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开天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青海铸就了“向往光明”的辉煌
红西路军战士修建循化红光清真寺时，雕刻在花砖瓦和墙壁上的红五星、镰刀、斧头、工字、领章等象征革命的图案。
红军战士在子木达沟口的石壁上写下的“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的标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青海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了地方军阀的黑暗统治，实现了青海解放，建立了党的政权组织，铸就了党在青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往光明”的辉煌。
建党前，青海循化籍学生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全国，在北京上学的青海循化籍学生邓春兰、邓春膏、邓春霖、邓春芩四姐弟，在京成立“春晓学社”，创办以“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为宗旨，以“自由、平等、奋斗、坚忍”为信条的刊物《春晓学社季报》，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成为青海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追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先锋。在五四运动的促进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对青海革命斗争、建设改革、发展进步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
党成立后，始终努力在青海开展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1925年，李大钊针对西北局势情况，抓住西北军首领冯玉祥革命救国倾向，与其实现合作，指派中共党员宣侠父、钱崝泉等人，以国民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前往甘肃开展革命工作。12月，他们与先期派至的中共党员张一悟共同创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直接负责领导甘肃(青海于1929年1月正式建省。在此之前青海东部河湟地区由甘肃西宁道统辖)等地党的工作，有力推动了青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特别是1926年，特支成员宣侠父在甘肃甘南草原、青海河南县及果洛等地调研的基础上，与贾宗周一道共同努力，支持拉卜楞地区藏族群众反抗军阀马麒压迫，并合理解决拉卜楞事件(拉卜楞地区1928年前归西宁道循化县管辖)，成为党在青海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党遭到蒋介石右派势力严重迫害，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也被迫中断革命。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工作，1932年12月，由中共党员吴鸿宾、孙作宾等人筹建中共甘宁青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甘肃、宁夏、青海党的工作，明确提出要在三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武装斗争。遗憾八个月后因叛徒出卖，甘宁青特委遭到破坏。
红军及西路军先后在青海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在甘孜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出发北上，其中红二方面全军跟随左纵队途经青海果洛班玛地区，在仅有的20多天里同少数民族群众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第一次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宣传了党的政策，播撒了革命的种子。1936年红军胜利结束长征，为打通远方，争取支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尽管兵败，但红军钢铁般的意志没有被敌人摧毁，在青海与马步芳反动势力殊死抗争，为长期深受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的青海各族劳苦大众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及甘肃地方党组织派中共党员来青开展革命活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1937年10月，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秘密成立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负责继续领导三省党的工作，其间，来青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有力促进了青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如：寇从善受中央指派三进三出青海，与敌周旋；周服之巧妙利用关系，宣传党的主张，传播先进思想；王儒林、王建三、蔡振东三人在敌营秘密建党，随军移驻青海时刻待命；罗扬实隐秘潜入白区调查，收集情报。
解放战争期间，西宁工作团党支部为解放青海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军在中央军委解放大西北，向甘、宁、青、新广大地区进军的指令下，通过甘肃陇右工委协助，在临洮组建西宁工作团，之后在甘肃临夏成立西宁工作团党支部，为解放军解放青海提供了重要情报。9月，一野一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马步芳残敌，强渡黄河天堑，一举解放西宁，结束了西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摆脱了“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的苦难境地，青海各族人民从此当家做主，开启了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青海铸就的辉煌，历史将永远铭记，在中共甘肃特支、中共甘宁青特委、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下，无数共产党员积极投身青海革命，开始了青海早期革命斗争，点燃了青海革命的星星之火。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长征经过班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迹，镌刻了藏汉一家的兄弟深情。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西路军与反动军阀马家军进行顽强抗争，以巨大牺牲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人民解放军和西宁工作团为解放青海、结束马步芳家族黑暗统治、开启青海历史新纪元，所作出的历史性巨大贡献。
