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父亲去世后她辞去外企工作，只为接父亲的班帮吸毒者找工作
6月的正午，阳光毒辣，走在马路边也能感受到一股蒸腾的热气。把当天的报纸投进信报箱，阿伟抬起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骑上电瓶车赶往下一个地点。他要趁中午尽快把报纸送往，4点之后才能腾出时间完成送快递任务。
“每天风吹日晒，确实有点辛苦。”阿伟说，不过，他很满意这份工作，每个月不仅有5000元收入，还有5天假期，比从前四处打零工，有上顿没下顿强多了。所以从5月份上班以来，他工作得非常认真。
看到阿伟每天忙忙碌碌，上海奉贤区青莲朱师傅公益服务社负责人朱春兰也很欣慰。正是她在阿伟因有吸毒前科找工作处处碰壁时，伸出了援手，介绍他去镇上的邮局应聘。
在青村镇乃至奉贤区，“朱师傅工作室”可谓大名鼎鼎。十几年来，这间小小的公益服务社帮助了数百位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就业困难者找到工作，开启新生活。
好人“朱师傅”
最初，工作室的主人不是朱春兰，而是她的父亲朱光辉。
“朱师傅去哪了？”“朱师傅在吗，我儿子找不到工作了......”去年，不少人慕名打来电话或登门拜访，却意外得知“朱师傅”朱光辉已经于2018年6月不幸因病去世。
朱光辉（中）在工作中
听到朱光辉去世的消息，小顾很难过。早年间，他因为吸食冰毒丢掉了工作，夫妻之间还闹起了离婚。看着儿子一天天颓废下去，顾妈妈很着急，硬拖着小顾来找朱光辉，想帮他找份工作。小顾心里不乐意，便提出了一大堆条件，什么不要加班啦、离家不能太远啦、不能太累啦。没想到朱光辉听了之后一点也不生气，一边听顾妈妈诉苦，一边掏出本笔记本，飞快地翻找起来，“你别急，我心里有数了。小顾啊，我帮你找到工作后，你也要好好上班。”
过了几天，朱光辉联系好了几家企业，又帮小顾修改了简历，带着他去面试。一家不成再换一家，最终帮小顾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朱师傅，小顾一直心怀感激：“他真的是好人，热心人。”
在青村镇，“朱师傅”的名声可比朱光辉要响亮得多。朱光辉是远近闻名的热心肠，2007年成为一名禁毒志愿者后，他很快发现，那些有正当工作的帮扶对象，复吸率要远低于无业人员。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他便一直在为戒毒人员的就业之事奔忙。
为了让帮扶工作更规范更专业，在镇里的支持下，2012年6月，“青村镇青莲朱师傅就业援助中心”正式成立。2015年，又成立了公益组织“上海奉贤区青莲朱师傅公益服务社”，目标是立足青村、服务全区戒毒康复、刑满释放以及其他待就业人员。到朱光辉去世，服务社共推荐失业人员13612人次，成功推荐3697人，其中戒毒康复人员118人，刑满释放人员121人。
“朱师傅不在了，再没人给我介绍工作，也没地方肯要我。”小顾虽然戒断了毒瘾，但改不了爱打牌的毛病，早上多次因起不来而迟到后，被用人单位开除了。恰在此时朱光辉去世，小顾心灰意冷，任凭老母亲怎么苦劝，他都不愿意再去找份工作。
女承父业
在“80后”朱春兰的记忆中，父亲朱光辉一直是个大忙人。“小时候吧，他就特别热心肠，镇上哪家有点事，他都很乐意帮忙。”朱春兰回忆道，2004年，朱光辉就成了青村钱桥社区社会保障中心一名就业援助员，帮助就业困难的居民找工作。
从小受父亲耳濡目染，朱春兰一直很支持父亲，哪怕这些工作在外人看来都是“义务劳动”。但2007年1月，朱光辉兴冲冲地告诉女儿，自己又多了一个新身份——禁毒志愿者，今后，吸毒人员也成为他的帮扶对象。这次，朱春兰没有像以往那样支持他。
“说实话，我害怕。”当时朱春兰已经在镇上上班，在她的心目中，吸毒人员就是“危险”的代名词，她不想让父亲和他们打交道。她的意见，朱光辉没有听。于是，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帮助父亲，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从朱春兰当时的反应不难看出，大多数普通人是如何看待吸毒人员。要想让企业接纳他们，谈何容易。年过半百的朱光辉利用业余时间，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拜访青村镇及周边的企业、商店、工厂，一家一家自我介绍，留下企业负责人联系方式。时间一长，竟记记了整整一本笔记本。
“十几年间，镇子周边的企业他都跑了个遍。”如今，这本封面快要脱落、即将散架的笔记本被朱春兰小心地保存着，“这是父亲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
这本有些残破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几百家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朱春兰发现，父亲常打交道的帮扶对象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凶神恶煞”，相反，其中不少都是可怜人。因为年轻时一时不慎误入歧途，从此便永远背负着“吸毒者”的身份。女儿终究心疼父亲，2015年朱光辉退休，服务社成立，但他不懂电脑，不会做账，朱春兰就成了服务社的编外人员。
