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快走，病毒来了”，病愈者曾被邻居疏远…解封一年多，武汉人如何心理脱敏？
今年3月底，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足500米的一家餐厅里，武汉人姜俊楠害怕眼前的陶瓷碗筷不干净。他找服务员拿来了一摞塑料碗，分发给一桌人。
“疫情不可避免让人改变了很多，我也在心理脱敏的路上。”这位做了一次心理咨询的物业经理说。在那个瞬间，无形的不安就化身为一只只塑料碗。
一场疫情究竟给这座城市的人
带来了何种印记？
或好或坏，又如何消解？
武汉解封一年多后
市民的心理重建还在继续
这是他们的下半场抗疫故事
疫情过后，姜俊楠一直坚持在餐厅用一次性碗筷吃饭。蒋迪雯摄
病愈后“隐身”：
“一出门总感觉有几双眼睛盯着我”
每天10点多钟，夏天（化名）会顶着刺眼的阳光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菜，这个时候出门超市人少。54岁的夏天现在的生活主题似乎成了避高峰。她说：“一出门总感觉有几双眼睛盯着我。”
去年，夏天和丈夫都感染了新冠肺炎。夏天发病早，丈夫病症重。刚回家时夫妻俩关系有点僵，丈夫埋怨夏天，觉得是她去了服装批发市场，传染了他。性格强硬的夏天咽不下这种话，回敬道：“是谁传染谁还不一定呢，可能只是你身体好，发作比我晚……”龃龉一直在，只不过现在争论的次数少了。
最初居家的那段日子里，夏天依赖方舱医院的病友群，刚开始大家都抱怨周围环境不友好：每个月一次的例行体检、拿快递时遭遇的戒备眼神……后来群里大家讨论的频率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退群了。
其实起初社区里没人知道她和丈夫曾经被感染。但因为她在方舱医院是活跃的志愿者，不少媒体找上门来。起先她挺热心，只是要求“影像资料不要出正脸或者做一些处理”，但播出时，她的脸还是毫无遮挡。
小区渐渐有人发现了夏天夫妇是病愈患者。她发现电梯外有人看到她，就把已经跨进电梯的一只脚收回去了，还有人和她同坐一部电梯时，会把身体背过去。一位邻居只有五六岁的儿子见到夏天，赶紧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开，说：“妈妈快走，病毒来了。”
6月，黄梅天，气压低。夏天和爱人在家里实在被压得喘不过气，两人决定去神农架自驾游。“我们当时备足了干粮，每天就下车吃一顿热饭，还得选消毒严格的餐馆。”夏天觉得当时这么小心，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景区其他人安全。每到一个餐厅，夫妻俩总是蜷在角落快速吃完。
现在夏天研究了自己的安全社交方式：和别人聊天她都会戴着口罩，如果对方也戴着口罩，她就靠近一点；如果对方没戴口罩，她就会刻意离得远远的。除了买菜，夏天白天从不出门，只有到了晚上六七点钟才会和丈夫在小区外围人少的地方散几圈步。
从夏天出院的第一天起，亲戚就在微信群里纷纷宣告：2020年一家人就不见面了，安全为上。直到今年春节，夏天的亲姐姐喊夫妻俩吃团年饭，这才见上了一面。
朋友之间也变得若即若离。以前姐妹们喊她来聚餐，会说：“不来不行的，你必须来！”现在朋友邀请她，却客气而拘谨：“你有没有时间呀，来我这里吃个饭？”朋友的问候也不少，还有约夏天“有时间一起出去玩”的。但是转头夏天就在朋友圈里看到这几位朋友瞒着她偷偷去郊游的照片。
唯一赴约的饭局是一位朋友的搬家酒席。那位朋友极力鼓励她，还告诉她另一位得过新冠肺炎的朋友也去了。夏天想着或许这位朋友是真的不在乎，就爽快答应了。但大家在一起吃饭时，同桌的人显然有些不自在了，大家吃得都很拘束。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把酒言欢了，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夏天在朋友圈里彻底隐身了。
除了社交，夏天的事业也停滞了。她原本是一个顺风顺水的个体服装店主，现在不少客户都知道她曾经被感染，开店有了诸多不便。这份事业曾是她支撑下去的拐杖。
