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上海大学正规化办学的奠基人，就义时年仅39岁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2021-02-21 | 浏览：

原标题：他是上海大学正规化办学的奠基人，就义时年仅39岁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来源:上海大学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2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全党同志要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他是上海大学正规化办学的奠基人，就义时年仅39岁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在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一本被列为馆藏一级文物的手抄课本

常引得参观者驻足称赞

手抄课本的主人名叫邓中夏

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他参与创办了上海大学并担任校务长、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

他是上海大学正规化办学的奠基人，就义时年仅39岁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相比昂首走向刑场、视死如归的经历，大多数人可能对邓中夏曾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并担任校务长一职不甚了解。其实，邓中夏不仅担任了上海大学校务长，还承担了《上海大学章程》的起草工作。《上海大学章程》的制定和公布，是上海大学办学史上的一个历程碑，它取代了原先的《上海大学暂行校则》，标志着上海大学的办学开始步入正规化。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我们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今天，小编要分享一篇来自上海大学快乐百岁讲师团成员、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教授协会会长、上海大学离退休干部“四史”——“校情校史”宣讲团成员胡申生教授撰写的文章《邓中夏：上海大学正规化办学的奠基人》，带领大家了解邓中夏烈士在上海大学工作和战斗的革命往事，领略救国图强的红色学府在那段峥嵘岁月中的辉煌时刻。

他是上海大学正规化办学的奠基人，就义时年仅39岁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邓中夏：上海大学正规化办学的奠基人

作者：胡申生

本文刊载于第949、950期

《上海大学》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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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5日，上海大学评议会通过了新制定的《上海大学章程》，明确提出了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称：“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上海大学章程》的制定和公布，是上海大学办学史上的一个历程碑，它取代了原先的《上海大学暂行校则》，标志着上海大学的办学开始步入正规化。《上海大学章程》的主要制定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上海大学总务长邓中夏。

邓中夏，原名邓隆勃，字仲澥，1894年10月出生于湖南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村。读过私塾，后来进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18年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启发教育下，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成为革命青年的代表人物。曾南下上海，筹备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7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于1920年9、10月先后任学会执行部副主任、主任，主持学会事务。1920年3月，发起并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成为最早的成员之一，后来又参与到党的一大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1921年初，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11月出版进步刊物《劳动音》，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负责北方部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邓中夏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年5月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务主任。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8月和10月，先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又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根据中共二大的决定，在全国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起草了《劳动法大纲》。

1923年3月31日，遵照中共上级指示，邓中夏化装成商人模样，由北京赴上海，寓居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82号。他化名“安石”，寓意“安如磐石”，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4月上旬，经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总务长。邓中夏的到来，使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倍感高兴。为了表示诚意，特派代表程永言到宝山路寓所迎接邓中夏到校履新。4月23日，《民国日报》和《申报》都报道了邓中夏就任上海大学总务长的消息。邓中夏从1923年4月到上海大学任职，一直到1924年秋天正式辞去上海大学总务长的职务，他在上海大学工作虽然只有2年不到的时间，但对于上海大学的发展和壮大，可以说厥功至伟。综合起来看，邓中夏在上海大学主要有这几方面的贡献：

一是制定《上海大学章程》。上海大学于1922年10月成立后，办学的依据是《上海大学暂行校则》。随着上海大学规模初具，正如校长于右任所说，《暂行校则》“不足以应需要”，急需要有一部新的章程，并标明办学宗旨。1923年4月23日，上海大学在四马路同兴楼召开会议，决定由邓中夏负责制定学校章程。邓中夏以总务长的身份承担了章程的起草工作。程永言在回忆邓中夏起草章程过程时说：“他首先埋头苦干的，就是起草上海大学的章程。他花了不少时间，搜集了不少参考资料，是用十行红格纸写成的，规划宏伟，并确定了上大的教育方针。”

