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书评丨《动物来信》：透过它们的眼睛，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儿童作家、学者常立的《动物来信》打破界限创造了“动物来信”，在生物规律和人文关怀之间，以想象力扩展“崇高”和“美”的含义。
撰文丨王帅乃
《来自灭绝动物的信笺》等《动物来信》系列
作者：常立
绘图：王天宇
版本：耕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9月
“文学”与“科学”的交融
第一次读完《动物来信》这套书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历史上关于“文学与科学”之关系的多番论争。很多文学写作者和科学工作者都对之有过深入思考，其中亦不乏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实验写作者，如威廉·华兹华斯及其化学家好友汉弗莱·戴维、柯勒律治、左拉等；有的学者考察发现《物种起源》的组织结构深受狄更斯小说的影响；科幻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更曾在《文学与科学》中呼唤：“文学家们和科学家们，让我们共同向前推进，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到不断扩大的未知地带。”具体到科普写作而言，这些年来，“让科普变得有温度”的理念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内科普界的共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许多科普文章的切入点变得更“深入生活”“平易近人”；一些呼吁人们关注自然的文章亦投入了更多的人文情感；还有一些科普作者则更进一步，以更深层的终极价值思考去贯穿、统合自己的写作，并尝试以更诗性的笔触去承载和表现这些内容，使得科普作品同时获得了文学审美的维度。
用价值追寻和审美追求去关联零碎具体的知识，原本就是人类的内在需求。而在众多“美”的表现形式中，文学天然地成为科普写作者最容易亲近的一种。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这类探索多在科学专业背景的写作者中展开，文学写作者如何发挥自身所长因应赫胥黎的这一倡议，显然仍是一道难题；与此同时，科学专业人员在为作品寻找审美归宿点、提升作品艺术性方面除了科学美文之外，是否还能从更多的文学体裁和技巧中找到适合且有趣的书写方式，也是颇值得考虑的一点。
在我们回答“文学与科普如何深度交融、惠及彼此？”这个问题时，今年金秋时节出版的这套《动物来信》所作的努力尤其应该获得我们的关注和尊重。它非常出彩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我是指，它在“科学美文”这一文体之外以多种地道的“纯文学”形式回应了“自然科学”的诸多价值寻问；并且印证了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文学”与科学所关心的命题、二者内在的终极价值追索是息息相通、源属一脉的。
从序言开始，《动物来信》已经暗示着这是一次文学与科学的共同冒险，并对作品的价值取向作了透露。
作者常立在自序中声称是动物医生杜立特深夜拜访自己，请求将64封动物来信译成中文。有趣的是，杜立特医生是美国作家休·洛夫廷笔下的文学人物，他既是医生，又擅长文学写作；而他求助的对象、这位中文写作者则是出身于理科的文学博士。这里，常立把自己的身份转换成了“译者”，告诉读者将读到的文本事实上是经过了两道翻译的“译作”——由杜立特把动物语言译成英文，再由常立把英文版本的信件译成中文作品。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有两点很关键，其一是两位媒介人物都具有“科学+文学”的双重背景，其二是内含了一个文学技法：模糊现实与虚构世界的界限，真实作者常立被转换成了故事人物，而故事人物带来的信件在真实世界得以翻译出版，虚构反噬真实，二者互相建构加成——这是许多文学写作者乐此不疲的游戏。在价值流露上，作品抓住英文“Doctor”一词的双重内涵并加以强调。以医生为主角的文学作品通常不满足于书写“皮毛小病”，它们将探讨的多是某些触及文化基石又尚未解决的社会难题，也注定会为作品增添一份特殊的悲悯关切之意。不过，在《动物来信》正文中，文学与科普写作的交融才是通过多种“文学形式技法”的运用得到了深度的展开。
以“互文”与“反讽”为方法
