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为长江“治病”？人大代表：重点降低水利工程对河流的破坏
新京报讯（记者黄哲程）今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长江保护也成为众多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表示，目前在长江岸线还有洲滩湿地恢复存盲区、生态敏感岸段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他建议加强崩岸生态修复，改善水生动植物栖息地环境，逐步恢复近岸水域生态系统。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资源环境专委会主任周建军认为，几十年来，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和运转等人类活动，改变了长江河流过程、面貌和自然属性，降低了环境容量。他建议通过调整规划、优化管理和技术手段尽量降低工程影响，恢复自然生态功能和提高环境容量。
此外，水电行业亟须创新发展，周建军建议主动引领江湖上游地区大规模发展清洁电力，改革水电等利益分配机制，为流域上游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带来可观的资金来源。
长江“病了”
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经济鱼类资源接近枯竭
长江连接着我国西南、华中、华东三大经济区，素有“黄金水道”之称。长江岸线资源的保护与科学利用，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长江大保护战略落实的关键。
根据中国科学院综合科学调查，长江干流岸线总长7897.7千米，利用岸线长2901.8千米，利用率为36.7%。长江岸线涉及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蓄滞洪区、自然滩地、洲滩岸线等生态敏感区，占到整个长江岸线长度的50%。
不过，当前长江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退化令人担忧。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毅近期公开表示，水生生物是水域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河湖泊健康状况的终极指标，但长期以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挖沙采石等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经济鱼类资源接近枯竭。
世界自然基金发布的《长江生命力2020》称，长江上游的鱼类物种数从上世纪80年代的161种减少了46种，鱼类特有种数则从96种减少了27种，长江干流的渔业资源量从1953年的43万吨下降到2011年的8万吨，鄱阳湖的湿地植被面积，在过去的30年里减少了30%。
治理存短板
生态敏感岸段保护不足、岸线利用不够合理等
周洪宇认为，长江岸线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涉及水利、环保、农业等多个部门，目前对岸线资源系统研究和高效管理还未完全实现，不合理开发使岸线的生态屏障和保育功能遭到破坏，威胁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及沿岸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长江上、中、下游和主要支流岸线，以及湿地利用的不同类型区，目前还有洲滩湿地恢复存在盲区、生态敏感岸段保护力度不够、岸线利用结构和布局欠合理、不合理占用和干扰现象频发等问题。
“洲滩湿地对洪水、堤岸建设等响应敏感，是典型的生态敏感区，应是生态修复工程重点开展的区域。”周洪宇说，目前长江岸线及洲滩湿地保护率不高、保护力度不够。部分洲滩湿地岸线遭到城市公园、大堤渠化、堤内水产养殖和农业种植等开发活动的占用和干扰，堤岸硬化岸线占比较高，为长江生态廊道建设带来了阻力。
此外，长江岸线利用结构和布局也欠合理。目前长江中下游岸线资源中港口码头和工业岸线比例高，大量工业园沿江铺开布局，部分工业园和企业根本无需码头，造成岸线资源浪费。下游部分岸段结构存在失调，自然生态和观光休闲岸线缺乏，面临“临江不见江”的困局。
“目前长江的修复和保护，还没有抓住重点。”周建军认为，当前长江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并非污染，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曾在人大常委会的汇报中指出，目前长江已是优质水体。但现在河流生态问题依然严峻，长江保护不容乐观。
几十年来，长江流域开发治理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开发建设对河流造成了结构性改变，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转等人类活动，改变了河流过程、面貌和自然属性，降低了环境容量，这些是造成当前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受访者供图
建议一
重点抓住水利工程造成的河流结构性改变，针对性修复
周建军说，河流保护需从源头开始，重点在于降低水利水电工程对河流的破坏，减少不利控制，尽量修复流域自然属性。“这是对过去工程过度和保护不利的补救手段，长江大流域修复的经济社会代价很高，因此必须抓住重点。”
他认为，河流修复要以保护、集约和自然优先，坚持以非结构措施为主。当前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应重点针对大坝等水利工程造成的重大改变，通过调整规划、优化管理和必要技术手段尽量降低工程影响，恢复自然生态功能和提高环境容量。同时必须注意到，修复是人为措施，也具有风险，要严格制止通过工程建设来修复工程问题的不当做法，“绝不能以修复之名造成新的破坏”。
周建军进一步建议，以“水资源工程”重新定位大型水电工程，以全流域安全、水资源和生态需求作为工程的主要运行目标。通过“水库挖泥”将水库淤积泥沙和磷等物质逐步转移到下游，消除内源污、修复下游河流物质通量，实现通量平衡。要综合治理鄱阳湖和增加“引清水入洞庭”，保护河湖联通，提高湖泊环境容量。
同时，利用好现有工程，通过三峡等流域工程调控，在流域江湖之间构建新的安全与生态环境支撑机制，长期维持长江中游河湖稳定格局，保护长江口抵御盐水的能力，保护河湖生态环境功能和长江生境多样性。
此外，水电行业必须创新发展，周建军认为，可以利用其在电力系统中巨大的结构优势，主动引领江湖上游地区光伏等清洁电力大规模发展，通过支持水电从基本能源向结构能源转变，改革水电等利益分配机制，为流域上游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带来巨大的资金来源。“建议除工程建设、维护、企业正常运转和常规发展等必须支出外，西部水电清洁电力得上网电价直接收入，应主要用于流域绿色发展和河流保护。”周建军说，长期的生态环境保护不能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稳定与可持续的投入机制是保障长江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的根本。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都必不可少，两者有时可能会出现矛盾，需要按照轻重缓急，衡量利害得失，尽可能找到两者的平衡点。如果回避问题，不但影响长江大保护，而且对行业自身发展也极为不利。主动解决问题、用好工程、走高质量发展创新道路，水电行业在长江大保护中大有可为。”周建军说。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资源环境专委会主任周建军。受访者供图
建议二
加强崩岸治理与修复，建立协调联动和长效监管机制
周洪宇建议，水利部、生态环境部应结合岸线水域陆域综合生态功能，科学划定长江岸线生态红线，明确岸线保护法定范围。同时，要大力开展崩岸生态修复工程，改善水生动植物栖息地环境，逐步恢复近岸水域生态系统，对受损失的鱼类资源采取增殖放流等补救措施，降低崩岸应急处理工程对湿地生态系统造成的不良影响。
“目前长江岸线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从最初的港口建设逐步发展到工业、城镇生活、过江通道等多个方面，不可逆的利用方式越来越多。”周洪宇说，应加强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机制，从流域系统和整体的角度出发，优化布局，提高已建码头、港口的利用效率。根据长江岸线资源不同区段自然基础、开发利用现状、环境生态问题和岸线保护需要，分区域分河段，因地制宜地制定保护和利用规划。
他建议，严控在自然保护地岸线范围内投资硬化性、污染性的旅游和生产项目，严格堤内水产养殖审批，禁止在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的岸线范围内挖沙采矿，或在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边界向陆域纵深1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此外，要加大非法码头整治力度，提升已有码头使用效率，实施岸线湿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精细化管理。
对岸线资源的系统研究是实现高效管理的前提。周洪宇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学雷都建议，从长远来看，应将岸线资源科研监测纳入资源学和生态学学科体系，促进岸线及湿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建立对岸线及洲滩湿地演变、水沙情势变化等多方面的长期监测系统。针对利用与保护冲突严重、生态问题突出的重点岸段，开展岸线利用的生态影响跟踪评估研究，为长江岸线及湿地保护利用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