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告别2020|“史上最糟糕一年”，我在欧洲这样度过
2020年就要过去了，我不怀念它，但将忘不了它。
未来历史上，它的痕迹也将难以抹去。在美国《时代周刊》最新一期杂志封面上，白底黑字的“2020”被画上了一个“红X”，并附言“这是最糟糕的一年”。此前，这个“红叉”标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只出现过四次。
宏大历史自有轰轰烈烈的起承转合，私人生活却往往在悄无声息之间就被卷入历史。微观如个体者，对其生活的回顾，也能为历史标下注脚。我的2020年，正是“知道开头，却料不到结局”。
从乐观到“封城”
春节长假，我前往意大利的西西里岛。1月26日晚（农历正月初二），在西西里岛东部城市锡拉库萨（旧译叙拉古），我置身于拥挤的人群中，观看盛大的San Sebastiano（圣塞巴斯蒂亚诺）巡游。San Sebastiano是天主教、东正教崇拜的偶像，被尊奉为遭受瘟疫者的保护神。在欧洲历史上，瘟疫曾写下一页页黑色史书，因此San Sebastiano颇受尊崇。三十多个男人抬着他的神像，一路高声呼喊。每走十来步，他们就把神像放下来，接受民众的欢呼祷告。他就这样在大街小巷处处驻足，“驱逐瘟疫、祝福人间、带来康宁”。
然而，新冠疫情未因San Sebastiano巡游而消退。相反，它贯穿了2020年的始终。
“封城”期间的五十周年纪念公园。此时整个比利时都深陷疫情之中。
春节长假很快结束。在踏上归程之前，我去药店买口罩。“口罩？”店员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听了我的解释才恍然大悟。她说，几乎没有人来店里买过口罩。回到布鲁塞尔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同行提醒我储备一点口罩，以备不时之需。当我前往药店求购时候，连续几家都已经缺货了。
2月初，疫情已经成为华人群体最关心的话题。大家经常交流新闻，打听哪里能买到口罩、洗手液和消毒液。一些华人专家组建志愿小组，定期收集、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护知识。未雨绸缪的氛围，在华人社区里已经形成。
与华人群体相比，欧洲当地既漠然又乐观。不少决策者、专业人士、新闻媒体和民众都把新冠疫情视为“大号流感”，认为在卫生资源充裕、医疗水平很高的欧洲国家危害不大。在比利时，一开始官方机构几无作为。边检和海关未就新冠疫情采取限制措施。主管部门认为普通居民没有必要佩戴口罩。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空间流行病学实验室知名专家马里乌斯·吉尔伯特（MARIUS GILBERT）建立模型测算，认为疫情传播到比利时的概率只有2%。况且，2014-2015年，比利时曾经成功防控埃博拉疫情。
就在此时，新冠疫情在欧洲攻城略地、长驱直入。进入3月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的疫情渐成燎原之势，比利时国内也出现大面积社区传播。严峻形势唤醒警觉，针对政府的消极态度，科学界、医学界和民间都开始出现批评声音。
然而，要让“佛系”的政府行动起来太难了。比利时南部的法语区和北部的荷语区长期对峙，党争不断，围绕防疫议题更是互相攻击、争执不休，难以形成决策和行动。社会动员更难。学校、商场、餐馆，特别是火车站、汽车站和机场，政府都不能想关就关。对民众的动员同样难。不少欧洲民众认为新冠疫情不过是“大号流感”，主要对老年人更危险，因此，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采取了“无视病毒”的态度，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更不愿意让渡自由权利。
官方争争吵吵，民间众声喧哗。由于缺乏有力的防控措施，疫情迅速蔓延恶化。迫于严峻的形势，3月18日，比利时仓促实施第一次全国“封城”。在此前后，欧洲多国也纷纷实施了“封城”措施。
隔离
从2月份开始，我就已经减少外出。“封城”之后，更是开始了长逾半年的隔离生活。期间政府停摆，公共活动停办，我的工作也处于停摆状态。公共场所、非必要的经营场所也大多关闭了，私人之间的探访和聚会几乎为零，日常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关在屋里了。
“封城”之初，我每天都关注疫情数据的涨跌。但时间一长，“结束疫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于数据也就慢慢麻木。每晚7点，布鲁塞尔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借此向医护人员致敬，邻里之间也借此互相鼓励。但日复一日，掌声就渐渐稀落，直至消失。
隔离生活。
《时代》周刊这样描述2020年：“生活除了痛苦不堪外，还单调得令人发狂，每天的日常都在与我们作对。”“单调得令人发狂”，正是隔离生活的生动写照。除了每两到三周一次外出采购食物，每天傍晚出门散步之外，其他时间都是面对“四壁高墙”。有限几个英语电视频道里，翻来覆去都是疫情新闻。网络上铺天盖地也是疫情资讯。每天阅读大量的疫情负面信息，眼看着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也如同《时代》周刊所写，“我们被一种最击垮人心的无助感所威胁着，这种感觉不受控制地蔓延”。
每天傍晚出门散步，走出社区都有两个选择：向左拐，步行30分钟就是欧盟总部；往右拐，步行20分钟就是连绵森林。一边是欧盟的政治中心，也是欧洲防控疫情的政策枢纽之一；另一边只有大自然的山湖林草，静默无声。
这样的隔离生活一直持续到7月份。经过近4个月的“封城”和隔离，欧洲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最好的时候，比利时每天新增确诊人数已经降到两位数。隔离措施逐步解除，社会生活慢慢恢复常态。7月中旬，我和中国同行前往比利时南部卢森堡省的阿登山脉。这是将近半年时间以来第一次出远门。1944-1945年，被称为“对德寇最后一战”的“阿登战役”就在阿登地区发生。这场战役重创了德国的空军和机械师，使德军再也无力发动大型战役，纳粹德国由此迅速走向溃败。如今的阿登山脉被森林覆盖，绿树参天，鸟鸣幽谷，泉声叮咚。在经历了严重的疫情和长时间的隔离之后，大自然特别能体现出治愈的力量。
