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工业革命会出现英国，而不是在亚洲？
原作者|[英]格里高利•克拉克
摘编|徐悦东
英国工业革命其实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突然。在人口大增的同时，与美国等原料出产者的贸易前途也一片大好，使得英国在1800年前后略微上扬的经济增长率看来像是一夕之间的经济巨变。事实上，严格来说，1850年的英国并没有领先美国、荷兰等其他竞争对手太多。
生产率的加速发展来自供给侧。有些激励机制已经存在好几代人的时间，但人们的反应截然不同。由于前工业英国拥有稳定的私有产权制度，那些激励便自然而然成为动力。人口的特征透过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不断变迁。英国能成为先驱是因为它漫长、和平的历史至少可溯自公元1200年甚至更早以前。中产阶级文化已透过生物机制传播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告别施舍》，[英]格里高利·克拉克著，洪世民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但以上观察结果仍引发几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条件不会让工业革命同时，甚至更早发生在日本、长江三角洲或孟加拉？欧洲有什么特别之处？发生工业革命的为什么是1760年人口只有600万的小小英国，而不是有3100万人生活于复杂市场经济的日本，或是2.7亿人的中国？ 18世纪拥有百万人口的江户
（今东京）
可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呢。
近年来，诸如彭慕兰
（Pomeranz）
的《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
等名著让这个挑战更形艰巨。彭慕兰指出，中国人口密集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多数方面都与1800年代的西北欧相似，如“商业化程度，商品、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增长，以及家庭生育和劳动力配置方面发生的更适应经济增长的变化”。他进一步主张，这些市场发展及专业化的模式本身并非通往“工业化突破”的途径。两套经济结构仍稳稳困在“原始产业的死胡同”，会有增长，但增长只能扩张人口，无法提升生活水准。
彭慕兰因此坚称工业革命不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延续
（这是本书的观点）
，而是一个突然背离前工业时代停滞型平衡的意外。他认为欧洲发生这场意外的源头在于两个地理方面的偶发因素——煤和殖民地。对彭慕兰来说，阻止世界经济核心迅速增长的关键在生态方面。公元1800年前，所有社会都必须在固定面积的土地上，以可更新为原则生产资源——粮食、能源、原料。欧洲和亚洲的“先进有机技术”在1800年发展到其天然的极限。要大幅提升能源密集物资
（如铁）
的产出——也就是工业革命的特征——只有一种可能：在体系外发现新的能源或原料来源。
欧洲能跳出这一步，是因为人口重镇附近即有煤矿蕴藏。另外，它还有广大、空旷的美洲土地可供使用，以一整个大洲的粮食和原料暂时解除了生态限制。这些地理优势——而非创新潜能的差异——正是欧洲成、亚洲败的原因。
彭慕兰认为中国和日本1800年时在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市场方面与英国几无差异的说法完全正确。薛华
（Carol Shiue）
与凯勒
（Wofgang Keller）
最近针对1770至1794年的谷物市场进行研究，结果印证了欧洲谷物市场的整合度仅比中国略好。图 13.1显示1770至 1794年英国及长江三角洲每年谷物价格与距离的关系。英国整合得较好，任两个地点的谷物价格较具关联性，代表谷物在英国当地市场流动得较自由。但差距十分有限。例如在相距 50英里的两地，英国的价格关联性
（最大为1）
为0.88，中国则为0.77。在这两个市场，谷物都可以流通到相当远的地方交易。
但彭慕兰也被困在前文评论过的亚当·斯密的束缚中。他认为，除非有其他外在因素干扰，否则光是市场与激励机制这两个条件就足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以他的推论，如果英国增长了，市场规模相仿、财产权界定也很明确的中国却原地踏步，那么问题一定出在若干外力限制，例如地理条件。但在讨论工业革命时，我已经强调过，工业革命不是亚当·斯密所谓完善市场的产物，而是人们对存在已久之市场激励做出不同反应的结果。
