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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袁隆平秘书、学生:最后时光他始终没说过“痛”字,梦呓都在说杂交水稻

原标题:专访袁隆平秘书、学生:最后时光他始终没说过“痛”字,梦呓都在说杂交水稻

来源:环球人物

专访袁隆平秘书、学生:最后时光他始终没说过“痛”字,梦呓都在说杂交水稻

“最后在医院的这段时间,他的梦呓都围绕杂交水稻,而且很有逻辑性,或是关于第三代杂交水稻研发,或是关于杂交水稻某个技术环节,杂交水稻播种、制种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关心得很细致⋯⋯”

|《环球人物》记者

王媛媛田亮

袁隆平的学生、秘书、同事没有预想到,袁老的逝世会引起全国上下这样大的悲恸。5月24日追悼会当天,有近十万百姓潮水般从全国各地涌向殡仪馆,所以他们要收拾心情,负责组织接待工作。追悼会当天晚上,我们终于联系上了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她说了句:“我的脑子都迷糊了。”但就在这样的疲惫又悲痛的状态里,他们依然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他们希望人们了解袁老生命中最后的光华。

专访袁隆平秘书、学生:最后时光他始终没说过“痛”字,梦呓都在说杂交水稻

青年学生李建武:

守灵一夜,我一直在流泪

我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建武,跟随袁老师工作有十几年了。追悼会上,我望着袁老师躺在那里,在鲜花和绿叶中,他像是睡着了。这次追悼会极尽简单,甚至没有念悼词,这是袁老师家属的想法,也可能是袁老师生前对他们表达过此意。有人说,袁老师身上穿着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其实我看不见他的衣着,他身上盖着国旗,但我知道,他生前特别喜欢格子衬衫,他的衣服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格子衬衫和条纹衫。若穿着这套衣服,他应该满意。

袁老师5月22日去世,23日一大早就有很多市民来我们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悼念,当天至少来了三四万人。研究中心一进门有个很大的广场,市民们悼念的鲜花早早把那里摆满了。24日来悼念的人就更多了,研究中心外面是一条长长的马路,两侧也被摆满了鲜花,再往外走是袁老师安排种植的早稻试验田,田边也都是悼念的鲜花。研究中心大厅的三面墙上贴满了唁电,电梯旁边的空白处也贴满了,就这样,还有很多唁电没贴出来。

24日一大清早,在明阳山殡仪馆,来悼念的市民队伍排了两三公里,他们都是自发过来的,其中不少是从很远的地方坐飞机坐高铁赶来。他们看了袁老师的遗体后都在哭,不是无声地流眼泪,是真的泣不成声。那场景令我深感震撼。

这两天,我和很多同事负责参加追悼会人员的组织接待工作。23日那晚,我和另外3名同事在研究中心的灵堂守护了一个通宵。我想,这可能是我和老师最后的相处时光了,再多陪陪他吧。那一夜,我脑海里闪现着一幕幕往事。我想到袁老师的慷慨激昂,他曾讲:“如果实现(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那就是我们给党的百岁生日献礼!”我想到,今年在海南过新年,他手写了新年祝福语,还大声说:“中国最牛!”“今年(必定)牛气连连!我们要实现(双季稻)亩产3000(斤)!HAPPY NEW YEAR!”我还想到,我跟他说要完成科研目标拿到他自掏腰包设置的10万元奖金。还有我们最后一次照相,最后一次他给我题字,最后一次握手,最后一次谈笑风生,最后一次开会,最后一次我给他汇报工作⋯⋯守灵一夜,我一直流泪。

听到袁老师去世的消息,我脑子一片空白,到现在都不愿意接受。不只是我,这两天我接待一些熟悉的领导、同事,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很多人在几个月前见过他,很多人感叹:“袁老走得太突然了!”

