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拜登，请回答
来源：南风窗
作者|南风窗资深主笔雷墨
最近，中美之间有了一次“隔空对话”，其中的信息量很大。
美国当地时间1月25日，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拜登政府将用“耐心”来处理与北京的关系，并将重新审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强硬政策。
北京时间1月26日，央视新闻播出了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专访，他说：“有耐心当然是好事，希望美方能好好回顾、反思最近这些年的对华政策，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确实采取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向前看的、符合当今世界实际的对华政策。”
不过，崔天凯也强调，“光有耐心还不够，还要有理性，还要有诚意。”鉴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13个小时的时差，这次“隔空对话”实际上可能只相隔几个小时。
白岩松专访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螺旋式下滑后，中美关系在拜登上台之初的这种非正式“对话”，很可能是双方的一种试探。北京与华盛顿都在思考：下一步中美关系应该怎么走？
拜登政府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早已是陈词滥调。这位新总统组建外交“明星团队”，似乎是想向外界证明，他的对华强硬会比特朗普更有效。不过，作为有着丰富外交经历的政治人物，拜登心里也清楚，强硬不是目的，而且不总是有效。
拜登政府的“中国策”还缺什么？崔天凯大使的话，已经点出了要害。事实上，拜登的外交团队，也明白这一点。
“印太事务协调员”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早在他入主白宫前，就有了基本轮廓。1月19日，也就是拜登就职前一天，美国参议院举行的拜登政府官员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国务卿、财长和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人，在对华政策上都传递出几乎相同的信号：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需要对中国强硬。
而1月13日的高官提名，则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拜登政府将会“如何强硬”。这一天，拜登团队发言人向媒体证实，拜登将任命库尔特·坎贝尔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作为横跨政界、学界的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的角色绝不会停留在“协调员”的字面意义上，他将是拜登政府亚洲事务的主要操盘手。
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印太事务协调员”是个新设的职位，这也预示着拜登政府在对华外交中某些新特点。有美国媒体认为，坎贝尔将成为拜登政府里的“亚洲沙皇”，即在亚洲或印太事务中，他将被赋予极大的权力。据说拜登团队不喜欢这个表述，但实际情况不会与现实有太大出入。
据美国《福布斯》报道，坎贝尔将直接向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汇报工作，会被授予广泛的权力，以期把每个政府机构融入到对华政策中。与坎贝尔关系甚笃的国际问题学者迈克尔·格林，把坎贝尔的任命视为拜登在亚洲政策上首个大胆行动。
格林在文章中回忆到，2001年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小布什政府时期）时，负责欧洲事务的人员规模是亚洲的三倍，而他2005年离开这个岗位时，两个部门的人员规模已经相当。根据他的预测，拜登政府国安和外交团队的亚洲部门，在规模上很可能将是欧洲部门的三倍。
不仅有规模的扩大，还有规格的提升。除了“印太事务协调员”这个特别设置，拜登还新设置了白宫“中国事务资深主任”，人选是劳拉·罗森伯格。之所以说是“新设置”，是因为此前这个岗位级别是“主任”。罗森伯格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负责中国与朝鲜半岛事务，还曾担任安东尼·布林肯的副手。而布林肯现在是拜登政府的国务卿。
15日，罗森伯格在推特上表示，为出任该职感到荣幸，但也同样“任务艰巨”
“大咖云集”，是拜登政府亚洲政策团队给外界的突出印象。但更为“突出”的是，拜登的政策团队，几乎全部来自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旧臣”，尽管他公开否认自己的政府是奥巴马政府的延续。至少在亚太政策上，延续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拜登政府亚洲政策，很大程度上将是致力于奥巴马政府未尽事业。
拜登对坎贝尔的任命，无可争议地体现了这一点。1990年代初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顾问（负责亚洲事务）以来，坎贝尔的外交履历几乎从未脱离过亚太。离开奥巴马政府当年，坎贝尔创立了咨询公司“亚洲集团”，继续专注于亚太事务。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将有一定的继承性。其中既包括对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思路的继承，也包括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姿态的认同。奥巴马执政期间，从未在官方文件中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事实上开启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特朗普所做的，只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客观上为拜登升级竞争铺平了道路。
“亚洲沙皇”的称号，更大的看点不在于坎贝尔会拥有多大的权力，而是拜登的对华外交将如何推进。他打造外交“明星团队”的安排，无疑是为了追求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与之相关的是，通过专业的团队，结束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乱象，解决“如何竞争”的问题。最终的目的是，在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同时，确保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
“矛盾性”
如果说拜登政府的国内政策主打“治愈”，那么其在外交上的出发点则是“恢复”，即结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非理性行为。崔天凯大使在专访中提到美国的“恢复问题”时说，“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要有大国的智慧、大国的自信、大国的乐观，还要有大国的勤奋。”某种程度上说，拜登外交想要表现出理性，很难绕过崔大使这番话中的道理。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驻美大使崔天凯为美国提建议（视频来源：小央视频）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对华外交可以说“天然”带有不理性的元素。首先是焦虑感，过度的焦虑，就很难做到理性。拜登政策团队，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态度”，而且还透露出时不我待的焦虑感。
2019年7月，布林肯在接受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专访时说：“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已是各方共识。”“我的主要担忧在于，就中国以及我们的战略利益而言，过去三年多的事态发展事与愿违，目前中国已经比我们处于更优势的地位。”
这种焦虑感，在美国战略界有着相当的共识。迈克尔·格林在最近的文章中写道，“尽管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中国是全球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对手，而且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也希望与华盛顿合作，以恢复有利的均势，但人们普遍认为，在亚洲，美国一直在输给中国。”在他看来，这是拜登政府升级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原因。
而且，虽然拜登政策团队不主张与中国开启美苏式冷战，但他们都认为中国是更具挑战性的的对手。坎贝尔在近期的文章中提到，上个世纪，包括苏联在内，没有哪个美国的竞争对手在GDP上达到过美国的60%，但中国在2014年就迈过了这一门槛。他还指出，相比于苏联来说，中国的经济更加多元、更灵活也更复杂，已经深深地嵌入到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体系中。
