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夜11点，上海市中心开往嘉定的地铁为何全程满座
最近，笔者搬家到嘉定区。从内环内搬到外环外，亲身体验了市郊地铁的“盛况”。早高峰时段，从嘉定开往市中心的地铁拥挤到窒息，这一点自在意料之中。令人意外的是，哪怕到了晚上10点钟，甚至接近11点钟，从市中心开往嘉定的地铁都几乎全程满座。
每天有多少人从嘉定到静安去上班？笔者无法查询到确切数据。但上海地铁日均超过1000万人次的客运量，家住市郊、工作在市中心的“潮汐人群”无疑贡献了相当大的份额。不但嘉定，联接市中心和松江、奉贤、青浦等区的地铁，拥挤情况都大同小异。
“潮汐人群”也不是上海所独有。在大中城市，远距离、长时间通勤十分普遍。比如北京，早晚高峰时段的地铁和地面交通就以拥挤拥堵著称，其庞大的“潮汐人群”甚至辐射到河北省的环京地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显示，36个全国重点城市中，超过1000万人正在承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全国主要城市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则为36分钟。国外老牌大城市也不例外。进出东京的新干线铁路，车厢拥挤程度堪比沙丁鱼罐头，成为摄影师乐此不疲的拍摄题材。在纽约、伦敦，每天也有大批居民，通过火车和汽车奔波于住家到工作场所之间的漫长路途。
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长距离通勤，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要求显著的产业聚集和产业集群来实现规模效应，形成降低成本、提高效能等竞争优势。市场规律形成的级差地租，也使城市形成区域性的功能分化。比如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无疑就是金融。如果要在此发展普通商业、一般服务业，或者建设居民住宅，那必定要承受巨大的成本压力。事实上，哪怕一些定位中高端的零售超市，在经营多年之后都不得不主动撤离陆家嘴。相反，到了次中心区域、近郊甚至远郊，在级差地租逐级降低之后，居住、普通商业、一般服务业甚至普通制造业，各种城市功能就都比较容易实现了。
可见，城市功能的区域性分化并非刻意为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体现。静安区的上班族选择到嘉定区居住并非无惧拥挤之苦，也不是不知道每天在路上耗掉三个钟头有多浪费，而是基于通盘考虑之后的理性选择——静安区中心地段一套一居室老旧公房的租金，在嘉定区足以租到一套条件上好的两厅三室公寓。
当然，市场规律并非完美。城市功能的区域性分化，一个后果就是造成城市功能单一，难以形成健康的社会生态。比如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由于城市功能比较单一，当地几乎只是高级白领工作的地方。在白天，高级白领要面对午餐难、打车难、购物难、文化娱乐场所少等问题。到了晚上，沿着“明珠环”人行天桥走一圈，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里，虽然外部景观灯光璀璨，但内部几乎都已“人去楼空”，一片静默。与此相反的就是市郊一些城镇。清晨当地居民“倾家而出”，前往市中心上班，直到傍晚时分才匆匆归来。一些居住区甚至成为名副其实的“睡城”。城市功能过于单一，既不利于城市文化的建设，也不符合宜居宜业的理念。就业、居住、商业、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互相交织，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身份背景的人群杂居共处，才能形成多元化的城市文化，使社区社会充满活力。
尊重市场规律，也不意味着政府不能有所作为。目前我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大中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张，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和都市圈正在崛起。在这一背景下，大中城市的通勤时耗还可能进一步上升，承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的人口规模也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关注极端通勤现象，营造更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应该引起城市治理者的高度重视。
单程通勤平均时耗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可以综合衡量城市空间布局、功能配置的合理程度，以及交通效率和宜居水平的高低。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容易造成身心伤害和社会问题，大规模、长距离的“潮汐人口”也容易成为城市安全的风险隐患。因此，把单程通勤平均时耗控制在45分钟已经成为全球大城市的目标共识。这就要求城市治理者在规划城市功能布局的时候，在考虑经济效益同时，也将社会效益和居民福利纳入考核体系，在空间功能规划和产业政策制订过程中，通盘考虑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商业、文化娱乐等功能的互相配套、相互交织，使更多居民得以就近就业，在较小的区域内满足各项生活需求。
栏目主编：朱珉迕
文字编辑：朱珉迕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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