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初秋来到大城市，他们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文化冲击”
在知乎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小镇青年，上大学后第一次约女生逛街，路过一家星巴克，女生提议不如进去坐坐，喝杯咖啡，男生沉默了很久，终于窘迫地问出一句：“我钱包里只有两千块钱，够吗？”
所谓小镇青年，未必真正来自小镇。2018年，《南方周末》在一份报告中将“小镇青年”定义为出身在三四线城市及以下的县城、乡镇的所有青年。在媒体报道和互联网语境中，除了一二线城市之外，生活在其他地区的青年都是小镇青年。而这个故事，刺痛了屏幕背后万千小镇青年的心。借用旅美作家严歌苓回忆自己初到美国经历的表述，“你在故国的社会地位不算数了，你的社会经验积累也不算数了。你甚至不是成熟的，你要从最幼稚的语言开始表达，要从最基本的生活手段学起；孩子一样悄悄模仿别人向投币洗衣机里投币，观察别人如何在地铁门口刷车卡，留心别人怎样开关千奇百怪的公共厕所水龙头。”
除了面对错综复杂的地铁路线和五花八门的公共厕所水龙头，小镇青年还要学着藏起自己没有后鼻音或不分n、l的乡音，换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同学们结伴出游时偷偷记下有哪些连锁咖啡店、快时尚品牌，在室友们高谈阔论周末刚逛的美术馆、新上演的话剧和某个Live House演出时，拿出手机搜索其中陌生的名词。
在大城市上学，让小镇青年遭遇了可能是人生中的第一场“文化冲击”。
撰文|肖舒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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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区隔”之下的窘迫
以相近的高考分数考入同一所大学，小镇青年却发现自己和同一宿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们并不一样。
你过去只在音乐课上老师播放的视频中听过正儿八经的交响乐演奏，有几个同学却是音乐厅、美术馆、大剧院的常客；对于戏剧，你特意研究过经典的莎士比亚悲喜剧，可在同学们侃侃而谈先锋戏剧和实验话剧时还是插不上嘴；秦岭-淮河一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于你而言是地理、历史课本上的重要知识点，对他们而言却可能是上一次旅行的目的地。
网剧《一起同过窗》（2016）剧照。
“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大学生，不仅从其出生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1930-2002）
在其《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写道。他把学生之间的这种差异称为“文化特权”——“在熟悉文艺作品方面，文化特权十分明显，这只有经常去剧院、博物馆和音乐厅才能做到。”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法]布尔迪约（厄）等著，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
布尔迪厄本人出生于法国的西南农村，父亲是个乡村邮递员，法语带着浓厚的口音。他是20世纪法国少有的出身底层、来自外乡
（巴黎之外）
却拥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家。也正因此，他深谙底层遭受的不公与上层阶级享有的特权，对自己的出身有着深刻的反思。
在当时的法国，文化艺术曾是上层阶级与贵族的专利与标志。布尔迪厄在划分阶级时，引入了三个维度：经济财产、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这三者相互关联却不直接影响。以两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为例，其中一位男主人是大学讲师，另一位则是肉铺老板，他们的经济收入完全相同，但是收入分配却大相径庭，大学讲师花费更多金钱在购买书籍、观看演出和家庭教育上，在饮食方面却相对简朴，而肉铺老板倾向于为丰富的晚餐、酒馆的啤酒付钱，小酒馆的演出和舞蹈、周末郊区的野餐和远足，是他更为享受的娱乐方式。文化资本的不同，直接体现了他们的阶级差异。
而在当下，这种差异不与阶级直接相关，更多与出生环境和教育方式相关，也许称为“文化区隔”更为合适。
小镇青年也许在家庭上比城市青年更为富裕，但他所接受的传统学校教育并不包括对艺术的欣赏、对圣地的游历，甚至不包括面对社交时的游刃有余、接受服务时的理所应当。而对于成长于大城市的人们，这些训练自小耳濡目染、唾手可得。
与此同时，无处不在的“鄙视链”又让人们有意无意地默认，某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更高级。听摇滚音乐就比听流行音乐更高级，逛美术馆就比逛商场更高级，看英剧、美剧比看国产剧更高级，而在语言中，带有四川、河南、安徽等人口输出大省方言口音的人经常被看作是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普通话大部分人都能接受，港台腔、京片儿、上海话又显得高人一等。
动画短片《城镇青年》（2014）画面。
于是，初到大城市的小镇青年们，面对这样的“文化区隔”，感到迷茫、窘迫、手足无措。就像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
（1953-）
，在到巴黎求学时感受到的，“我因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级内心充满羞耻，来到巴黎之后，我结识的人们来自
（和我）
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他们面前，我向来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有时，我或多或少地在这件事上撒谎。”
与布尔迪厄相似，埃里蓬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小镇一个工人家庭，是家庭中第一个完成中学教育并放弃工人身份的人。为了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表现得“像个知识分子”，埃里蓬拒绝做一切体力劳动、不再看足球比赛、努力培养自己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趣味，并重新学习说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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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差异”到“城乡差异”
埃里蓬曾极力想摆脱的，是自己工人阶级的出身和家庭代代相传的靠体力劳动谋生的生活方式。
这种阶级差异造成的“文化区隔”也曾出现在中国，出现在辛勤劳作的佃户与不事生产的地主之间。茶馆、剧院、米铺都是属于地主的，“从早到晚，闲适的绅士们在茶馆里消遣。他们品茶、听书、打趣、赌博和抽鸦片。对这些绅士来说，闲适意味着声望和特权。由于他们是闲适的，在下层阶级眼中就是高高在上的。”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一书中这样形象地描写。地主阶层由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而获得了一种文化特权，这种文化特权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费孝通著，赵旭东、秦志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3月。
但在今天，地主阶级早已不复存在，多数小镇家庭也早已远离单纯的辛苦劳作甚而过上了“小康生活”。曾经存在于阶级之间的“文化区隔”，转移到了城市和乡镇之间，尤其是大城市，成为了一种文化前沿、标杆式的存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大城市的向往与推崇。