1923年12月5日，上海大学评议会开会，正式通过了由邓中夏主持起草的《上海大学章程》。《章程》明确规定了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什么要确立上海大学这样的办学宗旨，邓中夏在《上大的使命》一文中作出了说明。他说：“我们在这国际紧迫和国内扰乱的时代和环境之场合中，使我们大家都觉得建国是中国今日唯一的出路。我们的教职员和学生，没有一个事前的会商和协定，却是不谋而合地凝成一种共同的意志和希望。所以上大的宗旨便不客气地把‘养成建国人才’六个大字规定下来。再有一项是‘促进文化事业’，这是建国方略中应有的而且必要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上海大学最终形成“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12个字的办学宗旨，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次年4月22日，上海大学又召开全体教职员会议，任命邓中夏为“办理扩充后章程事要”负责人，负责《上海大学章程》的修订工作。《上海大学章程》凡7章49条，内容除明确办学宗旨以外，还包括定名、组织与行政、学制、学年及休假、普通规则和附则等方面，它的通过、颁行和修订，为上海大学办学走上正规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出色地处理和完成了大量的行政工作。邓中夏有极强的行政工作能力，在此之前，邓中夏无论是在北京学生联合会、少年中国学会，还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都担任过总务主任等重要的行政工作。这也是邓中夏的老上级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到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邓中夏在行政方面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筹建新校舍。上海大学原校舍湫隘，已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经过于右任出面交涉，决定将闸北宋教仁之墓地所在的宋园作为新校址。1923年6月24日，邓中夏会同建筑工程师到宋园勘察测量；8月12日，新成立的上海大学评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校舍建筑委员会，任命邓中夏兼任委员长，全面负责新校舍的建设。

11月17日，邓中夏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上海大学发展之将来》一文，介绍了今后上海大学新校舍建设的设想。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大学没能够在宋园建设新校舍，而是于1924年2月23日迁入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新校址。25日，邓中夏在学校行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迁校情形报告》。这次会议又决定成立“上海大学建筑募捐委员会”，邓中夏又担任委员。除此以外，邓中夏还要负责学校的经济、教材等工作。如在这一年的2月10日，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邓中夏以总务长的身份作了《上半年经济状况》的校务报告；这次会议还决定编辑出版《上海大学丛书》，成立上海大学丛书审查委员会，邓中夏又被推定为委员，负责丛书的选题、编审等事务。

三是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到了上海大学以后，除了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以外，还要担任教职，又要参加教师学生的各种活动。在这些工作中，邓中夏以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己任，影响和教育了上海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首先，邓中夏通过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来传播革命思想。如1923年7月1日，上海大学举行美术科第一届毕业生欢送会，邓中夏发表了关于艺术与革命关系的演说。他说：“革命之手段不一，而假艺术手段以从事革命，其收效亦大，在目下无产阶级被压迫之时，吾人尤不能不以艺术宣泄和安慰被压迫者之痛苦。”阐述了艺术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暑假期间由上海大学发起的上海夏令讲学会，邓中夏作《中国劳动问题》演讲；邓中夏虽然行政事务繁忙，但他还是挤出时间担任教职。《上海大学一览》的“教职员一览表”明确记载邓中夏所授学科为伦理学、公民学。

四是致力于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是当时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项工作。早在1921年初，邓中夏就在长辛店创办过劳动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1924年3月6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大力开展平民教育，要求全体同志参加此项工作。会上，邓中夏和毛泽东、恽代英、于右任、孙镜等9人被推举为“平民教育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孙镜和毛泽东还被推举为常务委员。4月1日，上海大学召开“平民教育大会”，会议由邓中夏主持。在会上，邓中夏阐述了会议的宗旨和提倡平民教育的重要性。会议决定开办上海大学平民学校。4月15日晚上7时，上海大学平民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有280名工人学生参加，100多名来宾和家属也参加了大会。邓中夏以上海大学总务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16日，上海大学平民学校举行教务会议，恰与上海平民教育委员会常务会议的时间发生冲突，作为常委的邓中夏写信给另外两个常委毛泽东、孙镜，称：“弟因要参与上大平民学校教务会议，故不能到今日之常务会，特请刘伯伦兄为代表。”可见他对上海大学平民学校的重视。邓中夏作为上海大学平民学校的领导，不仅做好大量的行政工作，还亲自动手为平民学校编写教材。《民国日报》副刊《平民周报》从1924年的5月31日的第12号起，分期发表了邓中夏为平民学校编写的通俗读物《劳动常识》。除了上海大学，邓中夏对其他地方办的平民学校也给予支持和帮助。他曾到吴淞铁工厂，出席该厂“平民夜校”的开学典礼，并应邀在会上作《关于平民教育》的演讲。邓中夏还指导刘华在工人集聚的沪西创办了“工友补习学校”。邓中夏为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工人觉悟，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和贡献。

