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印度出现“抵制中国潮”？专家解读深层原因——
今年6月，中印边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严重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印度媒体“让中国付出代价”等复仇反华舆论空前高涨，印度民众抵制中国制造愈演愈烈，莫迪政府也出台包括禁用59款中国开发的App等多项措施对中印经贸与投资关系设限脱钩。
从民间到政府，印度国内出现的抵制中国潮，表面上看是边境冲突后印度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导致的连锁反应，但其深层原因，则需要放在莫迪政府推进“新印度战略”背景下，从印度国内政治生态、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维度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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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治生态：
“印人党特性”+“莫迪特征”
2014年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莫迪上台执政，2019年又以绝对优势赢得连任。过去6年多，印度政治生态和对外政策悄然变化。概括地说，当下的印度国内政治生态具“印人党特性”，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具“莫迪特征”。
▲资料图片：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
“印人党特性”表现为“强调印度教至上”“推崇印度教特性”“倡导复兴印度教文化”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世俗主义与民族宗教多元主义明显式微”“印度人民党崛起，国大党进一步衰落”等。“莫迪特征”可以概括为“坚定”“积极”“进取”和“务实”的莫迪方式，具体表现为地区内持续打压并孤立巴基斯坦、积极谋求与美国战略协调，以及对华政策更具现实主义色彩和更具冒险性。
可以说，这是理解当下莫迪政府对华奉行“经济脱钩”与“军事对抗”一系列政策措施或行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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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政策出现冒险、冒进倾向
长期以来，中印两国尽管在“需要增进战略互信”和“愿以积极态度解决突出分歧”等问题上有一定共识，但战略与政治互信仍是中印关系的“短板”，这导致中印战略互信与政治互信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为此，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奉行经济上合作和战略上平衡的“双轨政策”。尤其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莫迪政府对华奉行经济上“脱钩”和军事上“对抗”，其对华政策开始走向战略对冲与战略竞争，尤其是在边界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战略冒进”与“军事冒险”倾向。
▲7月14日，人们在印度班加罗尔等待购买食品
在经贸与投资领域，印度抵制中国制造，希望通过经贸投资设限与脱钩的方式打击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今年4月，印度要求邻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需要得到政府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条新规明显针对中国；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中国货物集装箱在印度港口清关被阻，多达59款有中国背景的App遭禁，中企参与的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叫停，中国电力和通信装备出口遭印抵制，印度甚至不考虑加入任何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协定，并明确表示不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说，在抵制中国这个问题上，印度国内已经形成一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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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中国，印度能否如愿？
早在2017年莫迪政府就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安全、繁荣、强大的“新印度”愿景，并于2018年升级为“新印度战略”。该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到2025年将印度打造成5万亿美元经济体。要达到这个目标，印度需要更深融入全球市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创造更多就业并持续推进关键领域改革。然而莫迪政府针对中国的系列行为，不仅导致中印2014年达成的建设“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共识遭受重大冲击，也将对其推进“新印度战略”的几个关键领域构成实质伤害。
首先，莫迪政府通过政府干预破坏市场规则，与其进一步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的努力背道而驰。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印度营商环境的排名（第63）较中国（第31）仍有较大差距。而且，印度在领土问题上与多个邻国对抗，导致印度国内以及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也将对印度投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其在疫情暴发后为吸引外资而成立的包括内阁、国家转型委员会、商工和财税等部门的授权秘书组，工作绩效也将大打折扣。
▲6月10日，人们走过印度新德里萨达尔市场。新华社发（帕塔·萨卡尔摄）
其次，印度需更深融入全球市场，尤其在疫情影响下更应在对外经贸领域“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其对中国“做减法”相比伤害中国而言，更会伤及自身。2019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928亿美元，其中印度从中国进口高达748亿美元，包括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及制品、塑料、橡胶、纺织品及原料、运输设备等8000多种商品。据印度商工部统计，印度2018-2019财年从中国进口约占其全部进口份额的13.7%，如果加上中国港澳台地区，份额达到18.1%。从彼此对贸易的依赖程度看，以2018年为例，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只是中国第11大贸易伙伴。印度进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大。如果印度执意抵制中国，其民众、企业甚至是“印度制造”都将陷入困境。
最后，在疫情肆虐、经济放缓的当下，印度需要为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提供便利，而印度却对中国投资以及中企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人为设限，这种“自断财路”的做法，将对印度国家基础设施计划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为在2025财年实现GDP5万亿美元目标，印度出台了“国家基础设施计划”，拟在未来5年内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4万亿美元，并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交通、能源供给、通信设施等领域。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总量萎缩并多年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在不断提升，对外投资流量与存量均呈快速增长态势。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二位，存量列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结构和质量显著优化，中企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明显优势，印度对中国投资以及中企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设限无助于其实施基础设施计划。
目前，印度疫情发展和经济形势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莫迪政府有转移国内矛盾和舒缓内部压力的现实考量，但如果将抵制中国作为其解压出口，印度无疑会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对于抵制中国制造等系列行为，印度国内已经出现较为理性的声音。莫迪政府或许应该多听听这种声音，不要让印度某些企业或某些领域的“短痛”演化为影响“新印度战略”的“长痛”。
（作者吴兆礼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