《动物来信》的“文学形式技法”首先是“互文性”。《动物来信》化用了不少经典文学文本：在《熊猫写给儿子的信》中戏仿陶渊明责子、在《白鲟自题墓志铭》结尾化用张岱散文、在《黑天鹅写给荷兰探险家威廉·佛拉明》中致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在《等待答案的孟加拉虎》中呼应威廉·布莱克的名作《虎》、在《雄鮟鱇的情书》中借用亨伯特著名的碎碎念“生命之光，欲念之火”……这些还只是能直接指得出名字和对应文本的作家。这套书可谓文学爱好者的狂欢，读者越是熟悉经典文学作品，在阅读时获得的快感就越丰富。
除了直接戏仿段落，作者也会暗暗征引一些著名的文学形象。以《白鲟自题墓志铭》为例，不但直接化用了张岱的《自题小像》，读者也可以在其中看到《白马篇》内意气风发的少年“游侠儿”的形象。“好长河，好大江，好畅饮，好美食，好箭术，好琵琶，好潜泳，好冲浪，好怀古，好壮游”，这里列举了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十分熟悉的诸多意象，当江河、畅饮、美食、琵琶、怀古等字眼组合到一起时，很难不想到“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段《吹剑续录》中对苏词的经典评价和苏轼本人。
事实上，我们想起的也绝不会只是具体的某篇文章或某个诗人，战国刺客、唐传奇豪侠，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所有的游侠浪人，苏辛和他们背后所有的怀古词及作者，乃至诞生孕育了这些人物的时空环境和其中的相关形象，都在读者的联想网络之中；同时，“潜泳冲浪”这样的字眼又勾连起现代运动时尚，实现了互文写法“一方面让读者意识到文本之间共有的特质，另一方面意识到文本之间不一样的特质”的功能。
自杀的海豚。
而当我们读到最后“自救耶无能，被养耶无福消受。空长万斤耶而仅是鱼肉，之鱼耶有用没用？”时，古今中外所有“零余者”的苦闷都被拿来作了白鲟这一灭绝物种的痛苦注脚：爱读歌德的想到《少年维特之烦恼》；爱读俄罗斯文学的想到罗亭和梅诗金；爱读《红楼梦》的，“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这样的句子就自然而然从心里流了出来；至于熟悉历史的读者，大约免不了拊卷为明末清初所有像张岱一样郁郁累累混此一生的士人学子而悲慨。这份古代读书人的悲愁郁闷到了现代已经可为所有人理解——谁不曾有过在“没用的”理想和“有用的”出路之间挣扎的时刻呢？假如我们接受“无用”的白鲟合该灭绝，我们又何以安放自身呢？
互文之外，《动物来信》多处运用了反讽技法。如树蛙篇运用了全篇反讽的写法。表面上看来写信者是一只无比谦逊真诚的树蛙，但这套谦卑话语的反复叠加、前后矛盾却提示读者写信者实质上的虚伪和善于玩弄辞令。缺乏阅读经验的读者，也不必担心，作者在右页的科普内容里揭示了这一点——一些树蛙因为歌声嘹亮容易吸引雌蛙却也因此容易被天敌捕食，另一些树蛙于是选择默不作声的“捡漏”策略。左页的写信者就是该策略的成功者，这封信表面上是向蛙王致敬，实际上却是一封洋洋得意的炫耀信。这套书的读者需要反复提醒自己“配套阅读”左右两面的信息，千万不能完全采信写信人的陈述，用文论术语来说，它们中可藏了不少“不可靠叙述者”呢。
这些反讽和互文又总是互相融合，在一些更为复杂和高级的技法应用中形成曲折迴转的效果。在黑天鹅篇中，爱读莎士比亚的黑天鹅在信里模仿《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经典自辩为自己的存在正名。如果我们了解一些文学史的话，就知道莎士比亚时的英国有着普遍的反犹倾向，莎翁本人也未能完全越出时代的局限。《威尼斯商人》的写作被认为是受到了当时洛佩兹案的直接影响，和那时候的其他剧作家一样，其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确实是被当作“反派”来处理的。然而莎士比亚毕竟有着卓越文学家的眼光和包容，他同时也透露了当时社会以及剧中正面人物安东尼奥等人对夏洛克持有的并不公正的态度，给了夏洛克许多自辩的机会，我们把最著名的也是本书戏仿的原文摘在这里：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
这段文字虽然被处理为夏洛克的狡辩，但单取出来读不可谓不令人热血沸腾，直教人以为是反种族主义宣言。耐人寻味的是，这段独白确实成了二战时反对“反犹主义”声浪中最动人和强有力的宣传声。历史似乎和莎士比亚开了个玩笑，以独特的方式保存了文学家心底埋藏着的超越时代的同情、怀疑和质问的声音。
