了解，“没有几个艺人赔得起整部剧的投资，剧组一旦摊上这种事，真的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2021年7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做好劣迹艺人风险控制的通知》，其中第三条写道：“广大委员今后在聘用演员前，要做好背调，规避风险。”
影视从业者宋颖观察到，市面上很多影视项目开始控制演员数量，“能少就少，不要太多，群星的项目短期内不会再看到了，因为风险太高了，不知道谁会爆雷。”
宋颖所在的H公司已将明星背调加入固定流程，在拿到评估报告之前，无法签署合约。她评价艾漫的报告足够细致，名气不大的艺人被指控恋爱不忠这类小范围事件，常人难以发现，“肯定没有技术爬虫找得那么精准”。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大部分平台邀请艺人前会进行背调，有些成立了专门的安全团队，有些通过自行搜索。奢侈品牌从业者李一成有位朋友刚签下流量明星，不到一周就出事了，“她说还好没付款”。他们习惯从过往的合作方那里打听艺人的情况，“现在数据已经不是第一考量了，感觉清白才是”。
大部分背调建立在公开信息之上，“私生活一类是无法得知的，除非他之前爆出过相关问题。如果私生活都能通过合法背调得来，那就不会有节目或者剧遭殃了。”一位平台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将调查延伸至线下访谈借鉴了职场背景调查的做法。背调公司全景求是近来收到了对真人秀节目嘉宾、签约小说作者的背调需求，全景求是CEO王维纳发现，这类调查和普通职场背调不同，非常看重候选人的社交媒体内容。查询需征得当事人的授权，取得账号密码，不仅查看公开发布过的内容，还包括给别人的评论。
专业背调有明确的规范，需要正式授权、不可触及隐私、结果严格保密。在王维纳的经验里，商界越有公众人物属性的高层人士，给出授权的可能性越低，以防同行掌握信息后产生利益冲突。他相信顶流明星同理。
不同于职场背调，艾漫调查时艺人并不知情，即便艺人通过身边人的反馈得知，也无法知晓调查者是谁。艾漫同时对客户规定，调查结果不得公开，“我们并不是私家侦探，如果你把我当成私家侦探来用，如果你去公布了，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你负所有的法律责任。”
曹永寿强调，他们不是狗仔，狗仔贩卖隐私，而他们只是提供咨询服务。他把背调比喻为体检，他们只做检查，给出扫描报告，至于诊断结果、启不启用，最终资方才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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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放大镜看”
在一个项目里，并非所有演员都需要背调，H公司的艺审团队会和主创、制片开会，共同拟定背调名单。名单一般包括电影的主角和重要配角，流量型艺人要重点关注，出镜场次越多的艺人越要调查——关系到出事后替换重拍的成本。
艾漫的报告把风险分为五个类型：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商业风险、粉丝风险。政治和法律风险，例如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李某迪嫖娼被拘，用曹永寿的话来说，“它是一剑封喉的，是不存在端倪的，一触发就‘死’”。
每一份报告都会显示某明星在各维度的风险系数和峰值、近年内风险变化的趋势、造成风险点的具体事件。政治风险一旦出现，直接触发最高级别风险。法律风险的权重也很高，不过有例外，有时艺人参与了有抄袭争议的影视剧，会加剧负面舆论，但在没有最终判决的情况下，未必不能雇用。
调查还会搜集官方对艺人的态度：官方媒体的提及、行业协会的点名批评或表扬、行业协会中担任职务、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等国家级晚会的露脸。
