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反向依赖：独生子女的“养老”困境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1980、1990年代出生，独享阖家宠爱的独生子女们，终于快到了要供养父母的时候了。
25岁的李曼设想过自己未来的生活：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一套能容纳自己和父母的房子，房子周边必须配套三甲医院（最好十分钟之内能到达），浴室要有防滑垫，淋浴房要有老年人专用的扶手……总之，每个细节都要优先考虑父母的养老需求。
在她看来，这“能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大概是她身为独生女最合适的安排。
规划清单上，稍远的旅游城市被近处的旅游景点替换——父母年纪大了，出远门不方便。尽管自己喜欢迷你型的小车，但还是得买个SUV，因为那样载着爹妈方便。曾经那些想要“出去看看”“去到更远地方”的想法，当下都为父母的养老问题让了步。
在“一家三口”的家庭结构里，李曼清楚地知道，自己像是父母手里的风筝线，终归有着很深的羁绊，难以割舍。她也意识到，这种羁绊将否定她未来人生的诸多可能。
孤独
五一假期一个悠闲的午后，电话铃突然响起。电话那头，李曼的母亲急促又慌张：你快过来，我被车撞了。
到事发现场五分钟的路程里，李曼脑补了母亲瘫倒在血泊里、毫无意识的各种场景，她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看到倒地的母亲意识清醒，只是腿部骨折了，她长舒了一口气，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车祸现场围了很多人，但谁都指望不上。救护车20分钟后才到达现场，还没来得及换掉睡衣的李曼跟母亲一起被送往急诊科。
父亲是远洋渔船上的一名技工，常年在海上漂泊，除了禁渔期的两个月，大多时候家里只有李曼和母亲一起生活。她不得不把还没从惊吓中缓过来的母亲独自留在急诊科，自己趿拉着拖鞋跟肇事司机沟通、和医生确认治疗方案。在医院的报告处和缴费处来回蹿。
“真的太孤独了。”孤军奋战让李曼倍感委屈。
此前的日子里，她始终坚持如果遇不到对的人就不婚。她早有独自承担父母养老问题的心理准备，但在那一刻她动摇了。太期盼身边能有个人帮着她把母亲扶上救护车，跟她讨论母亲的护工怎么请，替她排解心里那份恐惧。
今年研究生毕业的她把离家近作为择业的首要条件。李曼在广州读商科，毕业时同学们都涌进一线城市的大企业。李曼也心动过，一家互联网大厂给她发了offer，入职意味着更高的年薪、更广的视野，但她不敢。
大一那年期末，李曼的外公突然去世，为了赶回老家送外公最后一程，她连夜买了火车票，一路站了十几个小时回去，边哭边后悔当初选择了“离家千里”。她不敢想象，如果某一天父母有突发状况，身处异地的她该如何面对地域局限。
父母的衰老一点点地展现在她面前。今年回家时，李曼发现以前和自己一样身高的母亲好像矮了半头，整个人都缩了起来。
一切以就近为原则。李曼选了离家车程不到4个小时的城市，进了一家比大厂年薪少10万的事业单位。她盘算着自己工作两三年就能在这个小城市买上一套房，把父母接来一起住。这样一来，晚上不用加班，至少能多出一两个小时陪在妈妈身边。
她羡慕那个有姐姐照顾家里的同学，可以远离家乡外出闯荡，但自己却没勇气做到。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图为湖北宜昌市街头，一位父亲带着孩子从计划生育广告前经过。
羁绊
李曼只能靠自己。
在医院陪护的日子，她偶尔也会羡慕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绕膝而坐，轮番照顾老人。她会不自觉地想，没有可分担的兄弟姐妹，将来若是母亲生病，自己还能做哪些准备？
李曼知道，父母的养老早就和自己未来的人生挂上了钩。初中开始，父母就会在不经意间提及，“我们未来就要靠你了”“我们没有别的期望，只想把你抚养成人”……临近毕业，父母还是会再次提醒她择业要离家近，回到家乡来。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是独生女，不远嫁，要回到家乡工作”的想法像是刻在骨子里，时不时地冒出来。“为什么要跟我的人生绑定？就不能有我自己的选择吗？”逆反的念头时常会窜出来，但多数时候矛盾又被自我化解：他们也的确只能靠我了。
从出生起，李曼就是母亲的重心。在家庭内部，父亲挣钱养家，母亲则负责李曼的生活、学习。高中时，她去外地上学，母亲也跟去了，租了个房子陪读。那时候，母亲的喜怒哀乐都与李曼有关——她成绩差了，母亲会自责没做好；她不开心了，母亲也会跟着难过。
读大学时，李曼选了外省的一所大学，她是宿舍里唯一的独生女，也是唯一一个每天会跟母亲通电话、分享日常的姑娘。那时的她觉得这是父母跟自己关系好的体现，可现在想来，李曼又觉得似乎好得太过了。
李曼是被迫接受这种绑定的。在她看来，这样的绑定否定了她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这种绑定是良性的吗？在新西兰的陈凯也说不好。在海外生活近11年，陈凯保留着每天跟父母电话聊天的习惯。
