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张贴启事到互联网寻人，打拐寻亲更“容易”了吗？
有人在找家，有家在找人
“寻找1989年出生，1992年在湖南岳阳洞庭湖渡口厕所外丢失的女儿赵琪，臀部有小疤痕，穿的背心上有妈妈绣的凤尾花。”
5月27日，抖音账号“宝贝回家-放飞心情”发布了这则短视频，阅读量很快破万，点赞破千。评论里偶尔会有网友提供几点微茫的线索，更多的则是祝福和转发——“祝早日找到”“希望一家人早点团聚”“愿今后天下无拐”……
点开这个账号，1700多条视频都是各式各样的寻亲讯息，从垂髫儿童到耄耋老人，一张照片配上几行文字，就寄托了寻亲者全部的希望。
“宝贝回家-放飞心情”发布的寻亲视频
账号的运营者刘红涛是一名寻亲志愿者，参与寻亲已近15年。2018年起，他开始在抖音上发布寻人短视频，3年来帮助超过100个家庭团聚。为了感谢他，有人向他下跪，有人给他塞钱，有人邮寄大批家乡特产作谢礼，他都没有接受。有人问他：“那你做这么多，到底为了什么？”
刘红涛说：“我就想要一张你们的团圆照片。”
一个“专门的任务”
团圆对很多人来说很简单，是家庭的日常、亲人的陪伴、节假日的欢聚。但对有些家庭而言，却是一种奢望。《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显示，2020年，全国走失人次达到100万。4年前，这个数字高达394万。
每一个走失者背后，都有一个摇摇欲坠的家。电影《失孤》男主角的原型郭刚堂，为了寻找被拐18年的儿子，花掉全部积蓄，跋涉40万公里，至今仍未放弃。所有失去幼子的父母，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余生所愿只剩“失而复得”。
多年来，国家公安、民政系统，社会公益组织，大批寻亲志愿者都奔走在打拐寻亲的第一线，刘红涛就是千千万万个寻亲志愿者中的一个。
2007年，一位流浪老人倒在河南省中牟县毕虎村的田埂上，偶然被刘红涛救起，几经辗转联系上了远在陕西安康的家。老人的女儿连夜乘火车赶来时，跪在父亲膝下泣不成声。刘红涛看着这样的笑容与泪水，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在那之后，他开始把寻亲当成一个“专门的任务”来做。
但寻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开始，单枪匹马的刘红涛只能帮助那些偶然遇到的走失者，方式也大多是求助警方或尝试联系走失者的老家，如果遇到智力障碍、沟通不畅的，往往束手无策。
2014年，刘红涛加入了民间寻人公益组织“宝贝回家”，有组织的寻亲就显得专业得多。每天，刘红涛都能收到新的求助信息，他负责把这些寻亲者的资料整理出来，发布到网站上。同时，每个志愿者会跟进一定数量的“任务”，帮寻亲者寻找、联系有希望的对象，并协助双方进行DNA鉴定。
除了“宝贝回家”分配给他的任务，刘红涛还跑到各个平台如中国寻亲网、大众寻亲网上“扒”案例。只要有联系方式的，他会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问。“因为有的平台只是登记信息，没有志愿者帮忙跟进，这样寻亲的效率是很低的。”那时候，刘红涛每月的电话费都能花出近千元。
刘红涛的寻亲笔记本
2018年，在10岁的侄女的推荐下，刘红涛注册了抖音账号“宝贝回家-放飞心情”，将寻亲者的信息制成短视频发布出去。由于平台受众广，公益视频的流量权重也较高，账号吸引了大批热心网友，粉丝很快突破了10万。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寻亲的效率持续走高。
3年来，刘红涛寻亲成功的案例超过了过去12年的总和。他收到的私信和评论越来越多，不仅有人向他求助，也有人提供线索。有时候，网友的一点提示，就能让扑朔迷离的故事找到破解的那根“线头”。
2020年2月，刘红涛帮一名93岁的老人姚鹏娥找到了老家。据老人外孙女提供的信息，姚鹏娥13岁时被拐卖到山西，只记得老家是“河北魏县杏花营村”刘红涛将信息发布到抖音后，很快有网友留言，“是不是河北威县？”
后经刘红涛查证，威县果真有一个“香花营村”，正是老人的家乡。时隔多年，由于记忆的模糊或语言的变化，老人说出的地名只是一个谐音，所幸在现代化的网络平台上被无数网友看到，加之“群众的智慧”，她才得以落叶归根。
2020年4月，姚鹏娥回到了阔别80年的河北老家，迎接她的队伍从村口一路排到她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这位儿孙满堂的老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她曾说，“哪怕我死在这儿，只要一股风，也能把我吹回老家去。”而今终于如愿以偿。
帮姚鹏娥寻亲的抖音视频
有人寻家，有家寻人
寻亲主要分为两种——寻家与家寻。顾名思义，走失者在找家，家人也在找他们。大多数的寻亲过程都是双向的，幸运的时候，志愿者们能在现有的资料库中正好找到对应的双方，更多则需要持续不断的搜索与寻觅。
今年2月，一个叫朱仁忠的年轻人向刘红涛求助，要找他的亲生父母与双胞胎哥哥。1999年，朱仁忠的父母带着4岁的双胞胎兄弟到福建莆田的一座天桥下摆摊卖鞋，朱仁忠在玩耍时，被一名男子拐走，就此与家人分隔万里。
刘红涛将他的照片与信息制成短视频，连发了几条，最高的一条播放量超过百万，终于收获了一条关键线索——一位女网友发现朱仁忠和闺蜜老公长得很像，立刻把视频转发给了闺蜜，而闺蜜的老公正好有一个走失的孪生弟弟。当晚，兄弟俩通过刘红涛建立了联系，视频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看着屏幕那边的“另一个我”，朱仁忠就确定，这一定是自己的哥哥。
