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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贴启事到互联网寻人 打拐寻亲更“容易”了吗?

原标题:从张贴启事到互联网寻人,打拐寻亲更“容易”了吗?

有人在找家,有家在找人

“寻找1989年出生,1992年在湖南岳阳洞庭湖渡口厕所外丢失的女儿赵琪,臀部有小疤痕,穿的背心上有妈妈绣的凤尾花。”

5月27日,抖音账号“宝贝回家-放飞心情”发布了这则短视频,阅读量很快破万,点赞破千。评论里偶尔会有网友提供几点微茫的线索,更多的则是祝福和转发——“祝早日找到”“希望一家人早点团聚”“愿今后天下无拐”……

点开这个账号,1700多条视频都是各式各样的寻亲讯息,从垂髫儿童到耄耋老人,一张照片配上几行文字,就寄托了寻亲者全部的希望。

“宝贝回家-放飞心情”发布的寻亲视频

“宝贝回家-放飞心情”发布的寻亲视频

账号的运营者刘红涛是一名寻亲志愿者,参与寻亲已近15年。2018年起,他开始在抖音上发布寻人短视频,3年来帮助超过100个家庭团聚。为了感谢他,有人向他下跪,有人给他塞钱,有人邮寄大批家乡特产作谢礼,他都没有接受。有人问他:“那你做这么多,到底为了什么?”

刘红涛说:“我就想要一张你们的团圆照片。”

一个“专门的任务”

团圆对很多人来说很简单,是家庭的日常、亲人的陪伴、节假日的欢聚。但对有些家庭而言,却是一种奢望。《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显示,2020年,全国走失人次达到100万。4年前,这个数字高达394万。

每一个走失者背后,都有一个摇摇欲坠的家。电影《失孤》男主角的原型郭刚堂,为了寻找被拐18年的儿子,花掉全部积蓄,跋涉40万公里,至今仍未放弃。所有失去幼子的父母,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余生所愿只剩“失而复得”。

多年来,国家公安、民政系统,社会公益组织,大批寻亲志愿者都奔走在打拐寻亲的第一线,刘红涛就是千千万万个寻亲志愿者中的一个。

2007年,一位流浪老人倒在河南省中牟县毕虎村的田埂上,偶然被刘红涛救起,几经辗转联系上了远在陕西安康的家。老人的女儿连夜乘火车赶来时,跪在父亲膝下泣不成声。刘红涛看着这样的笑容与泪水,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在那之后,他开始把寻亲当成一个“专门的任务”来做。

但寻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开始,单枪匹马的刘红涛只能帮助那些偶然遇到的走失者,方式也大多是求助警方或尝试联系走失者的老家,如果遇到智力障碍、沟通不畅的,往往束手无策。

2014年,刘红涛加入了民间寻人公益组织“宝贝回家”,有组织的寻亲就显得专业得多。每天,刘红涛都能收到新的求助信息,他负责把这些寻亲者的资料整理出来,发布到网站上。同时,每个志愿者会跟进一定数量的“任务”,帮寻亲者寻找、联系有希望的对象,并协助双方进行DNA鉴定。

除了“宝贝回家”分配给他的任务,刘红涛还跑到各个平台如中国寻亲网、大众寻亲网上“扒”案例。只要有联系方式的,他会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问。“因为有的平台只是登记信息,没有志愿者帮忙跟进,这样寻亲的效率是很低的。”那时候,刘红涛每月的电话费都能花出近千元。

刘红涛的寻亲笔记本

刘红涛的寻亲笔记本

2018年,在10岁的侄女的推荐下,刘红涛注册了抖音账号“宝贝回家-放飞心情”,将寻亲者的信息制成短视频发布出去。由于平台受众广,公益视频的流量权重也较高,账号吸引了大批热心网友,粉丝很快突破了10万。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寻亲的效率持续走高。

3年来,刘红涛寻亲成功的案例超过了过去12年的总和。他收到的私信和评论越来越多,不仅有人向他求助,也有人提供线索。有时候,网友的一点提示,就能让扑朔迷离的故事找到破解的那根“线头”。

2020年2月,刘红涛帮一名93岁的老人姚鹏娥找到了老家。据老人外孙女提供的信息,姚鹏娥13岁时被拐卖到山西,只记得老家是“河北魏县杏花营村”刘红涛将信息发布到抖音后,很快有网友留言,“是不是河北威县?”

后经刘红涛查证,威县果真有一个“香花营村”,正是老人的家乡。时隔多年,由于记忆的模糊或语言的变化,老人说出的地名只是一个谐音,所幸在现代化的网络平台上被无数网友看到,加之“群众的智慧”,她才得以落叶归根。

2020年4月,姚鹏娥回到了阔别80年的河北老家,迎接她的队伍从村口一路排到她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这位儿孙满堂的老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她曾说,“哪怕我死在这儿,只要一股风,也能把我吹回老家去。”而今终于如愿以偿。

帮姚鹏娥寻亲的抖音视频

帮姚鹏娥寻亲的抖音视频

有人寻家,有家寻人

寻亲主要分为两种——寻家与家寻。顾名思义,走失者在找家,家人也在找他们。大多数的寻亲过程都是双向的,幸运的时候,志愿者们能在现有的资料库中正好找到对应的双方,更多则需要持续不断的搜索与寻觅。

今年2月,一个叫朱仁忠的年轻人向刘红涛求助,要找他的亲生父母与双胞胎哥哥。1999年,朱仁忠的父母带着4岁的双胞胎兄弟到福建莆田的一座天桥下摆摊卖鞋,朱仁忠在玩耍时,被一名男子拐走,就此与家人分隔万里。