夏天不想闲着，去一家服装店应聘店员，却发现老板是熟人，彼此顾虑颇多。对方没有当即同意录取她，但事后还是打来电话请她去上班。夏天还是以“工作时间不对头”为由回绝了。“宁愿往后退缩，也不要往前进”，她以前的性格好斗，和现在的处世哲学完全相反。
2021年春节前后，夏天第一次拒绝了采访邀请，某电视台想请她在镜头前说一些类似“感谢方舱工作人员，欢迎大家来武汉”的话，她却觉得有些难说出口，“我很感谢医护人员，我也给他们送过锦旗，但是我现在没有那样的情绪。”她想面对真实的自己，不想因为接受过帮助而成为“工具人”。
现在已经年过50岁的夏天滋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她想离开武汉去广州或者其他服装批发行业发达的地方。“那些城市节奏比较快，大家可能不会有太多时间议论别人的事情。”在这以前，从小生长在武汉的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想要离开的一天。”
“每天回家要洗5遍手”
“80后”物业经理姜俊楠人高马大，看起来不拘小节。但他忽然在吃饭前眯着眼审视起一瓶洗手液。
他说：“这种消毒洗手液酒精浓度小于75%，杀灭病毒的作用基本没有。”
不久后，他看着眼前的陶瓷碗皱了下眉，然后起身拿来好几副一次性塑料碗筷。“我知道这些碗筷在消毒卫生方面都是没问题的，但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道坎。”他说，“疫情留下了后遗症。”
他每天回家都要洗5遍手、任何人给他递烟他都不敢接，声称“戒烟了”，去超市买面包他只选塑封完整的品种，就连细金属条缠起来的包装也不放心。
姜俊楠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一个高层社区的物业经理，疫情发生后，他的小区里相继公布了70多名新冠肺炎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
“我回忆了下，当时我面对面接触的小区患者，应该不下10个，有的人当时还没有戴口罩。”姜俊楠记得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2月，他几乎麻木地在工作：一旦哪个楼洞出现发热患者，他就和同事背着25公斤重的消毒箱爬几十层楼，给楼道每一个角角落落反复消毒，好像只有累到不想说话、不想走路，才能忘记恐惧。
但极端状况下，人与人的利益纷争也在激化。姜俊楠曾多次帮助业主协调就医问题，却遭遇了居民误解。一个阿姨在疫情结束那个夏天拒缴物业费，她认为她亲家离世就是因为物业没有及时为她联系医院。实际上当时医疗资源紧张，而姜俊楠也已经尽力帮这家人联系到了救护车。
裂缝也蔓延到了家里。因为担心自己白天接触人多被传染病毒，姜俊楠一回到家中就把自己“罩在套子里”。每天他都在家人睡下后才会上桌把饭菜重新加热了吃，晚上就一个人蜷缩在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每晚在跑步机上跑3公里，其实这是他的一种检测方式：如果跑步时气不喘，就证明自己还没得新冠肺炎。
当时，姜俊楠的领导、周边几个社区的物业负责人郑宗保是他的“定海神针”。郑宗保每天都会出现在这几个他分管的小区里，用手直接摸一摸公共垃圾桶上方、电梯，看看有没有浮灰，常常手也不洗，就慢悠悠掏出一支烟抽，这在当时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也正是郑宗保气定神闲的样子，让物业其他人都心定了不少。
郑宗保有自己的一套，去年3月初疫情缓解一些后，他就联系了一位养殖户预订了3吨多活鱼，300多户业主都在微信上订购了鱼。分鱼的场地就选定在了小区门口。这是武汉疫情期间第一个为业主团购活鱼的社区。用郑宗保的话说，给人一些盼头。
在疫情时被打断的一切，在姜俊楠这里需要慢慢修复。去年6月社区的物业费收齐了，他决定和同事们一起下馆子。这是武汉疫情结束后他第一次在外面吃饭，特地选择了一个非高峰时段，那顿饭吃得还算心里踏实。