十万大军乘羊皮筏子强渡黄河天险
兰州解放后，第一野战军分兵三路：左路向青海，中路向河西走廊，右路向宁夏方向进军，以期迅速解放大西北。
1949年8月27日，集结在甘肃临夏地区的左路军第一兵团接到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战斗命令。一军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命令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部从永靖渡黄河，取道民和、乐都，沿湟水以南的山区小路，直取西宁。二军在王震直接指挥下，由临夏西进循化，夺取古什群峡桥，过黄河，取道甘都、化隆，协同一军攻占西宁。两路大军犹如两股强大的铁流，形成了钳取西宁的态势。
永靖黄河北岸对我军防御的是马步芳的新编骑兵军，敌人不断向黄河南岸射击，威胁我军安全。此外，敌人为阻止我军渡河，还将永靖渡口原有的一座铁索桥砍断，烧毁二十多只木船。由于在黄河架浮桥没有经验和缺少器材，架桥失败。在这种情势下，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决定利用牛羊皮筏子渡河，组织当地群众，每天可扎成大小筏子40多只，小筏每次可渡4人，大筏可乘8至10人。8月28日拂晓，一军开始渡河，先头部队二师五团三营首先秘密渡河成功，击溃了河北岸两个连的敌人，占领了对岸渡口，掩护大部队渡河。一军有3万多人，骡马2000多匹，部队的骡马则集中在一起，由水性好、身体棒的战士，抓住带头马的笼头下水向对岸游去。到9月2日，一军靠着这种原始渡河工具，顺利地渡过黄河天险，无一人一马损失。
王震司令员率领的第一兵团部和由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率领的第二军8月28日到达循化，循化成为青海最早获得解放的县。循化是个小县，人烟稀少，吃粮困难，大部队不能在此久留，必须很快渡过黄河。循化有三个渡口，古什群峡渡口、大河家渡口、西峡口渡口。马步芳曾命令马绍武部将古什群峡木桥和各渡口的所有船只一律烧毁，将河岸的一切木料烧毁，并将部分水手裹胁到黄河北岸，以防为我军所用，将黄河北岸从甘都到官亭的敌人集合起来，每日与我军对战。
根据上述情况，我二军一方面命令工兵在炮火掩护下，利用旧有桥墩尽快架桥，一面派出许多部队发动群众寻找水手、船工，准备用木排、牛羊皮筏渡河。架桥工作，因原桥基破坏严重，工程量很大，短期内无法架成。只好在各族群众的帮助下赶制木排和羊皮筏子，并将一只能乘坐120人的磨船修好。8月30日，五师在火力掩护下，以锹作桨，冒着弹雨，冲过一个又一个激浪和险滩，努力向对岸划去。8月31日，二军又开辟了草滩坝、伊麻目庄、查汗大寺三个渡口。9月3日二军前卫师进驻化隆县甘都，军部驻在甘都马步芳公馆。5日五师解放了化隆县城。由于一军于9月2日在永靖全军渡河完毕，进度较快，二军四师从循化折回也在永靖渡过了黄河。第十八军团所属的六十二军也是用羊皮筏子在莲花河岸渡过黄河。
三个军十万余人乘坐羊皮筏子，强渡黄河天险，一面强渡，一面作战，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一匹骤马，创造了奇迹，这在自古至今的中国战史上是没有的，就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英勇斗争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红军横跨黄河两岸，欲打通苏联，形成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红四方面军之五、九、三十军及总直部队21800余人，奉命于10月下旬西渡黄河，执行《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局发生变化，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制定新的作战计划，于11月11日，命令已经渡过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该部在河西创建根据地，以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红西路军在河西进军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与甘、青两省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及地方反动民团展开了浴血奋战。在给养十分困难的劣势下，全军将士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与敌人鏖战近5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祁连山。
1937年3月前后，马步芳将在河西战役中被俘的红军将士6000余人陆续押送至青海，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张掖经民乐、祁连、门源、大通到西宁，少数是从武威取道永登、民和、乐都到西宁。马步芳将其中2800余人编入其新编2军所辖补充团，从事修建营房、桥梁及校舍等强制性劳动，其中400余人被强迫编成工兵营在循化县赞卜乎村(1987年改名为红光村)等地从事伐木、垦荒、盖房、修路等劳役。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采用各种方式坚持与敌斗争。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有大批的女红军指战员，她们或被送工厂做苦工，或被送与马家军属下官佐员弁作妻奴。无论被管制于何处,他们都是生活在血雨腥风之中，被迫忍受种种屈辱,甚至死于非命。被俘红军指战员中有1700多名遭杀害。
党中央对在青海的被俘红西路军将士极为关心，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营救他们的工作。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使得4700余人摆脱敌人魔爪，返回革命队伍。(杨燕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