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埃特加·凯雷特：以色列书店失窃率最高的作家
采写|宫照华
在面对媒体记者时，埃特加·凯雷特并不是个“诚实”的人，这一点从他的小说中就能感受出来——奇思幻想，参军归来的父亲们会变成兔子，桌面上摆放的压缩汽车，因为缺乏父母陪伴而变成猫咪的小男孩，趣味与热情是他写作的主要动力。在他的小说中，人们总能在清晰深邃的主题中，探寻到轻盈与乐观的部分。
这种乐观来自于凯雷特父母的影响。作为二战时受害的犹太人，凯雷特的父亲在困境中表现得出奇乐观，在避难的防空洞中不断告诉家人，要积极地相信这一切苦难都会过去，世界会变得更好，眼前的灾难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本质是邪恶的等等。不过这种乐观情绪并没有完全传递给凯雷特。在童年，他写了第一个故事给自己的哥哥阅读，然后被兄长扔进了垃圾桶。19岁时，他把第一个正式完成的作品寄送给以色列的国民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得到鼓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小说过度沉浸于服役时的压抑情绪，缺乏超脱感。
但现在，我们已经能从他的故事中体会到这种悲悯中的乐观情绪。
在最新出版的两本作品《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和《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中，有两则小故事能够很明显地体现凯雷特的文学主题。
《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中，那位巴士司机是渺小交通工具的统治者。他仿佛是个功利主义者，坚持集体利益最大化，所以从来不会为任何迟到的人多等一分钟，他的逻辑如下：如果他拒绝为迟到的人单独停车30秒，那么那个迟到的人要浪费15分钟等下一辆巴士；但如果他停车等待30秒，假如车上有60名乘客，每人都为此浪费30秒钟，那么最后等于浪费了整整30分钟的时间。因此他从不单独为某个人停车。但终有一天，他遇到了失恋的埃迪，理解了这个失意人情绪的巴士司机在原地等了他一分钟又一分钟。也许在这个结局里，他的形象才更接近于一位真正的神。
在《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中，则穿插着两个人的来信。一个是密室逃脱游戏的预约游客，一个是密室逃脱的老板。老板以预约当天恰好是以色列国家大屠杀纪念日、不得进行娱乐活动为由，拒绝了游客的预约。而游客则反驳——我的母亲也是大屠杀受害者，她正想通过这种游戏活动来从苦难中获得摆脱，难道你连给一个受害者从痛苦回忆中获得喘息的机会都不愿意给吗？一定要让每个人陷入麻木的哀悼状态吗？于是，在一来一回的信件对话中，凯雷特的故事令人重新思考我们对待历史苦难的方式是否缺乏包容性这一问题。
这就是埃特加·凯雷特的小说风格，仿佛游戏或童话般的开局，奇特但并不荒诞的情节走向，以及充满现实温情的最终结局。
《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以]埃特加·凯雷特著，楼武挺译，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
埃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1967年生于以色列拉马特甘。其作品已被译成42种语言，并获颁以色列地位崇高的总理奖、法国艺术暨文学骑士勋章、全美犹太人图书奖等。著有短篇小说集《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美好的七年》《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等，绘本《长头发的猫咪男孩》《小小的王国》等。
新京报：在波兰有一个你住过的特别窄的房子。能简单说说当时的状况吗，现在会不会偶尔怀念那个住所？
凯雷特：华沙的那个“凯雷特之家”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被称为世界上最狭窄的房子。他的设计者是波兰建筑师雅库布·什琴斯内
（Jakub Szczesny）
。作为小说读者，什琴斯内对短篇小说的形式非常惊讶——它简约短小，却在其中具备了一个故事所必需的一切。他尝试建造了很多与我的小说风格相似的建筑。
新京报：我以为你是出于困窘才住在那个窄屋子里呢。
凯雷特：在一段时间内，我是“凯雷特之家”的居民，但这个地方其实也对其他艺术家开放。每次参观那个地方都让我很心潮澎湃，对我来说，它的隐喻意义要远远大于它作为一个建筑实体的物理意义。它是我诗意与美学的隐喻之家。
位于波兰华沙的“凯雷特之家”。最窄处仅有0.92米，最宽处也只有1.52米。该建筑并不符合《波兰建筑规范》，但作为一件艺术装置而存在于两座大厦的空隙之间。2012年建造完成后，凯雷特成为该房屋的第一个使用者。
新京报：当你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故事寄了给奥兹，那时他对你说了什么？
