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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师生家长中,谁对“新高考”的满意度最高

原标题:8万份问卷评估高考改革,学生、教师、家长中,谁对“新高考”的满意度最高

2014年,新高考改革试点率先在浙江、上海两地展开。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启动第二批改革试点。2019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省市公布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目前,全国共有14个省市加入了新高考改革的行列。

从2014年启动至今,新高考改革究竟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考生、教师和家长对新高考改革有怎样的评价和反馈?未来,新高考改革的趋势如何?上观新闻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王新凤博士。

“最重要、最复杂的一次教育综合改革”

上观新闻:从1978年恢复高考至今,2014年以来的新高考改革被认为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次教育综合改革。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钟秉林:其实,这么多年来,中国的高考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一直坚持着小步走、不停步的改革节奏。而且,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维持高考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基础上,针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至于从2014年开始实施的这次新高考改革,筹备时间确实比较长,改革涉及的领域也确实比较广。

从2010年开始,教育部就组织专家分了十几个专题对高考改革进行全国性的调研和论证,包括过去历次高考改革的成绩、不足以及对改革的种种设想。在这个基础之上,2014年,国务院发文正式启动新高考改革。这么长的筹备时间在以往是没有过的。

上观新闻:当初为什么要下决心启动这场新高考改革?

钟秉林: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精英阶段,到2002年进入大众化阶段,再到2019年进入普及化阶段,上大学的人数比原来多得多。现在高考的人才选拔,不是当初精英阶段从一大批考生中选拔少数尖子人才进一步深造。在普及化阶段,是让有意愿上大学的考生通过高考选拔,把他们送到适合他们的高校去深造。两者在本质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按照原来“一考定终身”的方式来进行选拔,显然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因为在普及化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它们的人才选拔标准和选拔方式是多样的。

同时,维护教育公平是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导向。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如何更加关注弱势群体,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成了高考改革必须直面的课题。我曾经在延安插过队,对此有很深的体会。农村孩子在高考中处于劣势,考不出高分,不是他们不聪明,更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环境中,没能接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所以,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补偿政策向农村学生倾斜。农村孩子希望通过高考实现阶层递进,改变人生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此,高考不仅承担着促进教育公平的职能,还承担着维系社会公平、公正的责任。

此外,通过新高考改革,还希望能够引导中小学尽可能地避免应试教育的倾向,重视每个孩子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改革的目标就是三点:一是促进公平,尤其是入学机会公平;二是科学选才,选拔合适的学生到高校深造;三是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可以说,这场新高考改革是很有时代特色的。

“不断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调整”

上观新闻:新高考改革为什么采取在部分省市先行试点的方式?

钟秉林:高考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学生、家长、教师都是高度关注,社会也是高度关注,它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涉及每年上千万的考生,所以高考改革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社会问题,会产生重大舆情,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新高考改革的策略是“遵循规律、试点先行、协同改革、平稳推进”,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

上观新闻:为什么一开始选了浙江和上海进行试点?

钟秉林:在新高考改革的起步阶段,之所以选择浙江和上海进行试点,有以下几个考虑。第一,因为浙江和上海的基础教育水平比较均衡,总体水平也较高。第二,因为这两个省市在前期已经做了高考改革的很多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很好的改革基础。第三,浙江和上海对于高考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很高,事先已经制定了一些方案。最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浙江和上海先行进行试点。

上观新闻:当时浙江和上海发布的新高考方案为什么又是不同的?

钟秉林:浙江和上海,一个是省,一个是直辖市,教育的基础情况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在制定改革方案时也有所不同。比如,在高考自选的3个科目上,上海采用的是“6选3”,在6门高中课程中选3科作为考试科目;浙江省则结合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推出了“7选3”的方案,增加了一门技术科目。经过专家论证,认为两种方案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就是先行试点带来的一个重要经验:具体方案里的内容可以有所不同,只要紧扣高考改革的目标就行。在具体做法上,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尊重各地的首创精神。

以一年两考这个举措为例。浙江和上海在试点中率先实行英语一年两次考试,浙江省选考科目也是实行两次考试,从中选择一次较好的成绩计入分数,这样可以降低学生集中备考的压力。但是,中国地域广大,不同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后来经过调研发现,有的省份认为一年两考会增加高中教师的负担。因此,第二、第三批改革省份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中,选考科目和外语笔试一般是一次考试。所以,不能一刀切,应该结合各地的不同情况进行多样化探索,并根据新问题适时微调相关政策。

上观新闻:在新高考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哪些难题?