在这些方面，若观察活跃的中产阶级社会出现时所引发的连锁效应——特别是教育与利率的水准——1800年时，英国确实领先亚洲。
近来针对中国清朝
（1644—1911）
和日本德川时代
（1603— 1868）
的研究，都凸显两者皆非传统思维认定的那种停滞、技术僵化的社会。尤其，尽管在公元1800年前隔绝于欧洲发展之外——距离及政府政策都是原因——他们似乎和西北欧发生同样的变化。1600至 1800年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水准显著提升。这些国家迟早会有自己的工业革命。棉花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引进日本，而且在德川时代之前乏人种植。但到 17世纪末，尽管当时日本仍是海上孤岛，国内棉纺织业已经以大阪为中心兴起。虽仍是手工产业，但已能取得充足的水力，使日本终究能与工业革命英国的创新不期而遇。
不过，虽然这些社会也在通往工业革命的路上，前进的速度却比英国慢，到19世纪末结束锁国政策时，走得也没有英国远。
1800年时亚洲的中产阶级情况如何？
1800年时，就社会特征而言，日本是最接近英国的亚洲经济体。虽然日本有可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工业革命，但在1603年进入德川时代之际，日本社会的情景较类似中世纪英国，而非1760年的英国。例如当时的利率仍然偏高。17世纪中叶，日本大名
（各领地的最高长官）
收取的贷款利率为 12%—15%，就连有担保的贷款也一样。17世纪末期发展成形的银行体系将有房屋等实物保证的贷款利率平均定在15%，但信用较好的借款人或许可以拿到较低的利率。
德川幕府时代初期，日本人的识字水准似乎也比较低。当时一般只有僧人识字，书面记录只用于记载土地持有等重要事项。至于算术能力，从葡萄牙耶稣会教士陆若汉
（Joao Rodrigues，或译胡奥·罗德里格斯）
1577至 1610年的赴日记录中，我们得知日本社会的算术能力与中世纪或罗马世界相仿。论及日本没有瘟疫等疾病、连平民老百姓都很长寿的时候，陆若汉写到消息提供者信誓旦旦地表示：“以前北国地区有一个男人活到700岁，我们碰过一个可靠的基督徒就见过他，很多其他非基督徒也认识他……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肥前国的地陆镇上也住着一位勇健的男人，他已经130岁了，还在下棋呢。”但到德川时代，一如英国的情况，识字能力开始透过社会阶层稳定传播。1700年时，每一版书籍的印量已达万册之多，甚至出现营利的图书馆来满足大众的需求。及19世纪时，“寺子屋”
（terakoya，乡村中教儿童读写及数学的场所）
设置的频率愈来愈高。1804年以前，这样的学校有558所；1804至 1843年间又设立了3050所，1844年至1867年再增加6691所。寺子屋的贡献卓著，到 1868年明治维新之际，日本男性的识字率估计已有 40%至 50%，女性则在 13%与 17%之间。不过，这个比例仍比工业革命前夕西北欧的识字率逊色不少。
印度、中国和朝鲜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也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保有更多中古欧洲或古代世界的面貌。
近来学者对于1800年左右印度与英国的相对生活标准争执不下。这并不能告诉我们英国和印度谁的技术发展程度较高、谁又较具增长潜力——看过本书第一部讨论的马尔萨斯经济便一目了然。不过，印度在公元1856年前的工资报告付之阙如，却足以回答当时印度和英国社会谁的发展程度较高的问题。
在英国，我们从1209年起就有实际工资的资料，1275年后资料来源更是充足。18世纪时，全英数百个城镇都有工资资料。教会委员、城镇法人、负责养护桥梁或看守监狱的郡级官员、付钱维修房产的伦敦基尔特、王室家庭、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等大型宗教机构、慈善机构、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及民间显要的大户，都会申报工资。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计算工资，还可计算各行各业的工酬、每周工时、不同地点的工资，1800年后甚至还可推算每日工时。
