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病了，中国稳了，全球变了”
新京报讯（记者谢莲）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叠，全球格局进入加速演变期。美国大选结束迎来了“后特朗普时代”，拜登上台面临的疫情、经济、种族难题难解。中国迎来“十四五”开篇之年，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世界之变、美国之变、中国之变交织，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全球治理也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特朗普主义”对美国乃至全球造成了哪些影响？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会迎来哪些新变化？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了全球格局？百年新变局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新京报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
谈“特朗普主义”
美国“病了”，然后出现了“特朗普主义”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特朗普主义”的出现？
袁鹏：所谓“特朗普主义”，主要说的是特朗普政府坚持绝对的“美国优先”，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内纵容民粹主义，对外大行霸凌主义，我行我素，把美国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这样一种执政特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受访者供图
“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在于，特朗普是一个非传统类的政治人物，这样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执掌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然会有一些特殊的风格、特殊的做法，不乏极端、出格之举。
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义”出现背后的必然性。特朗普2016年能够上台、2020年虽然败选但仍赢得了7500万人的支持，甚至有铁杆粉丝为他不顾一切冲击国会，背后其实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力量在支持着他——也就是近些年来美国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美国其实是“病了”。因为美国如果不生病，这样的人物很难上台，上台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支持者。
新京报：如何理解美国“病了”？
袁鹏：美国“病”了，说的也就是美国各种矛盾叠加、积重难返，最终导致各种政治、社会问题集中迸发。
首先是阶级矛盾加剧。美国过去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其阶级流动性很强，所谓“美国梦”，其实就是中产阶级之梦。但现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哑铃形，甚至是金字塔形的社会，也就是10%甚至1%的富人控制着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中产阶级逐渐萎缩，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活力大为减弱，阶级矛盾空前加大。
其次是种族矛盾激化。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美利坚民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种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尤其是白人和非白人之间。一些人担心，随着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不断扩大，美国白人将逐渐沦为少数，由此引发包括亨廷顿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的深层种族焦虑和文化焦虑。2020年美国多地上演的“黑人命贵”运动就是种族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第三是代际矛盾凸显。美国老年群体、中年群体、青年群体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支持的政治人物也不一样。老年人希望社会保持稳定，中年人更关注就业、经济，青年人则希望有上升的渠道、能减免学费等。代际矛盾之下其实还有性别矛盾，LGBTQ所代表的的非异性恋群体，现在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政治群体，有很强的政治声音。代际矛盾、性别矛盾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化问题越发凸显。
这些矛盾日积月累，碰上2020年疫情、选情叠加，就有了一次总爆发。而其根本原因，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性靠惯性已难以克服，唯有通过深层次改革才能有所缓解。遗憾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进行自上而下的主动的结构性改革。
美国历史的发展既借助战争、移民、西进等特性，也依赖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革，让美利坚民族崛起、发展、称霸。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由“两极”变成“一超”，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美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开始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此美国本应该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加以应对。遗憾的是，新一轮改革迟迟没有到来。
克林顿缺乏改革的动力，小布什碰上了9·11没有改革的条件，奥巴空有改革的冲劲但缺少支持改革的政治基础。在此背景下，从未涉足政治的特朗普被推上台。但他的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打乱一切旧秩序，建立一个符合他想象的新秩序。所以他片面追求美国优先，导致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横行。但这些显然不是顺应美国发展的改革，也没有让美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正是因为美国这几届领导人没有完成一个本该进行的深层次改革，美国各种矛盾由小变大、由个别矛盾演变为多方面矛盾、由表层矛盾变成了深层结构性矛盾。最终在矛盾的激化下，出现了特朗普这个反传统反建制的总统、出现了“特朗普主义”、出现了美国最混乱的四年。
新京报：拜登说要“重新领导世界”，能实现吗？
袁鹏：特朗普留给拜登的无疑是个烂摊子，拜登想拨乱反正、想改革，但他可能有心无力。他既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个当务之急上，又受制于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全面制约。在这种局面下，拜登虽有老骥伏枥之志，但他想让美国“合众为一”已经勉为其难，要想重新领导世界谈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义不仅对美国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已非常严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颠覆了过去确立的一些国际秩序和规则，把整个世界打得支离破碎，导致“天下无序”。这些让其他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的所谓“领导地位”，美国还可信吗？