在今年七月的一次直播中，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极力呼吁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去大城市上大学”，“因为在大城市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不知不觉地开阔自己的眼界，可以锻炼出寻找好工作的能力，拥有更多机会。”
也是在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的高考录取分数在多个省份超过了本部，高校第一次出现校本部录取分数落后于分校现象。尽管深圳校区在校园环境等硬件和师资力量等软件方面，都不如哈尔滨本部，但是深圳这座城市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就业条件，对考生而言都更具吸引力。
选择大城市读大学，也意味着选择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纪录片《小镇微光》（2019）画面。
过去，“落叶归根”才是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在费孝通看来，“鲤鱼跃龙门”的青年子弟，会返乡为官，或至少报答家乡，这有利于保持农村人口的较高质量，帮助更多人获得良好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城市带回的生活方式也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区隔”，吸引着邻人模仿学习。
但现在，大学毕业生已无法返乡，在城市的几年，他们切断了和家乡的联系，家乡也无人可交谈、无事可工作，他们在大学习得的知识与技术，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发挥作用。根据职场社交软件脉脉所做的《人才流动与迁徙报告2020》，2019年人才净流入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武汉、南京，无一不是大城市，甚至是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大城市。
当大城市成为每个小镇青年的向往和梦想，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艺术风潮也就站在了“鄙视链顶端”。他们努力跨过“文化区隔”，养成上咖啡馆、逛艺术展的习惯，培养自己“高雅的”艺术品位，仿佛这样，就能成为大城市新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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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镇出身如何和解？
通过高考和就业，向往大城市的小镇青年梦想成真。但是来自小镇的生活习惯或许可以改变，来自小镇的家庭环境、思维方式和面对小镇出身的深深自卑却无法轻易消解。
2019年，一则新闻曾引起热议：出生寒门的北大博士后，在1999年和妻子赴美工作之后删除了父母的联系方式，失联20年，即使母亲病重仍拒绝回国探望，面对公众质疑只回答“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据媒体报道，王永强的岳父是北大教授，在家人前往北京探望他和当时的女友时，他曾特意叮嘱舅舅“不要和女朋友提家里面条件不好的事情。”与此同时，王永强的家人也没有回避曾多次向他要生活费的事实。有网友猜测，王永强可能与父母积怨已久，无法忍受父母的“一再吸血”，才选择失联。
无论事实如何，显然时至今日王永强仍然无法与自己的出身、家庭、父母和解。
埃里蓬的故事与王永强有着相似的开头，却有着不同的结尾。同样出于对自己出身的愤恨，埃里蓬近20年没有回过家乡，没有见过父母，只是每个季度和母亲进行一次聊胜于无的通话，连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参加葬礼。而他的兄弟，只能从电视节目中得知他的近况。
在这20年中，他定居巴黎，担任大学教授，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可在父亲去世后，他意识到，家乡，这片他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在他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无论他如何反抗，仍然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在确定自己无法与出身割裂之后，他决定与出身和解，也与自己和解。
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出身？如何面对随出身而来的自卑与窘迫？
《回归故里》，[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献译，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
埃里蓬给出的答案之一是，告诉自己：你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你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你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你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你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尽管在书中，这段话是埃里蓬借评价他人而对自己诉说的。
这也意味着，你无需为自己不会乘坐地铁、不懂文化艺术、不敢放肆享乐而自卑，这不怪你，你只是没有机会接触它们、学习它们，只要换个环境，你可以做得不比谁差。
而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对于大城市之外的青年而言，大学，可能是接受文化教育最为民主也最为自由的途径。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意识到，文化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某一种方言并不天然就比另一种高级，某一种运动也完全没有理由比另一种高贵。某些时候，审美和文化的“品位高下”，不过是不同阶级为了制造差异、维持等级而人为划定的“符号暴力”而已；另外一些时候，潮流的更新换代也只不过是消费主义为了刺激购买而有意激起的焦虑而已。就像所谓的布鲁斯音乐，被公认为一种“高级的”音乐风格，却一脉相承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前、黑人在种植园干活时的集体合唱，相当于中国的劳动号子。
如果再进一步，小镇出身作为一种独特的成长经历，也许反而能成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为人生提供特殊的给养。正如写下《继承人》《区分》等书的布尔迪厄，把自己的阶级和出身作为一生的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点，对法国学术界展开“异常强烈的复仇”。他终其一生都被巴黎知识界的同行视为“外来者”和“乡下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当代法国极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
布尔迪厄的例子也许能给人带来一丝安慰，但真正与自己的小镇出身和解，去理解、去接受这个身份绝非易事，也永远没有一套正确的方式可以参考借鉴。否则不会有人花上十年、二十年都难以跨出艰难的这一步，也不会有人对王永强的回应感到共鸣和理解，对于“小镇青年”和“原生家庭”的讨论更不会如此经久不衰。
只是，艰难，但还得继续尝试。
撰文｜肖舒妍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