凯雷特：已故的奥兹先生在第一次阅读我小说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其中的痛苦。那个故事是我19岁的时候在就职的军事基地里发给他的。但在他的回信里，他真正关心的痛苦倒并不是我发给他的故事，而是他担心我会自杀。当时拿到奥兹的回信，说实话，我挺失望的，因为奥兹基本没有怎么谈论我写的作品。不过，当我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意识到，假如我能够超越当时奥兹所指出的痛苦与抑郁的情绪，那肯定会是一个更好的故事。绝望、抑郁，在三年的义务兵役期间，这是两种支配我的情绪。
新京报：萨曼·鲁西迪在评论您的小说时说，你的作品显示出了“下一代人的声音”。你是如何看待“下一代人”这个评价的，你会感觉自己与之前的以色列作家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吗？
凯雷特：鲁西迪的评论是我收获到的最大赞美之一。我认为，他指的“下一代人的声音”是说我简短而紧凑的写作风格。这种写作风格可能更适合21世纪这个忙碌、充满焦虑、缺乏耐心的世界的读者阅读。
新京报：那作为一个以色列作家，你对A.B.耶霍舒亚的小说有什么看法——我读过两本他的小说，恕我直言，我有点无法忍受他在文学中过于强烈的民族观点。他把耶路撒冷视为所有人必然的精神归宿，并且有不容外来事物玷污的感觉。
凯雷特：耶霍舒亚是和我截然相反的那种作家。他写的都是那种厚重的历史小说，而我更偏爱简约的短篇。而且，像大多数以色列作家一样，耶霍舒亚一直在试图讲述整个国家的宏观故事，并创造一些民族叙事。而我的故事更倾向于以个人为中心，关注个人与个人间的互动，为那些在社会和国家的主流音调中迷失了自我位置的人提供主观叙事的视角。
新京报：这是因为经历不同的原因，还是因为你想要用另一种目光看待历史。
凯雷特：我是在社会主义环境中长大的，通常，这种环境下的人对关于不同事物和陌生奇特的人的故事都没有什么耐心。在我的故事里，我努力为那些不懂得生活游戏、被牵制、被遗忘的人发声。在媒体上我们听不到这些声音，他们被视为失败的人或者“输家”。但对我而言，尽管有时候我也会对这些角色提出批评，但他们依旧在最后的底线上挣扎，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个性。这有些可悲。在我的故事中，这些坚持个人世界观的尝试永远是值得同情和赞美的。
新京报：那你是否会觉得——正如《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中密室逃脱的故事那样——关于苦难的集体哀悼也只是一种形式？
凯雷特：我不认为阅读或写作是个摆脱痛苦的方法。在我看来，这顶多算是一种处理痛苦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会不断前进奋斗，努力实现我的家人和社会期待我能实现的所有目标。只有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才能超越自己的行动，意识到现实生活中我的很多行动其实都是未经反思而做出的。通过写作，我可以挖掘自己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内心期待和痛苦。我坚信我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并理解自己。
新京报：这种乐观的生活心态是来自您父亲的影响吗？
凯雷特：我们受到父母的意识形态和教养的影响。我父亲十几岁时就经历了大屠杀，对他来说，要生存就必须拥有乐观的世界观。当时，他的家人在地下挖了一个洞，躲藏了600天以上，他唯一能继续前行的方法就是说服自己——情况会越来越好，并且不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的可怕暴行如何，他还是相信，人类至少在本质上是善良的。很多时候，我并未能继承他对生活的乐观，但是当我写作时，我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我的故事都非常需要我自己提醒我人类存在的潜在好处。
新京报：那你在政治上是否是悲观的。
凯雷特：我对世界的普遍看法是，世界做得很糟糕，但是世界可以做得更好。
新京报：如何调节这种生活乐观与政治悲观的矛盾呢？
凯雷特：在以色列，总理和政府可能是非常种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人民秉承同样的信条。我坚信不疑，许多被灌输憎恨我们邻国的同胞们可以超越恐惧，忘记我们过去的战争，我们可以并共同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富人道主义的中东。
新京报：你在孩子身上又得到了什么？在你的很多作品中，儿童视角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凯雷特：当一个人想要感知世界时，孩子们具有的最大优势是他们没有受过规训，所以可以按照真实的样子看待世界，而不是像我们教的那样用理所应当的方式看世界。比如说，当我和我的孩子同时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时，我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我已经将那个人标记为“举目无亲”，然后如果我的口袋里有一枚硬币的话，我会把它翻出来放到他的铁杯里。而我的孩子看到的则不过是一个肮脏的赤脚男人站在一块纸板上。我认为通过写作与孩子的灵魂建立联系这一点，给我自己的内心带来了许多益处。