这必将牵制拜登重新领导世界的雄心。拜登承诺回归多边主义，譬如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重回世界卫生组织、回归伊核协议等，这些拜登也许能够做到。但如果他不能真正反思特朗普的做法、遏制“特朗普主义”，不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去深层改革，这种回归也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回归，无法真正扭转美国逆全球化的大潮。
谈中美关系
中美会有机会窗口，但不会大也不会长
新京报：拜登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带来缓冲期吗？
袁鹏：拜登和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作为一个老牌政治家，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应该还是理性、客观、务实的。同时，拜登对于中国比较熟悉，对华认知不那么极端，他虽然承认中国是一个挑战，但并没有轻易把中国定性为一个威胁或者敌人。拜登启用的外交安全团队都是比较专业的人士，是一批可以对话打交道的人。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存在一些空间。因此，拜登政府上台后，将给缓和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机会窗口。
但这个机会窗口不会很大，开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原因就在于，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已经被破坏得太严重，要修复起来难度非常大。特朗普在任四年，中美关系能破坏的基本都破坏了。他还推出了十几部涉华法律，并导致美国国内对华负面情绪达到历史新高，这些都会极大压缩拜登的对华政策空间。从拜登本人来讲，他上台之初首要任务是抗击疫情、修复经济、弥合分裂，中美关系并非他的当务之急。
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走到今天，除了有特朗普等偶然因素外，也有结构性的原因，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两国力量对比、发展态势、制度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可能换一个人，即使不像特朗普那么极端，也会对华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所以即使拜登上台，我们可以期待，但期望值不宜太高，更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京报：有外媒报道，拜登希望联合西方盟友共同施压中国，建立反华统一战线。您怎么看？
袁鹏：联合盟友一起对华进行规制、约束甚至遏制打压，不是现在才有的新现象，更不是拜登的发明，而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一种常态。只是这两年被特朗普搞得不那么顺畅。
拜登是美国建制派的杰出代表，自然深谙利用同盟力量集体对华施压的道理。同时客观上，美国及其盟友都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太快，尤其对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军事现代化、科技发展忧心忡忡，对中国崛起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更是如芒刺在背。这种共同认知为拜登上台后重修西方同盟团结从而一致对华提供了基础。
可以预见，同盟、规则、制度、价值观等将构成拜登对华政策的核心词，但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也取决于欧洲日本的态度。我相信，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虽然会珍惜西方共同价值，也欢迎拜登回归西方大家庭，但同时也会吸取特朗普这四年执政给他们留下来的惨痛教训，那就是美国可能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寄望于某届政府，将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恐怕得不偿失。默克尔、马克龙等欧洲政治人物不止一次提出要增强欧洲的自主性，应该是肺腑之言。这也是中欧投资协定能在拜登上台前夕签署的重要原因，标志着欧洲的某种战略性自省和自我调整。
面对这些，我认为中国最主要的还是发展好自身，因为唯一能打败中国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从过去四年可以看到，特朗普几乎动用了所有能用的手段对中国极限施压，但我们也扛过来了。所以拜登政府不管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仍然有信心能够扛过来，这个信心就来源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团结，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其次，中方也要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个世界不再需要霸权，美国已经不像过去一样一呼百应；这个世界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发展好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
第三，我们还是要看到拜登和特朗普的不同，看到他们在对华态度上的不同，不能简单地说二人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进而不去努力做工作。在明确底线的前提下，根据这些不同积极主动稳定和塑造中美关系，寻找合作空间，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
谈全球变局
“东升西降”之势不可逆，中国需发挥引领作用
新京报：现在都在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世界“变”在哪里？
袁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一个比较形象的概括。在我看来，这个“百年”，既是实数也是虚数，既暗合中国走过百年屈辱，正在规划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又是指这个世界正在经历数百年未见的巨变。
这个变局为什么说是“未有之”呢？因为历史上没见过。因为我们身处其间的这场大变局既不是通过一战、二战那样的恶性战争促成的，也不是冷战、苏联解体式的变局，今天的变局是历史上没见过的。在变与不变之间甚至看不出明显的界限，但蓦然回首，天下已经大变了。几百年来人类见过这种巨变吗？没有。
那么，到底“变”在哪里？首先，最深刻的一个变化就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近百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群体性的崛起，譬如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印尼等；而西方世界出现整体性的低迷，譬如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法德内部出现文明冲突等。这些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东升西降”。
第二个“变”在于，非传统安全首次具有了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意义。过去几百年影响国际格局的基本是大国博弈、军事冲突、冷战、地缘政治，但现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了，譬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全球疫情、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历史上首次，这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甚至比传统威胁给人类带去更大的灾难。
第三个“变”体现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扑面而来、蓄势待发。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以数字经济为核心，以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一堆新科技集中爆发。这一轮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很多我们都是难以想象的。以前的技术革命改变的是生产力，而现在改变的除了生产力还有生产关系，甚至行为准则、价值理念等。