三年前，为了照顾父母的养老问题，陈凯尝试着把二老接到新西兰定居。但在异国，语言不通、环境不同的障碍总会让老两口的正常生活卡壳。超市付账遇到故障却因语言问题难以沟通解决；去医院时除了面对高昂的医药费，偶尔还会出现因表达不清而难以确诊的状况。
陈凯发现，父母到新西兰当了“老年漂”后，几乎没了自己的生活。天气好时，他们会外出散步一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就在屋里看电视等着陈凯下班。
老两口在新西兰呆了一年就提出要回国，理由是：在异国他乡，长期不跟人交流，没有自己的生活，人都快傻了。
父母回到国内后，陈凯只能增加返回国内探亲的频次。2020年春节，原本就有高血脂的父亲突然住院。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多家航空公司关闭了中国航班。
回国不是件容易的事。陈凯算了笔账，过去的几年里他攒下来的年假有45天，如果要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来回路程加上隔离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且有感染风险。
出国是父母极力支持的，去外面拓展眼界、获得更高的学位是从小父母对他的期许。但最近几年，父亲的想法变了。母亲在电话里告诉陈凯，父亲住院时总念叨，早知道现在回国这么费劲当初就不该让儿子出国。迈入50岁后，他开始羡慕那些有孩子陪在身边的同龄人。
陈凯陷入自责。他意识到自己期盼的幸福生活中，父母是重要的一环。他开始接触国内的猎头，谋划着回国发展。
在新西兰，陈凯是地产领域的高级工程师，有着优渥的经济收入。但回国就业则不容乐观，领域受限，国内能留给他选择的机会多是初级或者中级工程师职位，甚至连投递的简历也多数石沉大海。
“事业一定是倒退六七年的。”陈凯犹豫不决。但得知陈凯回国计划的父母是欣喜的，日常分享工作生活的电话内容变成了讨论陈凯回国到哪个城市发展合适。理智严肃的父亲甚至会打趣说：“我可不会去你房子里给你做饭。”
陈凯能感觉到，父母对他回国充满期待。“人在海外面临的困境就是要么现在回乡，要么在不得已时回去。”32岁的陈凯无奈地说。
2021年4月，在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道晚霞彩带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带领老年做保健操。
反向依赖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有人倾诉独生一代在养老问题中面临的两难，也有人吐槽为什么父母对自己有很强的控制欲。
有媒体指出，独生一代现象强化了“亲子一体化”心理。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过度的“爱”导致父母对子女产生了“反向依赖心理”——如果子女不依赖他们，他们就感到失落。
临近毕业的那段时间，高雯发现母亲好像“变本加厉”了。一群同学外出吃饭到晚上10点，母亲会每隔半小时来通电话，询问自己在哪里、做什么。高雯觉得，一桌人只有自己每半小时都要“通报”一声，很没面子。
不在父母身边时，母亲对她的掌控欲总表现得很强。在外地上学时，手机开着静音充电，高雯漏接了母亲的电话。再回过去，母亲会先把她骂一顿或者干脆不接。
高雯也很苦恼，她深感父母对唯一的孩子的过分关心可能会让孩子不太能适应，尤其在长大以后。她跟父母争取过自由，希望别再管这么多，但没结果。独自在外时，电话还是不间断地打来。她尝试着理解，可能是父母需要自己给他们安全感。只是这种反向的安全感压得她有些不舒服。
多数人都在努力与父母建立边界。有人在网上发帖咨询能建议退休的父亲尝试什么样的休闲活动；有人帮无业的母亲物色新的工作机会；有人问起什么样的养老院适合老人社交……
李曼发现，母亲跟自己的边界感是从她工作后才逐渐建立的。母亲开始工作后，有了自己的社交圈，跟李曼通电话的频次减少了很多。母女俩偶尔聊起养老规划，母亲告诉她，自己要报老年大学或者是退休后去周边的城市旅游。李曼欣喜地看到，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不过，在母亲的养老规划里，将来只有帮她带孩子，她去哪儿，母亲就跟着去哪儿。
可这种边界没有标准。李曼担心边界感强了会造成生疏，即便在父母需要她时，也不再开口。智能手机刚普及时，父母总弄不明白手机页面卡了该怎么处理。李曼不在家时，父亲得去邻居家敲门，拜托邻居家的儿子帮忙调整。
李曼觉得心酸，她把父母的手机买成跟自己同型号的，遇到不会操作的问题，李曼就录屏拍下来发给他们。父母不会用微波炉的预约功能，她用便签纸写好步骤，从插插座到点确认，每一步都写上。
李曼说，作为独生女，虽然成长过程中很孤独，但自己也受到了父母百分百的爱，相应的也要承担些代价。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李曼、陈凯、高雯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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