朱光辉去世后，服务社随之关门。眼看着“朱师傅”这块十多年的“金字招牌”就此消失，朱春兰于心不忍，她不想让父亲一辈子的心血无人继承。于是，当奉贤区禁毒办找到她，希望她“女承父业”，接过“朱师傅”这个名号时，她答应了。
当时朱春兰正在一家外企担任文员，辞职去当一名禁毒社工，朱春兰的同事都有些不解。但对朱春兰来说，这个决定却再自然不过，“从小父亲就教育我，要做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决定辞职，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当然，朱春兰确实也有点小顾虑。朱光辉在服务社工作期间是义务劳动，朱春兰不行，她上有老下有小，一分钱不拿不太现实。为此，区里专门开会讨论，最终决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给朱春兰“开工资”。虽然比起在外企时还是少了点，不过朱春兰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2019年7月，时隔整整一年，“朱师傅公益服务社”再次开张。
“小朱师傅”也能行
“小朱师傅”能行吗？不仅是帮扶对象，就连朱春兰自己，一开始也没有信心，“走一步看一步吧。”
得知“朱师傅服务社”开门，小顾再次找上门来。和以往被母亲拖到服务社不同，这次小顾是主动登门。“他虽说有点好吃懒做，但对女儿很上心。女儿马上要读高中了，他再不找工作，怕学业受影响。”不过，小顾还是和以往一样，提出了一大堆条件。
朱光辉在世时，曾给服务社定下规矩，不仅要帮忙推荐工作、修改简历、传授面试技巧，还要陪同面试，帮助维权，一条龙服务。这是因为不少帮扶对象有自卑情绪，容易临阵脱逃，或者在遭遇不公后自暴自弃。
朱春兰也继承了父亲留下的规矩。陪同小顾去一家企业面试流水线工人时，正好下着雨。小顾进屋面试，朱春兰便打着伞在雨中等着。5分钟，10分钟，半小时，小顾终于从屋里出来，满面笑容。朱春兰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你也是个好人，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人。”回去的路上，小顾突然很认真地对朱春兰说。
朱春兰（右一）陪同帮扶对象去工厂面试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7人次到朱春兰的服务社登记寻求就业帮助，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吸毒人员，朱春兰已经帮助其中13人顺利找到工作。
小马原本是镇上一名协管员，2017年时因为感情纠纷，失意之下吸食了毒品，工作也丢了。去年10月，经朋友介绍来到朱春兰的服务社，因为右脚受过伤，朱春兰为他精心推荐了镇上一家无需久站的工厂岗位。
“父亲的名声真的很响，给我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刚开始时，朱春兰按照父亲的笔记本上留下的联系方式，挨个联系企业，对方听说是“朱师傅”的女儿，往往欣然应允。
平时闲暇，朱春兰也会像父亲一样，骑着电瓶车在附近转悠，看到哪里新开了家超市亦或公司，便上前加个微信，留个联系方式，回来后整理成电子表格，“和父亲那时相比，科技含量高了些。”
这份工作不容易
接手服务社时间越久，朱春兰越能体会到父亲的不易。
“政审”是每位吸毒人员找工作时最怕听到的词，因为这意味着这份工作肯定不成了。“其实有些帮扶对象已经十几年没碰过毒品，早就戒断了，但档案上永远留了这一笔。”朱春兰说，她曾经遇到一位吸毒者哭诉，因为和他人发生争执，对方把他10年前吸毒的事举报到公司，公司因此把他开除了。
“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朱光辉在世时，面对企业的担忧，他会出面替这些吸毒人员担保，企业也愿意相信。朱春兰目前还没这份声望，只能劝他们换一份工作。
另一方面，部分吸毒人员如小顾，确实有好吃懒做、好高骛远的毛病，工作能力不强，对待遇要求特别高。有时多推荐几回都没成功，看着对方惫懒的样子，朱春兰心里也会有些生气。
女承父业的“小朱师傅”
每当这时，朱春兰也会想到父亲。朱光辉曾遇到一位来登记的吸毒人员，就是因为对方挑肥拣瘦，最后父亲整整推荐了111次工作机会，才让对方满意。“现在我肯定没有这个耐心，但想想父亲的故事，能压下心里的火气，继续帮他们联系工作机会。”朱春兰说。
前些日子，小马又回来找朱春兰登记。因为疫情，工厂利润大幅减少，为降低成本，老板决定把工厂迁往江苏。小马放心不下正在读初中的孩子，不想离家太远，于是又失业了。
“今年受疫情影响，推荐工作很困难。”朱春兰坦言，不少小企业、工厂都宣布裁员或不再招人，还有些甚至关门了。刚接手半年就遇上特殊时期，朱春兰深感压力，“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也变不出工作岗位。现在只能多联系，看看有没有空缺。”
“小朱师傅，我相信你。我自己也在通过介绍所、网络招聘找工作，两边一起努力，总能找到工作。”小马说。
栏目主编：王海燕
文字编辑：王闲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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