疫情刚结束时，他发现儿子和自己不亲了。他想应该是当时拒绝孩子靠近，给他内心留下了阴影。现在他每周末都带孩子去户外玩、每晚给孩子讲枕边故事。渐渐地，孩子又在睡前主动询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这几个月，业主们又开始穿着家居服在物业办公室里跑进跑出，找姜俊楠他们解决各种社区里的问题。那些新冠肺炎患者和家属来时总会特别小心，也会和物业工作人员保持社交距离，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一些业主感染后躲在家里不愿意去方舱医院，被姜俊楠举报过，现在也慢慢和他缓和了关系。重新见面，他们又开始叫他“小姜”。
“这场疫情，让我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失联了。”姜俊楠说的“失联”是指那些人的朋友圈自疫情后就没有更新了。他猜测这些人自己或者是亲人被感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动去询问他们，我想等他们愿意了，总有重新和我们联系的一天。”
姜俊楠有慢性鼻窦炎，因为疫情之后害怕医院的气氛，他一直拖到了去年底才去看病。他记得当时戴了3层口罩，却发现医生的防护装备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薄薄一层口罩”。看完病，医生看出了姜俊楠的紧张，走近安慰了句：“没事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武汉很安全了。”
从那天起，姜俊楠心里总时不时冒出医生这句话。他告诉自己，一切都在好起来。
姜俊楠带着记者探访华南海鲜市场旧址。蒋迪雯摄
卖掉唯一房产陪伴家人
武汉解封后的去年4月，39岁的文竹（化名）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卖掉了自己和丈夫名下唯一的房产。
文竹一家三口住进了父母的房子，这是一套只有30多平方米的超小两居室，好在顶楼有一个200平方米的大露台，9岁的女儿可以畅通无阻地在露台上撒欢。
她卖掉的房子在武汉东湖景区边，180平方米，单价远高于其他同年代小区。文竹一度认为大房子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的身份标识。但现在她放下了，“没有什么比多陪伴家里人更重要”。这样的转折，全是因为父亲在疫情期间的一场病：当时父亲得了重感冒，肺部有感染症状，疑似新冠肺炎。
社区把父亲送入了隔离酒店。在父亲进入隔离酒店的1个月里，文竹觉得自己“断奶”了：原本刚毅寡言的父亲变得黏人，而在父母宠溺下长大的文竹不得不多方协调，争取让父亲早日回家。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在家做全职主妇，2020年3月成了她重返社会的第一课。
1个月后父亲从隔离酒店出来了，4个子女虽然都在武汉，但是没有一个和他共同居住。但那场疫情以后，父亲的安全感正在慢慢被抽掉，甚至对网上的“养生帖”一概深信不疑。
文竹和丈夫商量后，这个小家庭决定搬去和父母住。她想一边陪伴父母，一边考雅思，准备出国留学。现在父母这栋小楼和疫情前大不一样了，每天都有人声，兄妹几个轮流来串门吃饭。
最近文竹给父亲买了一件新潮的衣服。如果放在以前，他可能会把它压箱底。但是前几天，父亲忽然提起了这件衣服：“我穿了，你说显年轻，但我觉得有点不透气，出汗太多了。”听到这些抱怨，文竹却很开心。
关于卖房子以及出国留学的事情，文竹都没有事先和父母商量，她知道父母一定会反对。她说：“我要去远方独立生活，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就在准备去留学的这一年里，文竹留意到这个城市原本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物，哪怕是街上老老少少悠闲地溜达，也是和谐的。但是她有更重要的生活使命，她说：“把迟到了十几年的青春补回来，再回到这个城市。”
文竹家的几名孩子去年夏天在家中阳台上做露天烧烤。
作者：杨书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