莎剧和这些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脚本成为了常立这一新文本的背景网络和能量场，加重了新文本的文化分量，为作品增添了内在的张力。黑天鹅篇的科普页告诉读者，因为欧洲人从未见过黑色天鹅，所以黑天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事物，直到佛拉明捕获它们并送去展览，人们才接受了事实。即使如此，如今“黑天鹅事件”仍然被指代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偏见的影响被语言保存了下来。对于黑天鹅而言，自己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而在强大顽固的偏见面前，它却莫可奈何地成了白天鹅的影子——就像插画家王天宇为此页设计的画面中被虚化的“黑天鹅”，我们分不清它是真实的，还是阳光下白天鹅在水中的暗影。“莎士比亚戏剧—种族主义和反歧视的真实历史—黑天鹅偏见—信中的戏仿”——作品在这里设置了一道隐形的思考题：人类的认知发展总是迂回曲折，但偏见的运行机制如此相似，我们难道不该于一再上演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尽量减少同样的不公和伤害吗？
艺术内外表述与反思
《动物来信》有着多声部网络式的作品结构，我们能在其中听到不同物种及同一物种内部成员对自身演化策略和生存方式的解释表白。作者让鲸藤壶拥有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尤利西斯一样不安分的冒险灵魂，下一页里，他却同样欣赏不屑于“打榜”的孤独歌者大翅鲸，并且透露今年大翅鲸无法参赛的原因是被一些鲸藤壶缠住了。大翅鲸将这些小小的鲸藤壶比作“咳嗽”——翻一页，换一个视角，故事似断又非断，原来的英雄尤利西斯此处却变成了另一种生物生存的大麻烦。要知道，咳疾对清高又孤独的歌唱家而言虽不致命却更胜于致命。
同时，文学本身的含混多义性也使得某些单篇作品的内部拥有两重相对的声音。《来自灭绝动物的信笺》一本中，邓氏鱼以远古海中霸王的身份指教“鲨鱼小子”们何为真正的霸王，一方面它们凭借咬碎岩石的力量恬不知耻地宣称应该“平等对待芸芸众生，凡大海里的生命，都是我的食物”，最后却因为环境剧变和消化力跟不上猎食能力而灭绝，邓氏鱼的生存策略似乎失败了，理该接受成王败寇的古训夹着尾巴保持沉默；但另一方面，其信中的猎杀美学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听到其如洪钟雷鸣一般的嗓音，看到一位铜盔铁甲孤独来去、将鲨鱼们斥为“成群结队凶残奸诈的宵小”的悲剧王者。它的身上有《荷马史诗》中为荣耀而死的战士影像，也有无力回天的迟暮英雄李尔王的影子，还能看到黑泽明的《影武者》中已被热兵器时代抛弃的东方式运兵信条和试图去扶起水中那面上书“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旗帜的影子武士。在这样复杂的美学体验中，读者对邓氏鱼这一物种的消亡必然产生更深的感触。
值得一提的是，常立还在《动物来信》中埋藏了写作者对艺术创作行为本身的思考。在《北白犀苏丹写给画家李星明》的信中，他借北白犀之口以诗歌文体问道：“是因为你写下的是我的生活吗？还是因为你写下了，我才能够生活？一种崭新的生活？”这也正是济慈曾在《希腊古瓮颂》中提出的问题。济慈此诗是文学史上写作者对创作活动的特点及其意义拥有高度自觉的代表性作品，它强调艺术的伟大在于它能捕捉短暂的美并将其固定于艺术形式中、经受住时间的磨蚀，并激发一代代受众的想象力。
同时，因为艺术能保存记录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诗人也认为艺术相较生活更具优越性。回到动物信件，苏丹是地球上最后一只北白犀，它寄给画家的这封信被安排为《来自灭绝动物的信笺》中的最后一封就更别有深意：当不幸已无可避免，死亡与灭种的悲哀注定降临，万幸还有画家将它最后的鲜活定格在艺术的永恒中、借艺术的羽翼使得这份鲜活逃脱死亡阴霾的笼罩——就像被固定在希腊古瓮上的青年男女，他们最美的舞蹈得以藉此留在世间。在后人的端详与想象中，他们和它们将一次次苏醒、重生。
生物演化存在巨大的偶然性
历史选择群像、常规、法则、领袖；文学偏爱小人物、失败者、反常、非理性，追寻一切罕有却美好的可能。《动物来信》既是科普作品又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也确实表现出所有优秀文学都具有的对上述事物的关心和偏爱。
在众多声部中，在对立的观点中，作者并不持中而立。或许也正因为当写作者将目光尽可能地拉长，以足够长的演化之尺衡量时，看到演化和消亡事件中埋伏的巨大随机性，知死而后论生，才试图为人类特别是为孩子们寻找所谓的“文明”世界应予以更多善意和掌声的价值、短暂的个体生命更值得拥抱的道德。
作者知道演化历程中导致物种灭亡的原因并非一端，有时甚至是非常偶然的外部原因（比如一只猫给斯蒂芬斯岛异鹩带来的灾难）所致。不论是轻盈漂流如菊石，还是强大危险如霸王龙，虽然它们都为生存和繁衍作过努力，仍然有可能在某天因为某种原因消亡。所以常立才选择站在以和平演化方式前进的猛犸象的一边，衷心地而不矫饰地赞美“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善良”。