五是关心和帮助青年学生，为革命培养年轻革命人才。邓中夏作为上海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非常关心那些有志于求学的年轻人。刘华是上海大学初中部的学生，后来成长为杰出的工人领袖。当时在中华书局印刷所做工时，只有小学程度。上海大学代理校长邵力子将刘华要求进入上海大学中学部学习的请求函转给邓中夏以后，邓中夏非常重视，约了刘华到学校面谈。为刘华办好入学手续后，当面答应为刘华免除学费，要他用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邓中夏还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刘华的伙食费。侯绍裘是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后来担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主任。邓中夏对侯绍裘在政治上的进步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邓中夏刚到上海大学，就和杨贤江一起介绍侯绍裘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6月侯绍裘在松江联合各界人士组成松江救国同志会，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官僚政治，提倡社会服务”为宗旨，成立了“新松江社”，参加者有当地进步青年四十余人。邓中夏和上海大学的其他教授邵力子、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陈望道等先后赶赴“新松江社”演讲，给予侯绍裘以极大的支持。侯绍裘后来到上海大学担任中学部主任，成为上海大学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和邓中夏的培养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四一二政变后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成为从上海大学走出来的一位英雄烈士。1924年1月1日，上海大学学生发起成立“孤星社”社团，邓中夏欣然接受学生的聘请，担任社团的顾问。他还介绍大连籍的青年团员杨志云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满足青年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

邓中夏虽然在上海大学负有重任，但他并不是一名职业教育家，而是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受聘担任上海大学总务长，是受中共组织的派遣，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即使在上海大学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他依然为党的事业奔波忙碌。1923年春，邓中夏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上海、浙江和江苏党的工作。6月12日到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大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邓中夏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邓中夏被任命为筹委会主任委员。8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选举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于到会中央执行委员仅4人，不能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于是暂时成立“临时中央局”，由邓中夏任委员长。10月，他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邓中夏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兵士运动的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为当时的革命运动和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8月2日，国民党右派喻育之、曾贯五两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无理取闹，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以及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而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对此却采取了骑墙态度。邓中夏和毛泽东、恽代英等即致信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要求严惩喻育之、曾贯五，严肃党纪，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正确立场和态度。

1924年秋，邓中夏因党的工作需要，正式辞去了在上海大学的教职。但是，在以后发生的“黄仁事件”，由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领班殴打中国女童工引发的罢工运动，以及五卅惨案中，邓中夏作为党的领导人，参加和指挥了这一系列的斗争活动，并在这些斗争中声援和直接领导了上海大学的教师和学生。

1925年6月，也就是五卅运动爆发一个多月以后，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和党团书记，他和苏兆征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大罢工从6月19日开始，至1926年末结束，持续了16个月，前后共有25万工人参与，创下了全世界罢工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邓中夏在1928年写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这部著名的工运史著作，将省港大罢工的经验写入书中。这是最早总结中国工运经验和规律的著作。1943年延安解放社再版此书时，在《再版声明》中着重指出：“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

1927年，邓中夏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1930年7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不久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政治委员和红二军团总指挥。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敌人对他动用酷刑，百般拷打，但他坚守党的秘密，不吐一字。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他的身份才暴露。蒋介石亲下手令，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警察局，随即又被押往南京司令部监狱。在狱中，邓中夏再一次遭受了酷刑的折磨，但他忠心不改。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他说：“我邓中夏化成灰，也还是共产党人！”他又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他自知敌人就要加害与他，就给党中央留下遗书：“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黎明，39岁的邓中夏在敌人罪恶的枪声中昂然倒在雨花台下，为他毕生向往和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他是上海大学正规化办学的奠基人，就义时年仅39岁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