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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设立能源综合生产能力指标

原标题:为何设立能源综合生产能力指标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将“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纳入安全保障类指标。专家表示,能源安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必须要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推动能源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能源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能源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始终保持在80%以上,供需关系持续向好;原油产量连续2年企稳回升,天然气连续4年增产超过100亿立方米;页岩油产量超过100万吨,页岩气产量达到200亿立方米,非常规油气资源规模化开发成为新的增长点;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持世界第一,到2020年底,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增长到10.83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接近50%,建立起了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

虽然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但由于资源禀赋,我国能源安全一直面临不小的威胁,矛盾集中体现在油气安全问题上,即国内油气资源不能有效地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由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19—2020)》显示,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达43%。

不断攀升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带来的后果是,一旦国际石油供应出现动荡,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浪潮中,我国油气行业实现转型发展还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包括可能会面临中短期油气供应不足风险,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博弈加剧,国际油气合作增添新的困难和压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油集团原董事长王宜林表示。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能源安全主要体现在3方面:一是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安全结构性矛盾突出,其中,煤炭消费占比超过一半,不利于低碳清洁发展。与此同时,随着需求的增长,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持续走高。二是进口通道集中度高,且所经地区地缘政治风险较大,风险评估与安全保障力度不足。三是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替代能源发展不足,体制机制障碍突出。

因此,筑牢能源安全这道“闸门”迫在眉睫。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能源发展呈现低碳化、电力化、智能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深度调整。“这对我国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出更高要求。”章建华表示,要牢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保持国内能源供需动态平衡,增强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化保障能力。同时,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努力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据了解,在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方面,我国将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坚持把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作为保障油气安全的“压舱石”,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稳定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持续加大重点领域、重点盆地勘探和产能建设力度,不断加强新区新领域风险勘探;同时,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全力打造“全国一张网”,积极推进东北、华北、西南、西北等“百亿方”级储气库群建设,稳步扩大天然气储备规模,有效提升储气调峰能力。

在提高能源供给水平方面,我国将加快风电光伏发展。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今后每年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总量较“十三五”时期大幅增长,壮大产业规模,有效降低成本。同时,稳步推进水电、核电建设。

此外,我国还将大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储存能力。大力发展抽水蓄能和储能产业,加快推进储能示范项目建设,通过降成本、建机制、强技术、扩规模等举措,切实走出储能商业化应用的新路子。按照灵活调节机组标准建设煤电项目,加快推进“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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