相较之下，幅员辽阔，1800年时人口至少为英国10倍的印度，19世纪前有关工资、物价和人口的记录少得令人难以置信。
若再排除荷属、英属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旅人的报告，那么1200至1856年间可取得的实际工资报告就只有《阿克巴律例》
（Ain-I- Akbari）
这部莫卧儿国王阿克巴于1595年撰写的记录，帕沙萨拉希
（Parthasarithi）
沿用之1768年及1800—1802年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档案中的少许报告，以及1820年左右浦那
（Pune）
地区马拉地人
（Maratha）
留下的资料。1209年中世纪英国的记录，比18世纪印度的记录详实太多太多了。
欠缺文件记录的事实反映出19世纪印度社会的识字水准，恐怕不比中世纪英国高。印度迟至1901年才做的人口普查就显示当时男性的识字率只有 9.8%，女性更低到0.6%。
还有另一个可以证明印度南部的技术在前工业时期不进反退的证据，就是该地区的建筑。维贾亚纳加尔
（Vijaynagara）
，即1336至1660年间雄踞印度南部全境的维贾亚纳加尔帝国的首都，1563年被洗劫一空后即遭废弃。这座废墟现为亨比村
（Hampi）
的所在地，盘踞整整 9平方英英里，村民皆蜷伏在壮观石拱廊与神庙间的简陋住所中。尽管这座遗迹的规模及其精巧的装饰纹样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建筑技艺的复杂度比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建筑要简单许多。约于公元 125年完工的罗马万神殿有座直径43米的圆顶，1436年完工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圆顶跨度达42米。这些建筑需要的设计及建造技术是维贾亚纳加尔的建筑望尘莫及的。
维贾亚纳加尔帝国（又译“毗奢耶那伽罗帝国”）遗址
1800年时，中国的社会复杂度似乎介于日本与印度之间。美国农经专家卜凯
（John Lossing Buck）
1929至193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男性的识字率约为30%。由于1882年至1930年间，学校教育的普及度似乎没有改变，所以这个比例可能和 1882年的男性识字率差不多。这个观察让罗友枝
（Evelyn Rawski）
推论，中国清朝末年是个“发达、复杂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显著现代特征”。但19世纪中国的“发达”与“复杂”仍只达到英国17世纪的水准而已。
清代大众教育的主要管道是乡村层级的慈善性学堂。据罗友枝的研究，由于这类学堂的数量在1750至1800年与1850至1900年之间几乎增加一倍，代表18世纪末的教育普及度很可能只有19世纪末的一半，也就是说，1800年的男性识字率可能低到15%。而这也意味着，尽管就以前工业社会来说，中国的教育水准相当高，但比起工业革命兴起时西北欧的教育水准，中国仍难望其项背。
卜凯发现1921至1925年中国各地土地的平均回报率约为8.5%，表示当时的中国更像早期社会，而不是1800年时的英国或荷兰。另一份调查韩国1740至1900年土地回报率的研究也发现，这段期间的回报率很少超过10%。
因此，英国1800年时的亚洲对手，无论日本、中国或印度，在建立中产阶级社会方面似乎都落后。不过，这些社会
（或至少日本和中国）
都不像亚当·斯密或马尔萨斯所想得那般停滞，它们也依循着与西北欧相同的途径演进，至少在教育普及方面是如此，只是发展程度没那么高罢了。
亚洲为什么会落后于欧洲？
前文强调，英国的社会演化具有生物基础，是在一个制度稳定、私有产权确立的社会中，经由选汰作用的幸存者所驱动。这会引发一个问题：既然中国和日本的财产权从更久以前即维持稳定，同样的演化过程为什么没有先在中国和日本发生并产生同样的结局？
由于中国和日本1800年前的人口资料有所不足，印度的资料更是几乎阙如，让我们不得不擅加揣测。不过我们可以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令人意外地，1300至1750年，马尔萨斯陷阱对英国的束缚似乎比对日本或中国紧得多。表 13.1显示这三个国家在1300及1750年前后的估计人口。历经450年，英国人口仅些微增长，日本和中国则分别增加4倍和接近3倍。马尔萨斯限制紧咬着英国不放，对亚洲则比较宽松。因此前工业英国面临的选汰压力确实比较严峻。
