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如何看待汉唐的跨文化交流？
撰文丨新京报记者董牧孜实习生周洁
近日，葛承雍所著的《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系列丛书五卷本出版。该书逾百万字，围绕“汉唐记忆与丝路文明”“胡貌汉魂与异域文明”“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唐三夷教与外来信仰”“唐人胡俑与外来文化”五个主题展开，集中探讨汉唐时期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图书出版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合办了新书分享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文化从业者就丝绸之路和学术出版展开了座谈。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本，葛承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葛承雍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他在历史系讲隋唐史，做过西北大学图书馆的馆长，被国家文物局作为人才引进到文物出版社，参与了丝绸之路申遗论证专家咨询，担任APEC在国博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览策划、香港丝绸之路和华夏瑰宝展览的学术总顾问等职务。
葛承雍
因工作之故，葛承雍多年身处考古一线和文物库房。从学术路径来看，他的治学方法结合了历史学的大视野和具体的物质材料眼光，通过具体的实物打破过去历史学只重文献，轻视实物的状况。这次出版的五卷本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古迹，从文物和文献互证说明了文化交流和渗透。
百年胡汉交流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由三联书店在2020年6月推出，全书分交流卷、民族卷、艺术卷、宗教卷、胡俑卷，充分利用考古新材料和传世史料，对汉唐时期不同族群的文化交流以及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交互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体现出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创新意识。
在新书分享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讲述了胡汉中国与文明交流研究的发展历程。据他介绍，这是一个受国际各方关注的题目，代表了中国史学的新转变。上世纪初，陈源、王国维、陈寅恪等老一辈先生开启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积累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出了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奠定了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基础。宋新潮指出，葛承雍的五卷本是在此基础上的重要著作，结合了这些年的重要考古发现，对过去的问题重新进行梳理。
客使图东壁
据葛承雍自述，他对胡汉文化的研究兴趣，已有三十年。1986年，在他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会上，李学勤老师拿出新疆出土的庸调布考他。葛承雍认出那正是他研究的唐代国库的收藏。李老师感叹说中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都是半节子研究，只知道中国，一出新疆就不知道了。他鼓励葛承雍应该往大了研究，往通史方面做。从那时起，葛承雍就很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并以研究西安与外来文明有关的文物起家。这套书就收录了他1991年发的第一篇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章。
从那时起，葛承雍共发表了九十多篇写丝绸之路的文章。这套书收录了其中的七十五篇，共计155万字，1661张图，94个印章。原计划于在2019年原5月向亚洲文明大会和国家国家丝绸大会献礼。但因为五卷本涉及范围大，审查质检来回过程复杂，包括中华书局库对五卷本全部3200条史料的整理、申请ICC申报世界遗产的丝路地图使用权和外文校对，直到今年6月份才正式出版。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世界的交织
纵览全书，我们可以从雕塑、绘画、器物等各种类型的文物的真实图像看到具体的历史，从文章所关注的地域空间了解汉唐以来丝绸之路沿线的族群、政权。从更大范围来看，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系统是逐渐建构和完善起来的，支撑丝绸之路体系需要更完善的系统和认知建构。罗世平认为，葛承雍的工作就是在花力气建构常识体系，才可能在学术体系中立得住，在国际交流中拥有中国自己的话语权。
然而，国外学者对丝绸之路相关研究的批评十分严厉。葛承雍发现，美国耶鲁大学韩森在其所著的《丝绸之路新史》提出，丝绸之路只是一种浪漫化想象。而这本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葛承雍就在《西域研究》写文章驳斥这个观点。但他觉得正是因为外国人否认丝绸之路，像史前丝绸之路泛泛而做的研究才容易授人以柄。因此要将研究做实做细，他特意将第一卷命名为《交流卷》，讲清这个问题。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葛承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就丝绸之路来说只是葛承雍研究的一小部分。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符号，除了丝绸之外，还有文明与交流的其他要素，怎么能在这方面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曹兵武提出，要超越丝绸命名的象征性影响，转向更丰富的香料、金属、农产品、动植物、具体的技术等。他说，这套书是开始，葛承雍开了头，学界和出版界可以跟上，挖掘出更多的内容。
学者李军也提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如其他中国丝绸之路研究，多关注书名所体现的东段，也就是外来文明天女散花进入中国被接受的过程。而丝绸之路外销的部分，比如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版画等东方艺术改变西方文化的视野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许可以进一步深入。李军认为，讨论胡汉中国与世界文明双向的关系，可以完整呈现一个真正的丝绸之路。
历史研究要大胆假说，小心求证
民族卷里，唐玄宗的中亚嫔妃曹野那姬、崔莺莺与蒲州粟特人的渊源等相关讨论虽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但作为假说，别开生面，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葛承雍还通过隋代墓葬出土的希腊酒神迪奥尼索斯图像论证了隋代和拜占庭的关系，从一个小处入手解决了问题。虽然可能需要更多证据证实，但可以给人很多启发，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把它做下去。
李军用科学革命的范式转变说明了这种假说提出的意义。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现在来看是科学的自然发展，但在哥白尼的时代，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日心说与日常相悖，地心说才是真理。这说明一个新范式的出现要有提出假说的勇气，葛承雍有很多这样的思考，也许在未来的研究中会让人耳目一新。
载物骆驼俑，西安茅坡村隋墓出土
大胆提出假说，小心验证，在跨学科的角度也会带来新发现。陈星灿在河南洛阳考古的时候，关注过叫做胡墼的土坯。而葛承雍将文献和实物的对证，大致说清楚了这个问题。在龙山时代，在中国的陕西、河南都发现过土坯，但土坯最早是发现在西亚，距今差不多有八九千年。那么很可能是秦汉的时候或者汉唐的时候，胡墼这样的土坯从中亚传过来。在这个推论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提问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小麦、大麦、青铜进来的时代，是不是土坯也来了？民俗学的调查在文献上进一步追问，大小问题就这样结合起来了。
固原传统“打胡墼”
学术研究出版：治学精神的传承与交流
能够从小问题出发，挖掘深入的研究，与葛承雍专业的学术训练密切相关。他在西北大学念二年级就已经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有专业的史学积累。2000年前后，他的研究更加重视投像和与文物考古的结合，整体使用新材料。
这受到多位老师的影响。他师从孙机先生。孙先生论证穿胡服的女性地位低，首先看壁画，图中穿胡服的往往在后排，穿礼服的在前排；二是唐诗中也胡服女子“早上起来扫玉床”，说明了女性地位不高。因此，葛承雍即使在处理前沿史料时，还是按文物考古为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双翼，解决不了的用了文学。给这套书写推荐语的蔡鸿先生也积极鼓励葛承雍，宁可错得可爱，也不要对得平庸。即使错了也敢于探索，但要有根据地探索。
葛承雍希望借这套书尽量把图等实实在在的证据展现给读者。以往历史文刊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受学术杂志的限制，带图的不多，他希望这套书可以带来一些转变，与短平快的项目不同，他认为这套书不是为了与国际接轨而与传统脱轨，也不是为了胡化、忘了华化，而是把学问作为千秋事、出书作为百年事来对待。正如三联书店总编辑肖启明所说，一套好书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撰文丨新京报记者董牧孜实习生周洁
编辑丨董牧孜校对丨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