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社会学者田丰：三和青年都想避免自己成为“大神”
在深圳龙华区的三和人力市场附近，居住着一群被称为“三和青年”的打工仔，因为其“干一天休三天”的生活方式而成为网络上的“传奇”。
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田丰和他的学生林凯玄在网络上关注到关于三和青年的讨论，后来，林凯玄两度赶赴三和社区，以打工青年的身份，体验和融入三和生活。三和青年们对外来者的不信任、每夜让人痛痒难耐的臭虫、还有直线下降的生活质量，都让他感到研究的难度。
田野调查持续了半年，每天晚上，林凯玄把每日的观察所得一字一字敲进手机，田丰则在远程进行梳理、总结并给予建议。通过和三和青年们的接触，他们发现，网上此前对三和青年这一群体存在误读，这些青年并不是完全的好逸恶劳，他们对城市生活也曾有自己的期待，但因为经历了一些挫折，逐渐抵制工作，“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过，也有人厌恶了这种生活状态，最终离开三和，过上了平凡但正常的生活。
近日，田丰和林凯玄的书《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报告》出版，他们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这些无法融入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田丰的对话：
田丰照片。受访者供图
“三和青年们的宗旨并不是好逸恶劳”
新京报：三和青年的真实生活和网络所说是否一样呢？
田丰：不完全一样。网上说三和青年们天天在垃圾堆里面找食物，实际上这种情况极为少见。网上还说，三和青年们会喝一种两升两元的廉价瓶装水，但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一个三和青年只要不是完全没钱，都轻易不会买这种水。他们和城市里普通的年轻人一样，也喜欢喝五六块钱一瓶的饮料。网络传言三和青年们几个月不换衣服，实际上很多三和青年都会不时去购买二手简衫，五块钱一件，在手里有闲钱的时候，还会去周边的专卖店购买服饰。
新京报：那么网上为什么会存在误读呢？
田丰：主要是人们对农民工的想象还停留在上一代的阶段。翻垃圾、买便宜的水，这都是上一代农民工给我们留下的穷苦、忍耐、节省的印象。以前的打工者，他们即使手里有点余钱也不舍得花掉，甚至有人进城时还背着老家的两袋大米。他们在城市里过最苦的日子，是为了回到农村补贴家用。
但对于三和青年来说，他们几乎不用承担太多家庭的经济压力，来城市的目的就是为了留在城市里。所以，他们会尽可能依照自己的财力享受城市的物质生活，也就不会想把钱省下来，而是过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2018年，三和人力市场的招工大巴。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调研后你对三和青年这一群体有了什么新的理解？
田丰：我们之前通常会认为，三和青年是一帮好吃懒做、混吃等死的人，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经过长期和他们相处，我们发现，三和青年们的宗旨并不是好逸恶劳。如果你到农村去看的话，你就知道一个村里最懒的人通常是不会出来（打工）的。
三和青年愿意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他们还在生活上有一定的追求。只是因为来到向往的城市后，他们遭遇了一些不公平待遇和来自城市的排斥，比如被中介骗取了身份证和工资、在工厂里拿不到预期的报酬、在工作时自由受限等，在经历了这些挫折之后，他们会有抵制工作的意识，于是进入了“干一天休三天”的断点式生活节奏里，最终选择了尽可能地少劳累、低成本、低要求的生活方式。
2020年8月7日，三和人力市场。受访者供图
三和青年有意识地避免自己成为“大神”
新京报：介绍一下三和青年的“日结”工作方式吧？
田丰：做“日结”一般一份能赚150元块钱，有些刚来三和的青年，还幻想可以白天、晚上做两份日结，一天就赚300块，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日结”工大多是体力活，比如在工地里搬拾建材、在宴会上来来回回地端盘子，这些工作对人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三和青年们“干一天休三天”的节奏，整体收入不可能高。
这种工作方式的好处在于工期较短，结算方式灵活，时间安排上有弹性，对工作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拿钱走人。不好的地方在于，很多“日结”工作没有劳动合同，安全保障性差，缺乏员工培训。
新京报：三和青年中什么样的人会被称为“大神”呢？
田丰：“大神”是三和青年的极端形态，一般指生活质量尤其低下的人，直接表现包括：可以一两天不吃饭、睡大街、穿脏到发硬的衣服等等。任何三和青年在没有钱的时候都可能进入“大神”状态。
是否成为“大神”，取决于一个打工者的收入状况。收入首先被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影响。其次，收入状况可能被一些突发状况左右。有些人身份证被偷了，那他没有身份证的时候就会很惨，因为很多工作没有身份证做不了，旅馆没有身份证住不进。最后，收入还取决于一个人的劳动意愿，“大神”的劳动主动性一般特别低，可以为了不工作而忍饥挨饿。
2018年，清晨睡在三和人力市场走廊的青年。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普通三和青年对于“大神”的态度如何？
田丰：普通的三和青年都很同情这些进入“大神”状态的人，明白“大神”们的苦衷，他们不愿意做厂工的心态也是共通的。但是他们的力量很有限，帮助也仅限于给他买个盒饭、买包烟。
另一方面，三和青年们都在有意识地避免自己成为“大神”。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不避讳这些，以“大神”自称或互称，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愿意一直过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他们知道，做“大神”就意味着阴雨天也要睡在街面上，非常难受。所以在钱即将花完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积极地找工作，以免自己成为“大神”。