钟秉林:事实上,高考改革因为事关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充满争议。比如,在高考自选科目上有争议,在取消体育、艺术特长生加分上有争议,在一年两考的问题上有争议,对取消文理分科有争议,对西部地区考生的倾斜政策也有争议。虽然高考改革的每一步都很艰难,但路已走出,就要坚持走下去。

王新凤:在新高考改革实施的过程中,确实曾经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在部分省份先行试点的过程中,学生存在趋易避难的选科倾向,继而出现了选考物理的学生人数大幅下降的现象。问题出现后,教育部门立即做出了调整:第一,2018年,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引导高校明确规定某些专业必须限选物理或者其他相应的科目。第二,部分改革省份出台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第三,第三批试点的8个省份调整为“3+1+2”的模式,即统考语数外3科之外,物理、历史2门必选1科,再从化学、生物、政治、地理中选2科。这样,引导学生合理选科,避免选科时出现不平衡的现象。

不断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调整,这是新高考改革的一种常态。

“新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上观新闻:7年过去了,这场新高考改革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钟秉林:7年时间不长,但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通过提升高考的公平性,使高考招录的公平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高考是一个高利害、高风险的选拔性考试,必须规范和清理有关加分政策、严厉打击考试舞弊现象。

另外,通过实施专项计划,针对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考生进行定向招生,由重点大学制订专门计划,定向录取。截至2020年,累计已有70万名学子通过专项计划走出贫困地区,走进重点大学,促进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

第二,从高考选拔的科学性来讲,学生的选择机会有所增加。新高考改革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选择”。高中学生必须要学会选择、做出选择,对自己要有自我认知,这是新高考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革。提高学生自主选择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在高中学校开展生涯规划教育。这对学校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学生家长角度来说,家庭教育的观念和方式也要转变。要克服只关注孩子分数的焦虑情绪,更多关注孩子的兴趣爱好以及今后的学术发展和职业发展,鼓励孩子自主选择。

上观新闻:这些改变,有主动的改变,也有被动的改变。

钟秉林:第三,高中学校的育人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实施选课制、走班教学、分层教学,成了教学新常态。不仅教学方式发生了改变,对学校的管理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对高中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谁来帮助学生提高自主选择的能力?教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他们最了解学生。因此,在深化课程改革、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同时,还要重视提高教师发现学生兴趣特长、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指导学生选课和规划学习生涯的能力。

第四,高考改革倒逼高校进行招生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方面,高校要按照适合自己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标准来选拔人。另一方面,要把招生录取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规划。比如,去年推出的“强基计划”,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有专门的系统的培养规划。有的大学专门研发了课程,有的大学配备了本科生导师,有的大学采取本硕博贯通培养,把招生和人才培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学生、教师、家长、学校都随之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

上观新闻:未来,新高考改革还有什么计划?

钟秉林:今年,教育部拟启动第四批省份的新高考改革,新高考已经进入了从东部改革试点向中西部逐步推广的新阶段。

新高考改革已经在路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持初心。所谓初心,就是紧紧围绕三个目标: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要能离这三个目标更近一些。

“改革增加了学生们的选择性”

上观新闻:对于新高考改革,你们曾经组成专家评估组进行跟踪评估,能介绍一下评估的情况吗?

王新凤:自2014年以来,我们作为第三方评估团队开展的大规模跟踪评估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2019年,我们受地方教育考试院委托对新高考改革进行评估。这次评估主要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对高中教师、高中学生、学生家长、高校教师、高校学生五类群体开展问卷调查,范围覆盖优质高中和薄弱高中、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一共回收了8万余份问卷。同时,召开了21场座谈会,进行了330人次的访谈。

第二次是在2020年1月,我们在前期跟踪评估的基础上,主要针对试点省份高校的2017级、2018级、2019级通过新高考录取的学生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30余万份。同时对高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180多人次的访谈。

第三次是2020年10月,我们对第二批试点省份的北京市开展了跟踪调查。除了对高中学校的访谈之外,主要以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北京市4个城区的高中教师、高中学生和高三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次共回收问卷2000多份。

我们希望对新高考改革的整个过程进行跟踪评估,从而能够得出相对客观的、全面的结论。

上观新闻:这些评估调查的结果怎么样?