“历史重演”
疫情持续走低，每天确诊人数也在低位徘徊，一些小规模的公共活动开始恢复，朋友之间偶尔也开始互相拜访，聚会、聚餐也回到了生活中。正当人们满怀希望，以为正常生活即将回归之际，公共卫生专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七八月份正值欧洲暑假。因为疫情在整个欧洲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各国的防控措施也已经相继解除，久居家中的人们开始“报复式”出行。在媒体报道里，旅游景点、度假胜地、海滨沙滩都出现了人山人海的景象。人群的大规模流动和聚集，正是疫情传播蔓延的温床。
恶果很快就来了。进入九十月份，欧洲第二波疫情迅速袭来，甚至比第一波更加凶猛。在比利时，每天新增确诊人数迅速攀升，很快就打破了第一波的最高纪录。这个总人口只有1100多万的国家，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接连突破1万人和2万人。
布鲁塞尔大广场游人稀少。
在第二波疫情当中，布鲁塞尔成为重灾区。坐在家里，就能听到救护车从街上呼啸而过。我居住的社区里开始出现重症病例，被身穿全套防护服的医务人员抬上救护车。在认识的人里面也开始出现确诊病例，甚至30多岁的年轻朋友也成为重症患者。统计数据也印证了疫情的严重。10月中下旬，在布鲁塞尔参加核酸检测的样本中，阳性检出率竟然高达四分之一。在疫情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全国的床位资源和核酸检测能力都开始吃紧，第二次全国“封城”呼之欲出。
第一次，人们盲目乐观、疏于防备以至病毒乘虚而入。第二次，人们置专家的严厉警告于不顾，在夏日假期里纵情欢乐。然而，“乐极生悲”之余，病毒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历史”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再次重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仍然是悲剧。
10月下旬，欧洲第二波疫情达到高峰期，多国相继实施第二次“封城”。我就在此期间确定回国。一个多月后，寒冷的欧洲即将迎来圣诞节假期。然而，面对仍在反复的疫情，是解除还是维持现有的隔离措施，甚至实施更加严格的“硬封城”？多国仍在争论不休。
“共识”？
经历战争就会更加珍视和平，经历隔离就会更加珍视自由，经历疫情就会更加珍视健康。而深重灾难总能引发思考。
疫情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算良好的治理？当面对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无力应对，致使整个社会都被拖进疫情的泥潭，这样的治理能力很难称得上良治。以此“结果导向”入手，西方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能力，确实难逃系统性的追问。
在疫情进入大规模社区传播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月左右的防控窗口期。然而，他们对于病毒危害性，以及对于自身防控能力的评估都出现了严重偏差，乐观情绪近乎傲慢。有些人甚至抱有偏见，认为疫情给欠发达国家造成困难，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算不上严重的危机。
票选政客似乎也很难具备真正政治家的前瞻性。在票选政治下，很多问题的解决都是倒逼式的。当危机还没有出现，或者还没有演化到某一程度，政府很难提前采取措施，哪怕是一些涉及广大民众基本生活的措施。弄不好措施还没有落实，政客就先被民众选下台了。
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在左翼青年人那里，个人自由不可让渡，不能妥协。他们反对所有限制个人自由、改变常态生活方式的疫情防控措施。除了上街游行表达抗议之外，他们还通过实际行动去对抗隔离。比利时的夜店关闭了，他们就跑到荷兰去泡夜店，或者私下里举办家庭派对。一些年轻人甚至通过举办“新冠派对”（健康者与确诊者一起参加派对，实现互相感染）的极端方式，来反证新冠病毒危害性不大，无需采取限制措施。一些商人也不愿意让渡权利。政府禁止举办千人以上的经营活动，他们就把入场人数限制在999人。
自由的一个基础是自治，自由的个体应该具备自我约束、自我治理能力。防疫抗疫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态度和行动。置身于相同的疫情之中，欧洲华人社区的感染率就很低，一些华人社区长时间保持“零确诊”纪录。面对疫情，华人群体就体现了很强的自我约束、自我治理精神。即使没有政府的硬性约束，他们也自觉减少外出、减少聚集，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个人防护。这证明，疫情并非不可战胜。
激烈党争损害着西方式民主体制，这一点在疫情的放大效应下尤其明显。以比利时为例，该国以语言文化划分的南北方长期对立，围绕这一基本格局，形成了党派林立、政见纷纭的局面。直至“封城”前夕，南北法荷两大语区的政党仍然争执不下：前者主张升级防控措施遏制病毒扩散，以免重蹈意大利的覆辙。后者坚持不能关闭学校，也不能实施任何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措施。在很多时候，已经难以分清到底是基于事实与政见的争执，还是因为党派对立而导致的“为反对而反对”。
这种困境不是比利时所独有，很多欧洲国家都要面对激烈党争的难题。乃至到了欧盟层面，同样存在议事效率低下的问题。林立的党团让人眼花缭乱，各自的立场、观点、主张错综复杂，导致很多事务都议而不决，很难形成共识。甚至有时候忍不住要追问，共识是可能的吗？
栏目主编：朱珉迕
文字编辑：朱珉迕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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