在因循守旧与变革冒险的对立中，在家长制权威和儿童本位、新生力量的对峙中，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恪守祖训的棱皮龟祖母事实上已经无法回答人类出现后带来的问题，只能乏力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空洞法则。它们确实已活过亿年，但对地球而言、以万物演化的尺度而言，不过是转瞬间，而真正的危机已在它们眼前；异鹩一族已注定因那只偶然出现的猫而亡，假如那只小异鹩没能获得允许外出看看广大世界，岂非抱憾终生？落魄贵族鹦鹉螺母亲终日为生存竞争而焦虑，教导孩子们保持苗条、像菊石一样往前跑而不是往下沉。
然而，“别人家的孩子”菊石在白垩纪大灭绝中因为无法继续在经历了巨变的浅层海水环境中生活而消亡，鹦鹉螺却因为幼体更重沉入深海而躲过了劫难存活至今——这些故事无一不在尊重生物真实的特点的基础上，合乎情理地传递了现代文明价值观。
为美而美的孔雀。
对勇气和胆魄的赞赏同样体现在对求偶和繁衍的书写中。上文提到过树蛙求偶的两种策略，虽然我们知道一个种群往往需要冒险者和保守者共存方能发展平衡，假如所有成员都成为冒险者，我们可以想见这个物种的结局。但科普页也提醒读者：大自然自有裁决，假如沉默者太多，就无法吸引雌蛙到来；同时，假如沉默的雄性树蛙生育的后代太多，这些沉默的后代就不会有繁殖的机会。因此聪明的树蛙仍然延续着赛歌传统，婆罗洲雨林的夜晚依然喧闹非凡，常立将勇敢的树蛙喻为那些勇于追求爱情不惧生死的人们，将其举赞为“华丽的冒险、不计生死的奉献”。
保护稀缺的“为美而美”
我们不难猜到，本书为动物生存方式赋予的价值意义实质上寄托着的是对人类的期望，而于万千路径中选择将超越寻常功利生活的部分作为咏叹对象，则是文学的内在要求。
同样是爱情与求偶命题，在书写孔雀时作者选择了雌孔雀视角。常立在这里描摹了一只拥有超功利态度的雌孔雀，它声称它的爱情“不计算寄生虫、不考虑枝枝丫丫、不关心情敌、不在乎功名”。不过，它声声赞美雄孔雀为“男神”，实际上迷恋的却是“美”本身和美丽的自己。在这只雌孔雀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美少年那喀索斯和痴迷于自己所造之美人的皮格马利翁的影子，也能触摸到19世纪唯美主义麾下那些文学家和画家们心头指尖的余温。在介绍了科学界对动物是否会将纯粹的“美”（而非美背后那些有利于繁衍的可能原因）作为择偶标准的争议后，常立对读者提出了问题：你是否相信存在“为美而美”的生物？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即使存在也不会出现得很频繁，更难作为普遍事件——但仍有这样的“可能性”，而“文学”永远会选择保护这一美丽
（也不妨称之为罕有却“崇高”）
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物质欲求。作者笔下的北极狐就是这样一些愿意为填饱肚子而假扮小丑的形象，表演着倒栽葱在雪地流浪，跟在北极熊身后、叼走它们施舍的残羹剩饭。但是且慢，看最后这句话：我就是取悦您的，也取悦神的可爱又可怜的小丑。
我们的传统审美体系是吝于给这样为物质卑躬屈膝且乐在其中的形象以赞美之词的。《礼记·檀弓下》有云“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尸子》记载“（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就连旷达不羁的庄子也曾以“非醴泉不饮”的鹓雏自比而嘲讽做人臣的惠子是食腐鼠的鸱。当“美”只能单向度前进，我们也就很难写出诸如“我是神的丑角，上帝的小丑，所以我喜欢开玩笑”
（《尼金斯基日记》）
这样的语句，不会想去拍诸如卓别林的《马戏团》、费里尼的《小丑》那样的故事或纪录片，更不用说让这类小丑弄臣形象在作品中占据如《李尔王》中“傻子”那样的“精神导师”的位置。实际上，科普页中告诉读者，这只雌狐狸为了觅食只用了76天就从挪威跑到了加拿大，奔跑了3000多公里——正如作者所言，这是流浪的小丑，也是史诗中的英雄。在作品中引入这样一类形象不但可以丰富文学库，更可以提醒读者以多种向度思考世界——再一次地，对于如何定义“崇高”和“美”，我们应该多一点想象力。
在大地懒与原始人类相遇的故事里，作者选择将佩汶古土地上那两种生物近距离并排的脚印看作一场可能的友谊
（或许只是片刻的互相凝视）
、一次远古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可能存在的和平温馨的悬停，而非战争的印痕。
汇聚而成的孔雀鱼。
“为失败者写哀歌作志传”