官方平台近期内邀请过的明星相对安全。一位中央级视频媒体平台导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会做较深的背调，私人情感问题防不胜防，“基本都有点问题，还得自己判断，一般也不会完全不用，都是看运气”。
核查内容细微到了明星的文身和社交网络上传的图片。技术会抓取特殊类型的图片，交给人工辨别，比如日本的出游照。遇到模糊的图片，更要仔细判断，“你可以理解为，好像粉丝在用放大镜看”。艾漫的数据分析相关负责人汪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除了明星本人，他的亲朋好友、经纪人、同公司艺人、老板等也要一一查看。近年来，因父母是老赖或有其他问题而负面缠身的明星不在少数，“以前信息不透明，最近信息越来越透明了。”汪景分析。
男明星的性丑闻属于法律风险，难以预估，但通过对亲友的调查，可以发现相熟的圈子是否有类似行径。
实际上，情感生活是风险最多又最难以探查的领域。曹永寿宣称，他们的商务团队有常年积累的人脉，可以快速联系到明星的亲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匿名访谈。他觉得艺人难以提防或造假，“他不可能全世界认识的人都交代一遍，防不住的”。
有品牌要求夫妻共同代言，这对明星人前的形象是家庭美满，但艾漫通过背调，发现他们已经分居多年，长期没有共同出镜。“如果客户很在乎他们婚姻的完整性，我们会告诉他存在这样的风险。”曹永寿说，“广告主会请艺人回应，如果艺人都不敢回应，那基本证明这事就是真的。”
王维纳从事背调十多年，知道私人情感状况最难调查。国内户籍系统和民政系统不完全互联，即使有本人授权，也不一定能查到婚姻状况，更别提“海王”“渣男”这类口头指控。
总体而言，曹永寿发现单身艺人风险系数较高。艺人维持单身形象往往出于现实需求，不论是担心流失粉丝，还是个人生活需要，“像某个艺人都隐婚多年了，但是在外界造成单身的人设，突然发现他是隐婚并且有孩子，马上艺人在商业价值上就会有很大的缺陷，这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因为他撒谎。”
明星的性取向也被置于放大镜下，这很难通过已知信息判断，要在线下问出蛛丝马迹。曹永寿发现，同性恋男明星的风险大于同性恋女明星，一旦公开，男明星可能会大量流失女粉丝，而女明星的商业价值往往受影响不大。
据曹永寿了解，欧美艺人更少隐瞒自己的情感状态，甚至大胆公开性取向，反观国内，“十有八九避而不谈，娱乐圈变成暧昧经济情感消费，我来粉你，是因为我把你当成男朋友、老公，我为你花费的是真金白银，导致明星对自己的情感状态越来越封闭。”
这样的行业生态里，明星的人设和私生活变相成了某种商品，“我是一个素人，私生活或情感状态的确是个人自由，我个人的东西也没有带来经济效益。”曹永寿认为，“因为他在贩卖人设，然后人设崩塌，对不起，他赚了多少钱，他就摔得多重。”
经过所有背调，没有一位明星的报告会显示“零风险”，最好的情况是“低风险”。“多多少少都会有，只不过是风险大小的问题，或者对他是不是有影响。如果他真的一点风险都没有，那说明这个人不红。”汪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1年9月3日，北京一建筑外墙上的明星画像。（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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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只是民意而不是真相
明星经纪人七喜曾为一档节目做营销，一位选秀出道的参演明星被指在旧照比出侮辱女性的手势，这件事登上微博热搜。“这个点没发酵起来，没有影响他职业生涯，这个节目也照常上，审核也照常审。”
那是2018年，不尊重女性对艺人来说还算不上严重的负面新闻，现在情况大不一样。王维纳为一档职场真人秀做背调时，节目组的基本要求就包含不歧视女性。当调查员筛查嘉宾的社交网络言论，暴力、色情和地域歧视都容易分辨，“但歧视女性这个事就难”。
调查员大部分是女性，王维纳给她们定下内部标准：先草木皆兵，如果某些言论让你不舒服，先记录下来；更多调查员加入判定，凡有3个以上女调查员都感到不适，就算歧视女性。