去年12月起,我一直在三亚负责杂交水稻的栽培工作。袁老师在11月底到的三亚。那时,他的精神状态还比较好。先前他就提出了双季稻亩产3000斤、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两个目标,12月20日,他又在三亚主持召开杂交水稻高产攻关的会议。会议开了两小时,他全程参会,中间没休息,还在会上发言。在三亚,我们常见面交谈。如果不见面,袁老师就打电话问我杂交水稻试验田的情况。有时候早上八九点打来,问行程的问题,是到试验田还是到别的地方;有时候下午三四点打来,他猜测一些试验结果可能要出来了;有时候是晚上八九点打来,他可能突然想起与杂交水稻相关的事。所以,他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杂交水稻。

在三亚,我们给袁老师安排了一个小别墅样子的住处,但是他一直不去住,坚持住在科研基地。科研基地住所的条件很一般,类似于一个普通的招待所,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厕所⋯⋯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是为了及时了解科研进展,袁老师坚持住在那里。3月上旬的一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听到消息马上从田里赶回去。我们叫了救护车,一起把他从二楼抬下来送到医院。我当时万万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这竟然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对我来说,袁老师是很亲的亲人。在追悼会上拜别他时,我在心里默默向他保证:“您最想达到的两个目标,我们一定会替您实现!感谢您十几年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指导。袁老师,一路走好!”

·2020年,李建武获得第十一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后与袁隆平合影。

·2020年,李建武获得第十一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后与袁隆平合影。

专访袁隆平秘书、学生:最后时光他始终没说过“痛”字,梦呓都在说杂交水稻

研究员辛业芸:他从不表露痛苦

我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辛业芸,也是袁院士的秘书和学生,从1996年起就在袁院士身边服务了。

这几年,袁院士生病后,我们陪他到北京、长沙的名医院看病。袁院士经常笑说“医生的话不能全信”,可能因为这样,医生嘱咐吃药住院的话,他并不是完全照做。记得今年春节,我们提醒他吃药时,他要么“谢绝吃药”,要么接过药就扔掉。给他看过病的医生都有印象:这个老人“依从性”差。

我有时候会思考,他不想吃药时,是不是代表心里有疑问:“这个药到底是不是治我的病?对症不对症?”他可能想要这样说出来,也可能想通过这样的举动表明想了解病情到底怎么样,但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我觉得正因为他是科学家,所以做事讲究依据,要把道理讲透,他才会真正接受,才会配合。

在袁老身边这么多年了,我慢慢感觉到他的老去。

2010年前后,袁院士出现肺功能降低的症状。他有60多年的烟龄,曾经还有一套抽烟理论,大谈抽烟的好处:“友谊的桥梁、寂寞的伴侣、纳税的大户、灵感的源泉、痴呆的良药⋯⋯”但疾病使他意识到必须要戒烟了。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套计划:先把焦油含量高的改成含量低的,然后一支烟只抽半支,再又变成只抽1/3支,慢慢地吸烟也不过肺了,直到2012年,他把烟完全戒掉了。

他戒烟是因为对杂交水稻无尽的追求。他不但每天要去田间看水稻,还要到各地的杂交水稻试种示范点考察,没有健康的身体可不行。但他还是没好好爱惜,2015年、2016年的时候,他真是像年纪轻点的人一样到处去看点,我觉得是透支了,后来身体看着就不如从前了。早前,他可以下到水田里查看水稻,慢慢地他只能站在田边,不能下到田里了,不然一脚踩下去,会拔不起来。以前能走路上下班,后来需要开车接送了。

他患上了慢阻肺。以前,在海南南繁时他常常带着大家去海里冲浪、游泳,慢慢地游泳次数减少了,只能到那种很僻静、水很清澈又没有浪的地方游。再后来,他就不游了。我曾经很疑惑地问过他:“袁老师你以前那么热爱游泳,怎么不游了呢?”他答:“我下水以后会气喘。”我听了心里真是好难受。不光是游泳,他热爱的气排球也慢慢不打了。锻炼身体就靠他自创的一套动作舒缓的体操,每天坚持做,直到这次入院前,他都一直在坚持。

他生性要强,生病了,也不表露病痛,也不讲悲观的话。所以为什么他的去世让很多人感到突然和震惊,可能是因为他在人前尽力地展现良好的状态。在此前的各种媒体报道中,他一直是精神饱满的,充满活力的。

他不但对外展现良好状态,还会给我们表现出良好的心态,比如打麻将和唱歌,他好嗨。打麻将上午打一场,晚上打一场。晚上临睡觉前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歌,他的“歌单”里有三四十首歌,我们陪着他一起唱歌。有时候,他用俄语唱苏联歌曲,我们都不会唱,他就独唱。我在想,打麻将和唱歌都成为他抵抗病痛的方式了,这样可以使他从病痛中分心。