新京报：新冠疫情持续一年，如何影响了世界格局？
袁鹏：新冠疫情正好发生在百年变局之间，二者一重叠，其实更加剧了这个变局，让这个变局来得更快、更猛，走得更深、更远。此外，新冠疫情还像一个“照妖镜”，把过去被掩盖了的一些面貌暴露了出来，譬如美国的穷凶极恶、对华极限施压等。
所以可以说，新冠疫情对于国际格局的冲突和影响是历史性的。它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或者可以说就是和平时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对人类发起的一场世界大战，导致的结果就是几千万人受感染、几百万人死亡，经济几乎全面停滞，贸易、人员往来几乎全面中止，甚至各种恶语相向、政治恶斗也相继而来，真的可以说比一场世界大战还要惨烈。
但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冠疫情掩盖的一些问题可能被忽视，若不加注意，未来可能会产生大影响。譬如2020年欧亚接合部发生的纳卡冲突，中东地区伊朗高级将领和核科学家被暗杀，阿拉伯多国和以色列历史和解，俄罗斯修宪，日本安倍下台，泰国的街头运动，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国际事件，但基本上被新冠疫情掩盖了。然而，如果不重视这些小的变化，某一天突然失控，就会导致难以估量的后果。一战、二战的爆发，不都是由一次小的冲突引起的吗？
所以说，新冠疫情显性上的影响是对人类健康、经济、社会的冲击，隐性上还掩盖了很多值得关注的国际政治本来面目。
新京报：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袁鹏：中国快速崛起引发全世界的集体不适应，或者迎接、或者抵制、或者打压，或者主动适应并寻求合作。中华民族复兴是百年变局最大的动力，也就意味着中国崛起是当前世界大变局中最根本的动力，也就是说，未来塑造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可能未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变量，中国的发展将会极大地引领百年变局的方向。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百年了，未来更需要把中国放到全球格局里去看，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发展好了，整个全球格局就稳定了一半。我们再发挥一些引领作用、体现大国责任担当，世界就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具体来说，疫情之下，中国首先控制住疫情，对全球疫情防控就是个巨大贡献。与此同时，给全球提供一些公共产品，譬如疫情下需要的防护用品、疫苗等，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第二是要提出中国方案，譬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健康共同体等思想，这些为解决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第三，通过一些具体的倡议引领世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譬如一带一路等倡议，这就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浪潮里坚持全球化、坚持互利共赢的一个做法，得到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谈2021年国际局势
疫情仍是首要挑战，地区局部矛盾需警惕
新京报：2021年的国际局势有哪些值得关注？
袁鹏：2021年的很多问题仍然是2020年的一个延续。
首先，新冠疫情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我们并未看到全球疫情的终点或拐点，反而多国出现严重反弹。所以新冠疫情很可能会伴随着今年全年，甚至不排除更久。这也就意味着，疫情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冲击依然存在。人类得学会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其次，美国大选虽然结束，但大选之后美国的问题更加凸显。这次选举事实上加剧了美国结构性的矛盾，让它们更加白热化。特朗普即使离开白宫，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仍然会对美国政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美国国内政治发展，也值得关注。
第三，刚提到被新冠掩盖的那些矛盾，2021年可能要更加重视。譬如伊朗的动向、阿以和解带来的影响，是否会导致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东北亚区域，朝核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南海问题上，是否会出现变局等。这些暗流涌动的矛盾，都有可能影响全球。
新京报：除了新冠疫情，全球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袁鹏：今年来看，全球最大的挑战还是新冠疫情，因为很多国家疫情已经接近失控了。能否有效控制住疫情，可能是2021年最大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
第二个风险和挑战就是全球经济的发展。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全球经济都是负增长，是现代经济史上首次负增长。如果负增长再持续一年，是否会再次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
第三个是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暗潮涌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野蛮生长，若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后果难料。
第四是全球长期存在的一些区域冲突，疫情掩盖下被忽视了但并未消亡。疫情之下，精神压力叠加经济低迷，很可能会反射到地区冲突上，导致地区不稳定加剧。这些都值得关注。
新京报：新冠疫情之下逆全球化特征明显，未来的全球治理应该怎么走？
袁鹏：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迎来高速发展，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整体。这个阶段，整体来说所有人都是受益于全球化的。
但是，由于缺有效的全球治理，一些问题和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和处理，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遭受挫折。主要体现在，过去的全球化主要由西方国家引领，甚至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西方化。但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加入到全球化浪潮里，全球化就不是西方所期待的那样了。所以西方出现了两股力量，一股是民间的反全球化运动，一股是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两相夹击，全球化不可避免受到重创。疫情之下这一点更为明显，全球化甚至到了有点难以为继的程度。
所以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还是需要通过加强全球治理来对全球化进行纠偏，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发展轨道。这首先需要各国领导人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不要因为遭到挫折就全盘否定全球化。其次要在行动上加强全球治理，共同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譬如人类疾病、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在经贸方面，目前或许很难达成一个全球一致的规则，那么可以首先从区域化做起，譬如RCEP、CPTPP等，区域化的规则做好了再对全球化进行补充。
因此，今后的全球化可能进入一个分层次的、递进式的全球化，走向一个比较健康、符合现实世界情况的正确方向。
新京报记者谢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