节目组收到背调报告后，可能会和候选人沟通删除风险言论，也可能更换人选。对于候选人来说，这可能难以接受，王维纳解释，“我不管你是不是歧视女性，但你说话让人不舒服了。在社交媒体你让人家不舒服，未来有一天你出名了，这个事就可能放大。”
2010年最早的职场节目《职来职往》开播时，陆续爆出嘉宾简历造假，王维纳联系到节目组，希望提供背调服务，没有得到同意。当时风险不受重视，“他们想事特短视，（追求）瞬间收视率的爆点，现在的节目不允许制造这种争议了。”王维纳说。
汪景认为，大部分风险早已暴露在公开领域，只是“大家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点，看到就看到了，不care它”。
五年前就有女粉丝公开举报吴亦凡的私生活，当时对他影响不大。
旧闻也有爆发的危险，具有偶然性。宋颖注意到，《毒液2》上映后，有网友翻出英国男演员汤姆·哈迪2012年的采访言论，指其有辱华嫌疑。“不是没有被爆出来的艺人就一定没问题，第一有关注度的问题，或者他的关系链里有一些是是非非、举报之类的，这个都不好说。”
背调最大的意义可能不在于发现新事件，而是发现新标准。9月2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其中包括“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汪景发现，选秀出身的偶像开始往硬朗方向转型。
过去常引起热议的“耍大牌”，现在不算是严重问题。七喜见过某位男明星只喝80度热咖啡，凉了就要求工作人员重买，“这种只能在行业内口碑差，外面没有人信，只要他在粉丝面前营造好形象就好了。”
“标准就是不停在变的。”七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艺人除了犯罪这类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之外，其他被拉下水的，部分是被舆论扣上了敏感话题的帽子。”
曹永寿觉得，很多社会话题没有绝对标准，不像考试有标准答案。
艾漫内部有一份码表，不断更新着每个话题当下的敏感度，为分析师提供判断的依据。“我一直跟我的分析师讲，你们不要卷入这里面的立场纷争，你只能按照我们制定好的标准，判断这件事情。”曹永寿允许分析师有个人观点，但更重要的是把公众的观点提炼给客户。
明星出轨事件频发，有些当事人销声匿迹，有些却活跃如常。如果当事明星不再被大量负面舆论纠缠，就有恢复商业价值的希望。“数据可以反馈出来，公众对这个事情的容忍度。”曹永寿说。
有些难以辨明是非的争议事件，背调报告会呈现不同观点的数量和比例，“网民对于这个人，有多少人持正面观点，有多少人持负面观点。”汪景说，“谁渣谁不渣，或者两个都渣，就看公众的反应了。”
宋颖多次使用过背调后发现，对方提供的只是民意，而不是真相，“调查公司不负责取证，他们更多会告诉你存在这样的舆情，百分之百地证实，他们做不到。”
七喜做经纪人的时候，发现很多原委根本说不清楚，网民不会听明星辩解。后来她给电视剧做舆情监测，发现“大家更多监测的其实是别人口中说出来的话，没有人会在乎这个人说的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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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就是风险”
江西小伙刘大凯在网上叫“选秀星探长”，专门为电视节目和经纪公司招募潜在的年轻艺人，大家喊他探长。新人要想大红大紫，投钱必不可少，刘大凯遇见过一个练习生参加选秀，公司花了一百万，家里只拿得出五千元，“说白了，五千块买票都买不了多少”。
像杨超越那样农村出身的少之又少，刘大凯认为，她首先有傲人的外貌条件，其次公司舍得花钱，“这个和投资一样的，她有增长的趋势，投这么点钱是值得的”。