《长头发的猫咪男孩》，[以]埃特加·凯雷特著、阿维尔·巴希尔绘，方铁译，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5月。
新京报：福克纳的小说又是怎么影响你的——这在你的作品风格中很难看出来。
凯雷特：我爱福克纳的地方在于他拥有能够深刻沉浸于笔下角色的天赋。他非常擅长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不像许多作家那样只是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幅架势，好像他和读者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一起欣赏这些角色似的。而福克纳的方式是试图让读者沉浸在这些角色的内心中，并且通过这些角色的眼睛来看到外界完整的宇宙。他当然不是唯一做到这一点的作家，但他是这其中最好的作家之一。
新京报：在创作小说时，情节是如何在你脑中运作的？比如说，父亲可能变成了兔子，但你仿佛并不在意故事结尾时，兔子到底意指着什么。所以我猜，你可能是个不会提前设定结局，而是习惯随性发挥的作家。
凯雷特：如果我提前知晓故事的结局，那么我就会丧失写作的热情。我写故事的主要动力是好奇这些故事会将我引向何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我也是我自己故事的读者，因为要是我不把那些句子写出来，我就永远不知道故事的下一步会怎么发展。
新京报：创作这个故事时，你真正养的那只兔子在旁边干什么呢，在盯着你写作嘛？
凯雷特：恐怕它早就睡着了。我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似乎正好能抚慰它入眠。
埃特加·凯雷特和他的兔子。图片来源：凯雷特的脸书账号。
新京报：要是有人非觉得小说里的动物代表了某种固定的隐喻，或者潜意识的暗示，你会觉得这是误读吗？
凯雷特：对我来说不存在“误读我”的情况。读者是平等的伙伴，他们都有不同的阅读故事的技巧与方式。即使这个阅读方式和我完全相悖，我也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事情。
新京报：或许正是因此让你的书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你成为了以色列书店失窃率最高的作家。
凯雷特：唔……当然，我反对盗窃这种行为，不过我也挺受宠若惊的。你看，那个人的口袋里都没有钱了，还要冒着风险来偷窃我的小说，这证明我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希伯来语的？能说一下第一次接触它时的感受吗？
凯雷特：希伯来语是我的第一语言。它是我说的第一门语言，也是我在思考和梦想时所说的语言。
新京报：那为什么又在创作《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时选择了意第绪语呢？
凯雷特：希伯来语是圣经的语言，在数百年里，它已经变得非常神圣而且充满悲悯感，当你在谈论八卦琐事或者在盥洗室之类的地方闲聊时，使用这门语言就很不合时宜。而这就是意第绪语介入的地方：一种粗犷又非常热情的语言，其诞生是为个人及其需要而不是为整个人民服务的。这使意第绪语非常热情，非常主观，这两种特质与我的故事完美融合。
《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以]埃特加·凯雷特著，方铁译，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
新京报：阿佩尔菲尔德在一次对谈中说，他认为所有犹太艺术家的内心都有强烈的内疚感。你的内心有这种内疚感吗？
凯雷特：毫无疑问，我是怀有这种内疚感的。这是因为我的父母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并失去了家人，这使我在现在更加和平而且没有威胁感的现代生活中，既有些欣慰，又有些愧疚感。他们在青年时代经历了更多。
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以色列作家。在与菲利普·罗斯对话中，他曾谈到犹太人的内疚感，“在大屠杀之后，在犹太人看来，他们并非全无责任。杰出的犹太人对于受害者发表了严厉苛刻的评价，认为他们没有保护好自己，没有反击……所有想改革世界的犹太人，特别是犹太艺术家，心中都有负疚感。那种负疚感的火焰日夜燃烧着，引起恐惧、敏感、自责，有时是自我毁灭”。
新京报：如果让你给一个孩子讲述以色列的历史，你会用什么方式、从哪些篇章开始讲述。
凯雷特：在美国，只要他们出版一本好书，就会有人将它改编成电影。但是以色列是有史以来第一本被改编成一个国家的书籍。118年前，一个名叫赫茨尔
（Herzl）
的人在欧洲出版了一本科幻小说，在这本书里，犹太人在流亡了2000年后移民回了自己的祖国。顺便说一句，这本书还不够好，它唤醒了欧洲犹太人的民族梦想并将其拉回到了巴勒斯坦。我认为，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基于思想和信仰而不是出于自然地理和基因身份建立的国家。
作者|宫照华
编辑|张进罗东
校对|翟永军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