刘红涛将他的照片与信息制成短视频,连发了几条,最高的一条播放量超过百万,终于收获了一条关键线索——一位女网友发现朱仁忠和闺蜜老公长得很像,立刻把视频转发给了闺蜜,而闺蜜的老公正好有一个走失的孪生弟弟。当晚,兄弟俩通过刘红涛建立了联系,视频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看着屏幕那边的“另一个我”,朱仁忠就确定,这一定是自己的哥哥。

DNA比对成功后,朱仁忠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与父母哥哥团聚。他才知道,22年来,父母为了找他,一直守在那座天桥下卖鞋。

他走失的最初几年,母亲日夜难眠,在身上挂着绘有孩子信息的牌子,走街串巷地发传单。后来希望愈加渺茫,母亲“认命”了,却性情大变。她开始迷信神佛,四处祈愿,希望小儿子能健康长大,一家人还有团聚的一天。她不顾一切地做好事,见到人就帮,买菜专挑老年人的摊位,即使菜坏了也坚持买下来,只为给流落在外的儿子“积德”。朱仁忠回家那天,母亲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嚎啕大哭,直喊“终于感动了上天”。

朱仁忠回家后的全家福

朱仁忠回家后的全家福

这样的故事,刘红涛见过太多太多,在寻亲这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中,每个志愿者都亲眼目睹了人世间最多的“苦”与“善”。偶尔也会有麻木的时候,但想到那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与支离破碎的家庭,他们必须继续找下去,不能够停下来。

事实上,家寻比寻家要困难的多。

走失的孩子或老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家乡的记忆——村口的大椿树、港口的大船、家里常吃葱花大饼等等,都是关键的“破案线索”。有些寻亲者记忆模糊,一下说不出什么来,就需要志愿者“引导发问”,老家是山地还是平原、小时候见没见过下雪、家里种了什么树……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意象,引导之下,寻亲者多少能想起一些,从而顺利缩小地理范围,更精准地聚焦目标所在。

但家寻就是完全的“大海捞针”,大多时候只能指望官方或志愿者带来一些“很像”的消息,可能会匹配成功,也可能是空欢喜一场。

好在,近年来随着国家相关机制的完善与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全国各地建立起的“打拐DNA数据库”,让更多寻亲的路径有迹可循。“督促寻亲者早日采血,录入血样”,也成了志愿者们的重要任务。

能帮一个是一个

几乎每天,刘红涛都会收到“怎么能加入你们?我也想帮人寻亲!”的私信,网友的热心让他十分感动,但他知道当志愿者并不是一件“说干就干”的事,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底。

他只能把自己的经验与成功案例总结下来,发给新人们学习参考,帮助大家共同提升寻亲效率。

寻亲志愿者需要反复的琢磨学习,从整理寻亲信息、与寻亲者沟通、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话语,到收集各个平台的线索,和网友集思广益……最开始的刘红涛对计算机操作与互联网一窍不通,连“编辑寻亲者信息”这么简单的任务,也整理得错误百出,甚至一度被“踢”出了志愿者的沟通群。但他锲而不舍,被培训老师“魔鬼训练”了一个月,才终于通过考核。

注册抖音账号后,他又自学制作短视频,把寻亲者提供的信息打在照片上,搭配一个简单的背景音乐,现在刘红涛5分钟就可以简单制作一个短视频。每天,他平均能发出3-7条。截至目前,刘红涛的抖音账号已经拥有41.3万粉丝,获赞600万。

这个过程中,刘红涛也见证了多年来寻亲方式的“进化”。最原始的方法,是在电线杆或小报上发布寻人启事,家长们挂着孩子的信息牌辗转全国各地“人肉搜索”。

过去街边的寻人启事

过去街边的寻人启事

后来,寻人的渠道成了广播、电视、网络论坛等,志愿者们的沟通工具则大多是电话。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凭借社交平台的流量与速度,寻人路径与效率有了质的突破。

这些开放性的社交平台具备“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出圈”的可能性更大。很多时候,在抖音上给刘红涛提供线索的,都不是要找的那个人或他的亲人,而是当地村民、邻居或是朋友的朋友。

刘红涛记得,曾有一个老家在山东日照莒县的年轻人,幼时父母带他到黑龙江牡丹江的外婆家探亲,他在火车站走失。多年后,刘红涛帮他在抖音上寻亲,同时收到了两条评论,一条来自莒县老家的邻居,一条来自牡丹江外婆家的邻居,仿佛不约而同地顺着网线而来。经确认后,这两条线索都是对的,年轻人也多了两个家。

可以说,从官方的公安、民政系统,到公益组织、互联网平台,再到各地的寻亲志愿者,共同织就了一张寻亲的信息网络。刘红涛们只是这张网中最微不足道的力量,却如星星之火一般,串联起所有希望的火种。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快递小哥,也有企业家,还有曾经的寻亲者。他们秉持着一个普通人对受难者最大的共情,就算帮不了所有人,但能帮一个是一个。

有一年除夕夜,刘红涛吃着饺子忽然想起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和流落在外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又忍不住坐到了电脑前,搜寻新的留言。

打通一个电话后,对方第一反应是,“你是骗子吧?”刘红涛回道,“就算是骗子,大年三十也该放假了。”话音一落,两人都笑了。

电话结束时,对方问他:“大年三十还在打电话,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刘红涛说:“我什么也不要,到时候给我一张你和家人的团圆照就行。”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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