打造明星就像投资股票，涨跌要靠天时地利，“中国的资本急于求成，这个项目数据很好、周期短，利益翻了几番，那我就可以投。”刘大凯参加过韩国SM公司的海选，韩国培养练习生的周期长、投入大，十年时间才培养出几个人。“中国公司会觉得，十年之后钱也不值钱了，万一他不行呢？这个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国内的模式下，艺人的确易在极短时间里爆红，不论本身才能如何，只要数据漂亮，足以拥有商业价值。“很多数据是虚假的流量，把表面工夫做好，评论点赞刷一刷，看起来好多。这是现在的人性，跟风，这么多人关注，我也关注一下。”刘大凯分析，就算事后出问题，资本也赚到了快钱。
天价片酬盛行那几年，投资更是相当不理性，曹永寿见过很多资方压根没多想就抢着签约了，“你去签一个明星，本来在讲价，第二家已经出到1300了，你情不自禁出到了1500，一堆人出1800。”
明星频频爆雷让资本变得谨慎，很多资方拿到风险报告后，会要求将潜在风险点写进合同条款。比如，如果一位已婚明星被查出出轨风险，当事人通常会否认，广告主可以增加条款，要求合同期内不得出现相关行为，否则将面临高昂违约金。曹永寿甚至见过罚7倍违约金的合同，“当他觉得自己不会有这些问题，他就签了，都有侥幸心理”。
李一成在奢侈品行业做了五年公关，品牌方越来越懂得在合同中“留一手”，设置严苛的违约后果，并且将解约条款规定得非常宽泛，“比如这个艺人的某些行为对品牌的名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或损害，就可以解约”。
这种约束往往对双方都有效，2021年9月，瑞士爱彼手表总裁的涉台湾言论涉嫌辱华，担任品牌大使的鹿晗立刻高调解约，终止合作。
绝大多数明星都有或大或小的风险，除了公认的红线，其他情况下品牌方会有复杂的权衡。李一成的公司曾举办一场全球活动，外方总部选用了七八个女明星，在国内推送新闻前，他把明星的名字发给舆情监测公司，发现一位外国明星有疑似种族歧视的言论。考虑到她在中国的知名度较小，歧视言论也不针对亚裔或辱华，李一成还是照常推送了。
“就是衡量对我自己的品牌有没有影响，看品牌觉得他的商业价值是不是大于他的负面。”李一成观察，奢侈品大牌看重调性，选人往往缓慢谨慎，而很多快销或美妆品牌喜欢热点明星，“如果签这个艺人就是为了短期内带动销量，可能不会那么在意那些污点，签三个月、签半年，合作结束了他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为了降低风险，李一成的公司通常会先和明星合作一次性的活动，慢慢建立关系，给对方的头衔再逐步上升，最终选出的代言人一定经过了长期多次检验。
明星出问题后，资方的做法取决于和艺人的捆绑程度。宋颖说，如果明星背后牵扯的利益足够大，资本会希望合力保下他，但现在很难做到，“反正我们是没有办到过”。过去流传着资方花高价掩盖黑料的传闻，据曹永寿观察只能发生在2012年以前，后来就不行了，“各种抖音，各种自媒体，删不了的，野火烧不尽”。
曹永寿的一位客户是以男性为目标群体的品牌，请他们调查一位艺人，他们委婉地告知，“你是一个特别阳刚的品牌，他不适合你的调性，因为他的取向不一样。”但是，客户的决策人非常喜欢这位艺人，最终还是坚持签约了。
然而，一旦舆论影响足够大，不论事件如何带有争议、明星方面如何解释，大多数资方目前倾向于谨慎起见，“拿不准就不用了”。宋颖参与的项目里曾有演员出事，但当初的人选是导演所定，不便追责，现在这类决策会采取投票制，参与人员众多，可以分摊责任。创作团队都表示理解，“因为风险太大了，怕太多人的心血和劳动白费了”。
某晚会原计划邀请一位男明星，近期网络出现了关于他私生活的非议，虽然没有引起大规模讨论，但内部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考虑到长期影响，最终没有用他。
“艺人的风险已经做到极致的苛刻了，有争议就是风险，广告主一看，你这个争议也没有个结论，那我先不用你。”曹永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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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保证他出道以后没有污点吗？”
