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胡锡进：中国政府自我定义“为人民服务”，形成了现实约束力
今天是星期六，休息日，但是各种国际和国内大新闻继续扑面而来。除了关注它们，我知道所有人都还首先生活在各自的小环境中。不断有人在我的社交账号下留言，表示他们受了委屈，请求我帮着伸张正义。光今天上午就有不止一人希望加我微信，传伸冤材料。这种情况总是很让我为难，我无法贸然将一个人的伸冤材料放到互联网上，如果我那样做，就必须先对那份材料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但我又没有那样的能力。
环球时报最初诞生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以报道国际新闻见长。随着影响力扩大，我们也将很大精力投向国内问题，写了大量评论。但我们主要面向国际新闻的采编力量构成决定了我们没有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国内调查报道。经常有人指责我，你们为解决具体的社会不公做了几分贡献？我对这种指责非常理解，因此不会做什么辩驳，但我知道，面对越来越复杂对外博弈的中国，同样也需要老胡和我同事这样的战士。
老胡从驻外记者起步，在媒体中从业30多年，我在境外做的采访非常多。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了解中国，毕竟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在国内也多有采访，而且有那么多境遇不同的亲戚、朋友、同事以及方方面面的接触者。我像所有国人一样内嵌在了这个超大社会中，我对中国不仅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而且我的全部利益都受到这个国家不断变迁的牵动。中国需要变得越来越好，这承载着我个人的种种愿望。
▲1995年11月，老胡在萨拉热窝采访
无论我和环球时报团队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呐喊，对外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争取，我深知中国是高度复杂的，我们的社会不仅在现代化的硬件层面尚存在不少缺陷，而且这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也有一些短板和薄弱处。我很相信基层维权不仅很必要，而且它们在很多时候是艰难的，有的人不仅遭遇到不公平，而且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处理制度所为他保障的正义之不足。
然而老胡之所以坚定维护这个并不完美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的太多了。我知道所有社会都各有所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着各自普遍性问题。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所要解决问题的规模、它所面临的变化中的国际环境都有着不可选择性。我们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脚踏实地前行，接受自己的“穿着”和“姿态”可能不那么时髦漂亮。我们不能左顾右盼、患得患失，对着浪漫主义的镜子不断梳妆，忘了我们这个发展中大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赶路。
我要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努力，这是我们相比于大多数国家最突出的地方。中国各级政府自我定义“为人民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现实约束力。人民拿住了这个口号，把它作为尺子不断衡量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表现，当找出各种缺斤短两时，就会形成舆论的不满。这些不满在道义上很有力量，往往能给相关官员造成巨大压力，即使它们没有通过互联网形成舆论事件，也越来越能够对具体责任人形成不同程度的威慑。也就是说，权为民所用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种真实的信仰，是权力必须努力靠近的方向。对这一信仰的偏离不被社会舆论接受，它们受到追究的概率显然在变得越来越高。
我看到了种种问题，但我的总结论是中国是前进中的社会，这不仅是经过比较的相对判断，而且它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人生所组成的超级样本量的验证。中国的民生有两大趋势，一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都得到了改善，二是迄今为止最近几代人的生活普遍做到了后一代人比前一代人过得更好，而且下一代人比自己过得更好也是今天年轻人的要求和期待。它构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使命，也是执政党必须向人民兑现的承诺。
外部世界到底有多好还是各有各的艰难，说实话连老胡这样跑了大半个世界的人也说不清。那些移民者至少证明了西方世界的吸引力。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发达差距是几个世纪的欠账，今天的中国在不断清还这笔欠账，这是现代中国励精图治的真实一面。
我知道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里，我有对国家前途的乐观主义，同时又有对国内一些表现的“恨铁不成钢”，在一些人批评我“左右摇摆”“墙头草”的时候，我也惊讶于他们能够对中国什么都骂，或者愿意用“极左”的尺子衡量发言者的忠诚，我不相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像他们的表态一样是绝对单方面的。
老胡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名“戍边者”。戍边者往往同时有着他们特有的敏锐和愚钝，保卫国家的含义就包括接受这个国家的内在多元和它实现进步及团结的逻辑。
来源：胡锡进观察
责任编辑：张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