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00年前的今天，21岁的他当选中国首个青年团组织书记
“邦人君子及当代宏达鼎力匡襄，予以惠助，俾基金有着，团务自易策动，直接为社会青年谋公众之福利，间接实兴我国民族前途关系者綦巨！岂独本团之幸焉？”
——《青年团募集基金启示》，俞秀松撰
繁华的淮海中路边，高高耸起玻璃幕墙的华亭·伊势丹和中百淮海店，仅一墙之隔，茂密的法国梧桐掩映下，石库门里小巷深深，有清水砖、老虎窗和乌漆大门，也有撑衣杆，花衣服和自行车，生活气息浓厚。巷口的铭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提示这里是重要革命遗址。
100年前的今天，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正式发起成立。青年团的发起者，在当时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后浪”，平均年龄25岁左右——李汉俊，出生于1890年；陈望道，1891年；俞秀松和施存统，1899年；沈玄庐，1883年；袁振英，1894年；叶天底，1898年；金家凤，1903年。
纪念馆一层八位发起人的浮雕
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青春信仰在此起航。
东南西北的人
1920年初夏，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客厅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十几个人正全神贯注地开会，商量准备成立中国共产党，讨论中国共产党纲领的提纲。
当提到用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时，有人打起了退堂鼓，不愿意参加共产党。这种关键时刻的临阵脱逃，让陈独秀很不高兴，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大家都不作声，室内的空气凝固了。
突然，俞秀松站了起来，打破了僵局，举手表明自己赞成中国共产党用劳工专政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气氛旋即热烈起来，讨论再次展开，留下的人起草了党章草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纪念馆里还原的会客厅
陈独秀很感激俞秀松旗帜鲜明的态度，同时也为自己锐利的眼力而感到骄傲。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一直关注青年。“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他在俞秀松身上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勇气和锐气，满腔热情地为他们鼓劲。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陈独秀等人即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他特别委派了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这项工作。
俞秀松，这个当时21岁的青年人，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和同学们发动杭州3000名学生集会声援北京，又与同学宣中华创办了《双十》半月刊（后改为《浙江新潮》）。
“韵琴同志……”1919年底，俞秀松看到北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工读互助团，欣喜若狂地给父亲写信，请求路费支持，而他竟然称父亲是“韵琴同志”，气得父亲只汇了他一元钱，并回信告诉“昏了头脑”的儿子：“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岂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必来找家里人帮助嘛！”
临别时，俞秀松告诉弟弟俞寿乔：“我这次出去，几时再回来就不知道了，我想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
阅读中的俞秀松（资料图）
《浙江新潮》向施存统约稿，母亲刚去世的他，写下了《非孝》一文，文章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视新文化、新思想为洪水猛兽的浙江省长齐耀珊，以省公署的名义发文，查禁了《浙江新潮》，这被称为“一师风潮”。俞秀松被迫离开杭州，真成了“东西南北的人”，再没回过家乡。
施存统和俞秀松一起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期间，俞秀松猛然醒悟：看来要改造社会，不能离开社会。于是他郑重宣告：“我此后不想做一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经李大钊介绍，俞秀松来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进入了《星期评论》社工作。
因信仰而相遇
五四时期，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除了1920年从北京迁回上海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等，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探索与宣传。
由于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一群最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脱离家庭和学校，在上海相聚。毛泽东、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一时间，上海星汉灿烂。
新渔阳里的旧照片（资料图）
湖北青年李汉俊，“身材不高，血色不足，目带才气”，出生于书香之家，1918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他放弃了做一名工程师的想法，来到上海，在一所中学任教，并与戴季陶共同编辑《星期评论》，还通过不同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
浙江义乌人陈望道，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在浙江一师当国文教员，受“一师风潮”影响，当局要开除校长经亨颐，陈望道决心与校长同进退，便自动离职，到上海找到了戴季陶。
戴季陶和邵力子希望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陈望道欣然应诺，带着厚厚的一叠书回到义乌家乡，在分水塘贫瘠的小山村的柴房里，点亮油灯，夜以继日地翻译。书稿译好后，他来到上海，和俞秀松住在一起。
展出的施存统的藏书
同样受“一师风潮”影响，学生叶天底也愤而离校，有同学劝他等毕业后再走，他坚定地回答：“读书并不是专为文凭而读”。他也来到了上海，由陈望道推荐，在印刷所校对《新青年》文稿，与陈独秀、邵力子、杨明斋等交往频繁，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那时，北大学生袁振英参与编辑《新青年》，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同样帮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的17岁青年金家凤，还以“赴法留学”之名，向家中筹措了六千大洋，送给陈独秀做组织的活动经费……
青年团宣告成立
1920年8月22日，暑气升腾。新渔阳里6号，木门紧闭，屋内讨论热烈，温度更高。大家认为：将那些要求进步、来上海找寻出路的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十分必要的，时机也完全成熟。
于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场宣告成立，俞秀松担任第一任书记。发起者还有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
青年团成立之初，并没有年龄限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也是团员，包括陈独秀在内。
当时党是秘密组织，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半公开组织。新渔阳里6号是青年团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是党部所在地。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联合举行的；在团和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基础。
俞秀松手书
如今，站在新渔阳里的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内，还能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的热情余温。展品里有一份小楷书法折页，布面封皮的花纹已经斑驳，并不显眼，但仅其中的一句“直接为社会青年谋公众之福利，间接实兴我国民族前途关系者綦巨”，就能让人感受到书写者的凌云壮志，这是《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的原件，由俞秀松在建团初期亲手撰写，豪迈之情力透纸背。
从这里出发
团组织成立后，俞秀松担当起了发展组织、对团员和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任。他起草了一系列团的文件，渔阳里的油灯总是亮到深夜。俞秀松还将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络各地建立青年团组织。
不久，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便立即委托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生会办公室召开，选举高君宇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毛泽东在长沙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便开始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建团初期，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的日记曾记载：“11月21日，会见毛泽东（在通俗馆），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团组织后，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客观上起到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后来，上海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0年9月，新渔阳里细心的邻居们发现，6号的大门上挂起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外国语学社，字是用魏碑体写的。如今旧址的展陈中还复原了这一“校舍”：底层的厢房和客堂很小，勉强挤进几排课桌和长木凳，一块大黑板挂在墙上。
纪念馆一层还原的外国语学社
纪念馆二楼，外国语学社的早期学员的画像
学员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或青年团推荐，名义上公开办学，实际是掩护革命活动。那些日子里，操着南腔北调，却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们，相聚在窄窄的弄堂，底楼十来平方米的教室内，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一起上课。他们学习俄语，也如饥似渴研读《共产党宣言》和各类进步刊物。后来，这些学员分期分批赴莫斯科学习。
1921年，俞秀松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来源：题图为青年团历史连环画，来自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公众号
本文图片除说明外，均刘雪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