除了焦虑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设计，还有某种矛盾性。他对华政策的突出特点是“统一战线”，即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拜登及其政策团队，对特朗普最“痛心疾首”的，就是他对美国盟友体系的破坏。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拜登在美国第46任总统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图片来源：新华社摄影：刘杰）
布林肯曾说，中国将同盟体系视为美国力量的核心来源，是其所无法分享的。“不幸的是，特朗普总统的执政理念，削弱了我们的核心联盟，尤其是在亚洲地区。”他认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团结盟友至关重要。“以经济为例，美国仅占世界GDP的25%，但如果加上我们的盟友，这个比例将会是50%或60%，对于中国而言，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将是难以忽视的。”
作为主张在亚洲联合盟友应对中国崛起的“先驱”，坎贝尔在这一点上思考得更细致。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外交政策文章，清晰地体现了这样的政策思路：美国必须巩固在亚洲的同盟并拓展新的伙伴关系，而且还要拉欧洲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将对华政策嵌入到美国多层次的同盟与伙伴关系网中。
但坎贝尔并不赞同建立冷战式同盟，而是建议在贸易、科技、供应链、国际标准等领域，打造应对中国崛起的“议题同盟”。不难想象，这种将竞争精细化、具体化的做法，很可能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升级。
不过，坎贝尔在多篇学术文章中都提到这样的观点，即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美国应该理解这一点。他在与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拉什·多西合著的一篇文章中称，亚洲有区域融合的原动力，不会对脱钩感兴趣。“虽然印太国家寻求美国帮助，确保它们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的独立性，但这些国家也认识到，把北京排除在亚洲未来之外，既不现实也无利可图。”
1月12日，坎贝尔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项目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共同撰写的题为“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恢复平衡与正统的战略”文章中表示，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如此一来，“矛盾性”就凸显出来了。一方面，拜登的外交团队意识到，中美关系不应重复冷战历史，而且亚洲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愿望参与到中美战略竞争中；另一方面，他们的对华外交设想，主基调就是战略竞争，而且是以打造竞争阵营（冷战的主要特点之一）的方式。这种矛盾性，何尝不是理性缺失？
“根本性问题”
尽管中美关系前景，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从这次非正式的“隔空对话”可以看出，至少在方向上，双方的立场出现了接近的迹象。在那次专访中，崔天凯大使提到的“根本性问题”，或许也正是拜登外交团队思索的问题。
崔天凯说：“中美之间如果想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要明确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很不相同的国家能不能、要不要和平相处，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来真正造福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来说，能不能接受中国这个跟它很不相同的国家发展起来，能不能尊重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崔天凯表示，换谁当总统都要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有清晰、明确、积极的回答，两国关系当中的具体问题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坎贝尔2018年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特意论述了中美“如何共存”的问题。他写道，“虽然40年来，美国曾希望通过外交和经济接触来根本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想法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美国人认为，转向竞争就能达到接触政策所没有完成的目标，甚至迫使中国投降或是崩溃，也会有类似的风险。”
坎贝尔一直将中国和亚洲作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2018年坎贝尔和拉特纳合写的“思虑中国”，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否失败了的中美学界大讨论
在那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中美陷入新冷战的负面后果，“冷战真的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斗争”，但中美关系却不是，“如果以中国最终崩溃为前提，或是以此为目标制定新遏制政策是错误的”。坎贝尔认为，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双方都需要做好准备，把另外一个国家当成主要大国来共存。
拜登的当务之急，是应对国内失控的疫情，外交问题不会是他的政策优先。他的外交，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追求立竿见影，而是从长计议。换句话说，拜登政府的外交，将带有更加明显的战略色彩，而对华外交将是战略色彩中最浓的那一块。
尽管挑战巨大，但拜登政府说出“耐心”，或许的确是想恢复理性。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于美国当地时间24日7时22分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24995606例（图片来源：新华社摄影：刘杰）
坎贝尔在被任命为拜登政府“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前一天（1月12日），《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了他与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拉什·多西合著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美国如何可以稳固亚洲秩序：一个恢复均势与合法性的战略》，把基辛格称为“战略转向”的先行者。他们指的是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时期，基辛格通过推动中美关系缓和，从而改变冷战中美苏势力失衡。
紧接着，他们又提到基辛格对近代史上欧洲百年和平（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的研究。言下之意是，他们认为美国的战略，应该只致力于印太的百年和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是其中的关键。拜登去年5月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曾试图弄清“是否有可能与中国建立一种竞争性关系，同时避免形成争斗性、以武力为基础的关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不会是特朗普那样的对撞，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存。这个理念，坎贝尔与沙利文在2019年《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做了阐述。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完全正确，但与中国竞争，美国必须保持警惕与谦逊，围绕与中国共存的目标，而不是期望颠覆它来进行。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维持秩序的均衡与合法性，需要强大的盟友与伙伴联盟，与此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中国默认和接受。”近年来，坎贝尔多次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应该把竞争视为需要管理状态，而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思维着眼于重塑中美关系，而且有一定的积极成分。
责任编辑：张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