中国人口增长快速的部分原因是它向来是一个开疆辟土的社会，人口不断从中原向西、南方人口稀少的地区迁徙。因此，据估计中国在1770年的耕地面积已从1393年的6200万英亩增加至1,58亿英亩，这就是人口增长的主因。相较之下，英国在 1750年的耕地面积与1300年相差无几，没有土地可以拓展。而日本的人口能够如此大幅扩张，则是拜稻米产量大增所赐。
英国和中、日两国的第二个不同点在于收入对于中、日两国生育率的影响似乎比英国轻微得多。中国和日本的富人似乎不会像英国富人那般常往较低阶层流动、带入中产阶级的态度和文化。可惜的是，我们所观察的这两国的有钱人都是世袭的贵族——日本的武士和中国清廷的贵族。若能研究较富有的平民会更有助益，但这些资料很难找到。
以日本来讲，我们可以透过武士阶级的收养记录来了解其生育成效。为维系血脉，死前或退休时膝下无子的家族首领会采用收养的方式。我们研究的武士是官职世袭的地方官员，俸禄大多在50至15000石米不等。因为10石米相当于17世纪英国一名工人的年薪，可见这些武士相当富裕，就算以英国的标准衡量亦如是。
但这些家庭收养的比例相当高。以日本总人口增长迅速的 17世纪为例，当时的收养率为 26.1%，这意味着武士阶级的生育率与18世纪英国的有钱人相同。但18世纪时日本武士的收养率升高到36.6%，表示当时武士的净生育率和英国只拥有4英亩地或一间农舍的平民相当。19世纪的收养率甚至高达39.3%。图13.2显示各世纪日本武士膝下有子的比例与财富的关系，对照英国在1620至1638年的比例。武士的平均财富可让他们置身英国资产最高的阶级。因此在1700年以后，他们的生育率比英国富有人家低得多。
因为有55%净替代率为1的英国男性有儿子还活着，这就表示在 1700年后，即人口增长陷于停滞的时期，武士阶级尽管财富可观，净替代率却只略高于日本的一般人口。因为被领养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多子武士家庭的幼子，前工业时期的日本并未发生大批无职位武士涌向平民阶层的现象。
在中国，精英阶层生育率的事证来自大清帝国皇室的宗谱。这个群组是1644至1840年居住于北京的皇室家族成员。王丰
（Wang Feng）
、李中清
（James Lee）
及卡康文林
（Cameron Campbell）
统计该群组长子出生的年代
（十年一计）
，以及每位寿命45岁以上已婚男性（包括一妻及多妻的男性）的总生育子女数。图13.3即以这些资料绘成，概略呈现出所有皇室男性的“总生育率”。这个比例从18世纪初的7%左右一路下滑，1750至1849年间平均只有4.8%。
这个比例固然比前工业时代中国男性仅约4.2%的总生育率高，但差距有限。图中也显示 1790年前英国男性的总生育率
（约 4.75%）
，以及从17世纪遗嘱样本获知的富有男性总生育率
（约8.1%）
，这两者的差异就明显得多。
从日本与中国富裕阶层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特定群组中，有钱人似乎占有繁殖上的优势。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优势比前工业时代英国的有钱人薄弱许多。我们手边的资料尚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但事实摆在眼前：不断冲击前工业时代英国向下流动的浪潮，对中国或日本来说只是一抹涟漪。
因此，“为什么是英国？为何不是中国、印度或日本？”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这样回答：中国和日本，由于定居农业制度稳定而悠久，1600至1800年间也各自步入与西北欧类似的轨道。它们并非停滞不前的社会，只不过发展过程比英国慢。这或许是两个重要因素所致——1300至1750年间，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增长比英国更快；但两国的人口结构赋予有钱人的生育优势又不如英国。因此，我们可以这么推测：英国的优势来自于1200至1800年间，与取得经济成就相适应的价值观透过文化——甚至基因——迅速传播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本文摘选自格里高利·克拉克的《告别施舍》，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摘编|徐悦东
编辑|李阳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