2020年8月7日，疫情期间三和人力市场附近的巡逻队。受访者供图
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新京报：这些青年为什么不回家，或者可以去向哪里，这些问题得到答案了吗？
田丰：对于三和青年来说，家乡是一个不太愿意被提起的事情。他们有时候甚至会避讳和同乡接触，因为觉得自己混得不好，没有面子，不想让家乡的人知道自己在干吗。同样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农村老家也没有太多感情。
同时，他们也不认同父母作为老一代农民工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眼里，父母过的生活又苦又累，而且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他们会刻意和父母代表的人生轨迹拉开距离，避免自己走上老路。
这些年城市变化很大，但是，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处境并没有这么大的变化。流水线的工作依然枯燥，工地里的工作依然充满风险，这些农民工在面对城市飞速的变化时，心理落差就会越来越大，有了一种被排斥的感觉。
2018年，三和居住区的一家网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所以他们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田丰：他们处在夹层中间，一方面他们拒绝城市的、尤其是工厂流水线生产中的无聊和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农村，因为他们大多数人缺乏务农经验，也不熟悉农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学校出来后，就直接进厂了。
所以，他们只能用一种个性化的抗争方式来解决，就是把劳动单位称作“黑工厂”、“黑中介”，拒绝长期为这些单位贡献自己的时间和体能，只在最低限度上完成维持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工作量。但是这种反抗方式的力量是极为弱小的，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2020年8月7日，三和人力市场附近的廉价旅馆。受访者供图
政府提供职业培训有望打破三和青年困局
新京报：当地政府有没有出台一些针对三和青年的举措？
田丰：当地政府整改过好多次，但一方面，三和青年的流动性太强，警察前脚走了，他后脚就又在大街上睡下了；另一方面，管制人员执行得也不是很严格，毕竟这些人可能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被逼到绝路上可能会干坏事。在我看来，允许这些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一个城市包容度的体现。
另外，政府对于城中村的改造也会在未来影响到三和青年们的居住条件。地产商进驻城中村以后，正在逐步挤压之前低廉旅馆的生存空间，没有了低价住宿，三和青年们很难维持之前的生活方式。但是因为城中村的改造成本极高，现在各方正在拉锯过程中，目前三和青年们的生活还没有太大的改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政府希望外来务工者融入工厂流水线，而不提供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途径；而三和青年希望的正相反：他们渴望城市生活，却不接受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你认为未来解决的途径是什么？
田丰：我们在三和做调研的时候，跟一个工厂老板聊天，他告诉我们厂里面“80后”工人还有一些，“90后”基本没有，“00后”根本留不下来。这些三和青年的心态，其实某种程度上跟中国的产业升级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我们希望能超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做更有技术含量的出口大国，我们要为这种新型的生产模式提供合格的职业群体。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产业转型上速度太快，而这些产业线上的基层生产者教育水平跟不上来，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脱节。所以我认为，在未来，政府机构提供有技术含量的职业培训，是解决三和青年不喜欢旧有的流水线生产、同时又希望拥有好的工作和城市生活的途径。
2018年，三和人力市场内部，不愿意找工作的三和青年在睡觉。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有三和青年选择离开吗？他们去了哪里？
田丰：我们接触到的三和青年，待得最久的也就五年左右。他们这种“干一天休三天”的状态不可能维持很久，否则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了。有的人因为家庭原因，有的人因为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状态，都逐渐离开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比如在当地的县城里做了保安，娶了媳妇。
我们遇到过一个人，他有一天突然自己觉醒，离开了三和，在深圳找了一份正式工作，每个月挣四五千，成为了我们普遍熟悉的那种“深圳打工仔”。他经常回来看望以前一起生活的人，还会给他们买些水和食物。他跟我们说，回头再看这些人，更多的是感到同情，但他已经跳出了这个圈子，成为了一个“带有个人体验的旁观者”。
2018年，三和人力市场附近廉价旅馆的床铺。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李昀
编辑王婧祎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