王新凤:首先,对于新高考改革,学生群体的满意度是最高的。无论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改革省份,无论是访谈还是问卷,都反映出学生对新高考改革的满意度非常高。3次问卷调查显示,学生群体对新高考改革成效的满意度都在80%以上。学生们普遍认为,新高考增加了他们的选择性。对一年多次考试等改革措施的认可度,学生也远高于其他群体。

其次,认为新高考改革促进了科学选才,这个结论在不同群体中的认可度都很高。刚才提到,新高考改革的三个目标是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让大家来评价这三个改革目标是否达成。结果显示,无论是高中生、大学生,还是教师、家长,大家对新高考促进科学选才的认可度最高。通过对新高考录取的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综合评价招生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专业认可度比较高,与统一高考学生相比也表现出更好的综合素质和学习潜力。

上观新闻:那么,老师和家长对新高考改革的满意度如何呢?

王新凤:这一点在不同省份、对不同改革措施的看法上有所差异。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与学生相比,教师、家长的满意度可能相对低一点。比如第一批试点省份问卷调查发现,学生的满意度是最高的,满意度相对较低的是高中教师。因为作为首轮试点省份,改革难度、改革不确定性较大,比如选考科目与外语可以进行多次考试,这样在满足学生选择性的同时,也增加了高中教师的工作负担和心理负担,所以高中教师对改革的评价会相对低一点。

但在对北京的跟踪评估中,情况就不太一样。学生的满意度仍是最高的,但是满意度相对较低的是家长。可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家长群体普遍对孩子的期望更高一些,所以对新高考改革的期望更高,某些方面的满意度相对就会偏低。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北京问卷调查中家长群体对改革成效的满意度也在60%以上。

“要以长远眼光来看待这场新高考改革”

上观新闻:为什么某些省份家长对新高考改革的满意度会相对偏低呢?

钟秉林:在我看来,传统观念依然制约着我们对于新高考的认识。比如,为什么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比我们预想的要慢?重要原因之一是总觉得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这是长期存在的传统观念造成的。实际上,国家建设需要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级专门人才,尤其急需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人人成才”的标准也应该是多样化的。高等职业教育近三年来,每年扩大招生规模100万人,高职院校一直在探索分类考试、提前招生、注册录取,这方面的改革力度还是很大的。

再比如,前面提到的“强基计划”。“强基计划”的招生专业是基础学科和关键技术领域,它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导向,那就是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因此,“强基计划”招生的试点学校限定在全国36所一流大学建设的A类高校。可是我们注意到,现在社会上对“强基计划”的炒作比较厉害,特别是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又开始抓住所谓的商机,推出了“强基计划”培训班。很多家长出于功利性的目的,认为通过参与“强基计划”培训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大学。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值得跟风效仿。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根据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权,如果孩子对这些专业没有兴趣或不适合,那就不必勉强。

上观新闻:对于高考改革推出的一些新政策,不能用功利化的眼光去解读。

钟秉林:是的。同样,也不能对新高考改革做碎片化解读。比如,在取消文理分科的问题上有过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学生的特长发展。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整体来看就有一定的片面性。我认为,在高中阶段过早进行文理分科主要有两个弊端:一是容易造成学生偏科,知识结构不完善。学科发展综合化是大趋势,知识结构不完善,到了大学还得补课,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二是容易造成学生思维方式不完善。文科擅长形象思维,理科擅长逻辑思维,两者必须很好地结合,才能形成创新性思维。过早文理分科,不利于创新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创新人才培养。

还比如,对于取消体育、艺术特长加分,有些家长也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一个学生如果确有体育、艺术特长,发展通道有很多,可以报考高校的体育艺术类专业,也可以报考重点大学的高水平运动队和大学生艺术团。另外,新高考探索综合评价招生、“强基计划”招生等模式,都将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其中也可以充分展示学生的体育、艺术特长。所以,对新高考改革方案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解读,而不能应试化、碎片化、功利化地去解读。

上观新闻:应对新高考改革,您认为还需要改变哪些观念?

钟秉林:教育观念转变是积极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先导。要树立现代的教育观和科学的成才观,观念不更新,仍然用旧眼光去看待“新高考”,那么这场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我想说的是,高考是学生求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但不是学习过程的全部,更不是人生的全部。成才的机遇很多,路径也很多。很多优秀人才并不都是从名校出来的。一个人的成功不仅靠智力因素,还取决于很多非智力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每个孩子都是有差异的,必须承认和研究这种差异性,鼓励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我们应该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新高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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