《动物来信》的价值取向同样体现在它“为失败者写哀歌作志传”的选择上。以最后一只卡罗莱纳长尾鹦鹉写给饲养员的信为例，我们从中能看到一个自知自觉“选择”死亡的灵魂——它对死去伙伴的思念长、悲痛深，主动放弃了活下去的可能。这种长尾鹦鹉有着独特群居习性，一部分被杀后另一部分就来补充、聚集在死难者周围，因而往往变成新的死难者。这当然可能只是它们的演化策略，这种策略帮它们走过了漫长的时光，如今失效了——没有那么多深情，又或者真的有那么多深情？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是作者在两种可能之间选择了相信动物的精神生活。痛悼这样的深情和悲愤何尝不是在痛悼拥有那些“舍生取情义”品格而选择玉碎的人。它们或他们可能都无法成为生存竞争的“胜利者”、世俗意义上“有出息”的一群，或许还会在身后被解释为低智、怯懦、没有责任意识，但文学自有其尺度，“文学”二字的方寸间容得下各种不一样的“勇者”，为人们擎住这最后的安憩之地。“为失败者作哀歌”其实也是以文学的方式为各种演化的路线选择作一种特殊的解读、记录和保存。
读者会发现，在灭绝和濒临灭绝的动物背后总会闪过人类的影子。这些信件的确也借动物事反思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顺便清理掉一些愚蠢的人类”的声音对狮子们来说太过悦耳——他们自信地创造标准划分人之优劣，满以为自己不在死神的算计之中，却不知在死亡的盛宴上，啄食腐肉的乌鸦才是唯一的赢家。
濒临灭绝的美洲野牛写给印第安科曼奇首领唐·比尔斯的绝笔信更是意味深长：“我出生在大草原上，自由的风吹拂过我的长鬃，炽热的阳光照耀过我的双角。我出生在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我也将死在自由不会消亡之地。”
长期以来，美洲野牛与科曼奇人
（由于和美洲野牛关系密切，他们甚至有“野牛人”的外号）
共同生活在北美大草原上，16世纪时科曼奇人借助欧洲殖民者的枪支弹药在与野牛的战斗中大获全胜；而后历史的巨轮碾压到了这些“野牛人”的身上，因为不敌装备精良的白人士兵，在多番起义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同意退入极小的“保留地”内生活。实际上，美洲野牛面对忽然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对手时的这一番对自由和家园的最后宣言，正是移植于唐·比尔斯在联邦政府大会上对白人官员的表态——当我们重新念出这段文字时，谁能不为这番话中的不屈和绝望而动容？
这是野牛和“野牛人”的面容重合的一刻。我们此刻所感受到的强烈冲击，是文学面对强势文化吞食弱势文化时所漫涌的悲悯。为什么要悲悯，为什么有悲悯？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刻、未来的某一刻或者就在此刻：我们的自己面容是否也会重合其上？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套书从头至尾都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但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对人类的厌恶和绝望呢？答案是“不”。身为蓝色星球大家族的一员，人类需要把自己安放在怎样的位置上，才是作者真正试图寻找的答案。
马来西亚宾图卢水域上那些帮助鲸鲨砍断麻绳的渔民是希望；在深海种植珊瑚、建造珊瑚牧场的科学家和志愿者是希望；创造了“杜立特医生”的休·洛夫廷是希望；会被这64封动物来信打动的人也是希望……而就像在故事中创造了一个自己也面临着殖民者威胁却跑去通知蓝马羚快离开的布希族小男孩那样，《动物来信》的写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更是种下了许许多多这样星星种子般的希望。
优秀的科普作品除了带给读者知识上的满足，亦应能引导读者去探寻、追问这些零碎的表象知识在文明中可能的位置，接纳新的生命经验对我们价值系统的叩问、淘洗和更新。而正如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里说的，正因为“诗”，或者说“文学”，“是各种知识更高的精神和自由的呼吸”，文学写作者更应与科学家并肩深入到他们观察的对象本身中去，然后“借出他们神圣的灵魂，协助科学成为如生命般有血有肉的存在，并欢迎创造出的这种存在”——“世界的不同是眼睛的不同”，而我们要携手从参差多样的路径中为人类寻找值得拥有的价值。从这点上说，《动物来信》为文学写作者和科普写作者带来了一次很好的启示。
本文系独家原创书评，首发于2020年10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丨王帅乃
编辑丨罗东；张婷；董牧孜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