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知道他其实病重了,但是到了什么程度,有时候却有点迷惑,因为从他的表现和状态很难判明。从去年12月份以来,他一直处于治疗中,治疗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肯定不舒服,但不舒服到哪种程度,他宁愿自己承受,也不说“不好受”“不舒服”这样的话。哪怕到了临终前,我们还是没听他说“痛”“不舒服”这样的字眼。

最后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尽管他有时像梦呓一样,但我认为他还是头脑很清晰的。仔细听,他的话语都围绕杂交水稻,而且很有逻辑性,或是关于第三代杂交水稻研发,或是关于杂交水稻某个技术环节,杂交水稻播种、制种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关心得很细致⋯⋯他的头脑里就像在放一部杂交水稻的电影大片,他像个总导演,指挥着每一项具体的工作。他有时会说“要开会”“有几点要注意”。我想他还是有事情要交代,他要通过开会来布置杂交水稻的各项任务。

我还记得他过90岁生日的场景,大家围绕着他,唱着生日祝福歌。我听见他在许愿:“要实现亩产3000斤的目标⋯⋯”而此刻,我想说,袁院士,您就放心吧,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袁隆平、辛业芸在两系杂交早稻试验田里观察稻谷情况。

·袁隆平、辛业芸在两系杂交早稻试验田里观察稻谷情况。

专访袁隆平秘书、学生:最后时光他始终没说过“痛”字,梦呓都在说杂交水稻

年长弟子邓启云:

他带我们这些晚辈一路狂奔

我是袁隆平老师的弟子邓启云。我从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工作时就认识了他,至今已陪伴他老人家38年了,现在是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我5月21日赶到医院时,袁老师身上已经插着输氧机,临危了。我跟他说了几句话,老人家有反应,但是不能回答了。我说:“袁老师,邓八克来看您来了。我们现在超级稻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把您的事业继续往前推进。”“邓八克”是他2002年给我起的绰号,因为我当时选育了一个超级稻品种,每穗稻谷重达8克,所以他就这么叫我。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已经好几个小时发不出声音了。可当他听到我来了,比较激动,努力答应了一声,轻微地点了下头。我看到他的血压、心跳等数据又上来了一些。在他临危之前,弟子们和他的儿子们跟他讲杂交水稻科研的发展、产业化推广这些事情,他都有反应。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还是杂交水稻事业。

·2014年10月10日,袁隆平与邓启云在田边交流。

·2014年10月10日,袁隆平与邓启云在田边交流。

他被人们称为“杂交水稻之父”,而杂交水稻真的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十分爱惜。他曾写道:“从把它(杂交水稻)播种到田里面,一直到收获,我每天只要有时间都要到试验田里去看一看:它长得好不好,要不要肥料,要不要水,有什么虫,有什么病。如果虫来了,那赶紧要治,如果治不好,被虫吃掉了,那我会伤心的。每天看着它成长,心中无比欣喜。”袁老师也喜欢对水稻有感情的年轻人,他希望他的学生都能懂得这份牵挂的心情。

有一次,我陪袁老师从香港中文大学回内地,从温室带回了7株苗子。路上火车一路颠簸,快到长沙的时候,我一看苗子快死了,当时就傻了。结果被袁老师骂得要死哟,也没敢吭声。一回到实验室,他就集中精力,好歹救活了5株,我这才松了口气。袁老师骂人,当场骂完就完了,第二天见面该干啥干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他着急是对事不对人。

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永远年轻。平时,很多事情他都要身体力行地参加。其实他做一些指导,口头说说就可以,但他不是。2004年,很多科学家到海南参加一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会议。74岁的袁老师也在其中。会上,科技部有位处长说,以后像袁院士这样的老科学家慢慢退出一线了,可以主要培养年轻人,为他们做顾问和指导。袁老师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不是裁判员,我是运动员!”大家都吓了一跳,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后面这十几年,他一直是这个心态。

袁老师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行者和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不断攻关,走向了科学的高峰,让我国杂交水稻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世界。他得过很多奖,早已功成名就,但他觉得那是包袱,人的心思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成绩,要向前看。所以我认识他这30多年来,他一直带着我们这些晚辈一路狂奔,年轻一代的步伐有时候甚至追不上他。有时候一个目标还没实现,他已经定好了下一个目标。杂交水稻的亩产数字不断更新,对他和我们而言,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大树虽倒,浓荫满地。祝袁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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