不久前，有经纪人朋友向曹永寿求证是否在调查旗下艺人，“表示有点不爽”。曹永寿不承认也不否认，他劝对方只能接受，“人家毕竟花了一千多万来请你”。目前还没有明星迁怒或起诉艾漫，也还没有人企图买下黑料。
没有人喜欢被调查，王维纳的经验是，就算是普通上班族，很少有人对背调有良好心态，最终调查报告和自我描述完全一致的人，“连10%都不到”。
2019年5月，韩国《ProduceX101》节目的一位选手被曝是校园暴力加害者，退出了节目，节目组宣布将对其他练习生重新进行背景调查。
刘大凯招募新人前，会稍微浏览对方的QQ空间，遇到性格极端者多加注意，其他在他看来没必要太苛求，尤其年轻偶像常见的恋爱史隐患，“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干点啥不是很正常吗？如果现在你选一个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污点，你保证他出道以后没有污点吗？”
七喜的经纪公司签约前也会做调查，但考核重点是艺人的家庭条件。她总结练习生就两种：一种相貌好、家庭差，入行是为了改善命运；另一种是富家子女来体验生活。“我们更希望能够选富孩子。”
她的观察和刘大凯一致，新人问题少，通常入行之后才生变，“一进到这个环境当中，他接触到的诱惑，受到的威胁、伤害、影响都变大了。”对于新签的艺人，经纪公司会立规矩，提醒对方自觉，“能吓唬得住”。等艺人红了就不好约束了，经纪公司反而要仰赖他，为他收拾残局，“大家永远在一条绳上”。
最让七喜崩溃的一次，她底下的艺人私自领证结婚，被人拍照发上网。她通过八卦账号才得知这件事，她没去质问艺人，“埋怨他没有用，倒不如赶紧把事情处理掉，艺人永远跟经纪公司是利益共同体”。
做经纪人那几年她每天都睡不好，“你永远想象不到你睡下之后，你的艺人突然一发神经，半夜又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或者半夜又要跟谁出去喝酒。人是永远不可控的。大多数经纪人都或多或少会疯。”
做大数据之前，曹永寿做过媒体，担任过尼尔森的中国区总监，在娱乐行业有很多朋友。据他所见，娱乐圈前些年走了不少弯路，热钱大量涌入，“太有利益，很多东西就变性了”。很多艺人飞来飞去，日夜颠倒，带一堆助理，经常不知道自己出席的活动是什么，近乎一台机器。高压状态最终在私人生活领域释放，“在一个染缸里，有时候是主动、有时候是被动进入这个漩涡的”。
他甚至知道有些经纪人刻意掌握艺人的黑料，才能控制住对方，艺人则纵容经纪人赚取非法利益，等到闹掰，“双方把证据一放就和解了”。
粉丝却要求看到完美形象。七喜带过一位男艺人，在工作或聚餐场合被拍到和她坐在一起，粉丝误以为他们在恋爱，闹着集体脱粉，七喜的微博大小号里充斥谩骂。“粉丝对他的约束程度，要不要达到男和尚的标准？”
“很多人追星，其实是在神话明星，明星就是他们想要达到而未曾实现的样子。艺人会受到老板的要挟、公司的制约、舆论还有粉丝的威胁，每一个爱他的人其实都在威胁他。”七喜感叹。
王维纳有一次和长辈一起看电视，播到某位男歌手，长辈要求换台。他疑惑地问，为什么换台？长辈说，因为他离过婚。
“他认为离婚真的是人生污点，他不认为这是婚姻自由，他关心的是你不完美了。公众很脆弱，接受不了这样。”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是说他们不善良，只是共情能力没那么强，思维方式没有那么复杂，喜欢简单贴个标签。”
七喜对大众的道德标准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位年轻女演员总被人骂眼神有心机？为什么一位年轻偶像抽烟要公开道歉？“我不理解他抽烟错在哪了，可能是错在他被拍到了。”
曹永寿内心非常清楚，几乎没有人经得起这样的背调，“坦白讲，真正严格起来，绝无一人能够通过考核，就看社会对你的容忍度在哪。”
但他也认为，既然明星靠这张脸、这副品德在江湖上混，“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应受访者要求，宋颖、李一成、汪景、七喜、刘大凯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张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