DNA比对成功后，朱仁忠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与父母哥哥团聚。他才知道，22年来，父母为了找他，一直守在那座天桥下卖鞋。
他走失的最初几年，母亲日夜难眠，在身上挂着绘有孩子信息的牌子，走街串巷地发传单。后来希望愈加渺茫，母亲“认命”了，却性情大变。她开始迷信神佛，四处祈愿，希望小儿子能健康长大，一家人还有团聚的一天。她不顾一切地做好事，见到人就帮，买菜专挑老年人的摊位，即使菜坏了也坚持买下来，只为给流落在外的儿子“积德”。朱仁忠回家那天，母亲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嚎啕大哭，直喊“终于感动了上天”。
朱仁忠回家后的全家福
这样的故事，刘红涛见过太多太多，在寻亲这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中，每个志愿者都亲眼目睹了人世间最多的“苦”与“善”。偶尔也会有麻木的时候，但想到那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与支离破碎的家庭，他们必须继续找下去，不能够停下来。
事实上，家寻比寻家要困难的多。
走失的孩子或老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家乡的记忆——村口的大椿树、港口的大船、家里常吃葱花大饼等等，都是关键的“破案线索”。有些寻亲者记忆模糊，一下说不出什么来，就需要志愿者“引导发问”，老家是山地还是平原、小时候见没见过下雪、家里种了什么树……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意象，引导之下，寻亲者多少能想起一些，从而顺利缩小地理范围，更精准地聚焦目标所在。
但家寻就是完全的“大海捞针”，大多时候只能指望官方或志愿者带来一些“很像”的消息，可能会匹配成功，也可能是空欢喜一场。
好在，近年来随着国家相关机制的完善与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全国各地建立起的“打拐DNA数据库”，让更多寻亲的路径有迹可循。“督促寻亲者早日采血，录入血样”，也成了志愿者们的重要任务。
能帮一个是一个
几乎每天，刘红涛都会收到“怎么能加入你们？我也想帮人寻亲！”的私信，网友的热心让他十分感动，但他知道当志愿者并不是一件“说干就干”的事，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底。
他只能把自己的经验与成功案例总结下来，发给新人们学习参考，帮助大家共同提升寻亲效率。
寻亲志愿者需要反复的琢磨学习，从整理寻亲信息、与寻亲者沟通、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话语，到收集各个平台的线索，和网友集思广益……最开始的刘红涛对计算机操作与互联网一窍不通，连“编辑寻亲者信息”这么简单的任务，也整理得错误百出，甚至一度被“踢”出了志愿者的沟通群。但他锲而不舍，被培训老师“魔鬼训练”了一个月，才终于通过考核。
注册抖音账号后，他又自学制作短视频，把寻亲者提供的信息打在照片上，搭配一个简单的背景音乐，现在刘红涛5分钟就可以简单制作一个短视频。每天，他平均能发出3-7条。截至目前，刘红涛的抖音账号已经拥有41.3万粉丝，获赞600万。
这个过程中，刘红涛也见证了多年来寻亲方式的“进化”。最原始的方法，是在电线杆或小报上发布寻人启事，家长们挂着孩子的信息牌辗转全国各地“人肉搜索”。
过去街边的寻人启事
后来，寻人的渠道成了广播、电视、网络论坛等，志愿者们的沟通工具则大多是电话。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凭借社交平台的流量与速度，寻人路径与效率有了质的突破。
这些开放性的社交平台具备“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出圈”的可能性更大。很多时候，在抖音上给刘红涛提供线索的，都不是要找的那个人或他的亲人，而是当地村民、邻居或是朋友的朋友。
刘红涛记得，曾有一个老家在山东日照莒县的年轻人，幼时父母带他到黑龙江牡丹江的外婆家探亲，他在火车站走失。多年后，刘红涛帮他在抖音上寻亲，同时收到了两条评论，一条来自莒县老家的邻居，一条来自牡丹江外婆家的邻居，仿佛不约而同地顺着网线而来。经确认后，这两条线索都是对的，年轻人也多了两个家。
可以说，从官方的公安、民政系统，到公益组织、互联网平台，再到各地的寻亲志愿者，共同织就了一张寻亲的信息网络。刘红涛们只是这张网中最微不足道的力量，却如星星之火一般，串联起所有希望的火种。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快递小哥，也有企业家，还有曾经的寻亲者。他们秉持着一个普通人对受难者最大的共情，就算帮不了所有人，但能帮一个是一个。
有一年除夕夜，刘红涛吃着饺子忽然想起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和流落在外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又忍不住坐到了电脑前，搜寻新的留言。
打通一个电话后，对方第一反应是，“你是骗子吧？”刘红涛回道，“就算是骗子，大年三十也该放假了。”话音一落，两人都笑了。
电话结束时，对方问他：“大年三十还在打电话，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刘红涛说：“我什么也不要，到时候给我一张你和家人的团圆照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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