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郑永年：美国与中国脱钩，意味着与整个东亚产业链重组，成本太大
来源：国是直通车
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多年未遇的重大挑战。作为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紧张关系和摩擦影响着整个国际环境走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近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时认为，美国要与中国全面脱钩是很困难的，对美国经济伤害巨大。中国是东亚产业链的枢纽，与中国脱钩的同时，意味着美国与整个东亚产业链的重组，这个成本可想而知。
中美间分歧显著增加
国是直通车：您怎么看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趋势？
郑永年：目前中美关系可谓处于两国建交以来最紧张的阶段之一。
从当下看，自贸易摩擦以来，中美间的分歧显著增加，双方渐行渐远。原本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两国关系渐趋缓和。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没能控制好疫情。一些美国政客选择把责任推给中国，结果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升级。
直至11月份的美国大选，也就是未来6个月时间，这一紧张局势恐怕还会持续，甚至进一步恶化。从之前曝光的消息来看，美国共和党政客已把抨击和妖魔化中国作为竞选策略，这会大大毒化中美关系。
不过，从长远来说，不管美国怎么做，只要中国是继续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美两国就不会完全脱钩。
中国市场很大，美国资本很难完全放弃，其中的联系不是单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就能斩断的，企业的布局调整还必须考虑成本、产业链等各种因素。未来即便美国政府打算调整产业链，也会是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中国也会慢慢适应消化，总的来说会是一个“有危有机”的局面。
国是直通车：美国一些政治势力正在绑架中美关系，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新冷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永年：中美两国目前在某些领域比如科技、意识形态等确实出现了类似“冷战”的状况，两国之间的很多来往交流也几近中断。但中美之间不会陷入如二战后美国与前苏联那样的冷战对峙当中。
彼时，美苏在二战期间站在反法西斯的同一战线上，两者经济没有依赖性，前苏联对外采取封闭政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微乎其微。
但如今，经过过去30多年的发展和全球化，中美两国依赖程度加深，所以一旦两国走向（部分）脱钩，会经历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很痛苦的过程，而且对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很大影响。
这不仅仅是GDP增长速度几个百分点的下滑，更重要的是，这会割裂全球一体化市场和产业链，让许多其他国家也失去由分享知识和技术所带来的发展红利。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很多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走向一旦脱钩，可能会对科技等重点领域带来很大的挑战。
国是直通车：近期有美国官员称，欲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等“特殊地位”，如果成真，预计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郑永年：这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年美国也多次提及这一问题。若不再是独立关税区，这当然会对香港的贸易和投资带来影响。
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美国最主要的金融公司几乎都在香港开展业务，如果美国限制美国资本进入香港，无疑将对香港带来影响。当然，这同时也会影响美国的利益，如今有上千家美国企业在香港经营。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一些外国企业开始迁出香港，但这并不是因为国安法，而是因为香港的持续动乱。如今因为来自美国政府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加速这一过程。
干好自己的事
国是直通车：中国应该如何做？
郑永年：首先，对美“冷却”一段时间，做好自己的事。
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各种言论环境充斥着不理性因素。针对这些过激言论，没必要一一回应。即便是针对关键问题，例如新冠病毒来源等的回应，也应该保持平和理智，将之交给科学家而非政治家。简单地说，互相叫板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深陷美国设定的议程。对美国，需要一段时间的“冷却”。
干好自己的事，本来就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发展之道，现在更应该做好这一点。
其次，加紧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务实合作。
日本、欧洲等国家都有各自的立场和独立的利益考量，而非完全跟美国站在一起。实际上，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在其盟友中的领导能力，已经急速衰落。
欧洲有国家批评中国的一些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美国站在一起，想与中国对立。多数欧洲国家都想和中国确立至少是一种可管理的关系。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在冷却美国的同时，加紧与其他国家务实合作，多做少说。
再次，中国自身应该继续保持真正的开放，不能封闭自己。要知道各种资本还是“用脚投票”的，只要在中国有市场，有钱赚，企业和资本自然还是会来的。
最后，还要注意美国国内也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
比如现在许多对共和党持批评态度的媒体，其实也是中国天然的盟友。在反制或者批评部分反华势力的同时，应该考虑使用更加灵活的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将美国所有群体“一棒子打死”。
全球供应链调整不是“去中国化”
国是直通车：疫情之下，逆全球化倾向有所抬头，全球化路在何方？
郑永年：全球化不会终止，但可能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或称“无限制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这些财富流入了少数人的手中。
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石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但过去的40多年中，美国的中产阶级数量不断萎缩，其占比从二战后的七成，跌至如今的不到五成。中产社会开始变成富豪社会，但国家既没有得到就业也没有得到税收。这种经济和社会分离的状况，也让各国反思，全球化的方式，需要调整。
国是直通车：这意味着什么？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会发生怎样的调整？
郑永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形成了国际层面的劳动分工，以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这种方式最大程度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但却未能兼顾到社会的需要。此次疫情将这种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号称自己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卫生医疗体系，但在疫情之中，民众却感受不到安全。这是因为，美国早已将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产能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了。
所以各国认识到，跟老百姓生命有关系的产业还是要留一些在本国国内的，“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至少不要过分集中在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城市。目前很多国家对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已经开始了。例如，德国等已将口罩等生产线迁回国内。
国是直通车：这会如一些人所担忧的那样是一个“去中国化”的过程吗？
郑永年：在本轮全球化当中，中国是集纳产业链最多的国家，这种产业链的重新安排和重新规划对中国有一定影响，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去中国化”。
先看美国。美国行政当局企图鼓励美企推进供应链“去中国化”，但能不能真的执行下去，企业和资本是否会放弃中国市场，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比如苹果，真的要把所有的制造环节搬回美国，成本将非常高昂，企业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为此买单？
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全面脱钩是很困难的，这对美国经济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中国作为东亚产业链的枢纽，与中国脱钩的同时，还意味着与整个东亚产业链的重组，这个成本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并不是整个美国都想跟中国脱钩。美国企业是从本轮国际劳动分工当中获利最大的。仍以苹果手机为例，一个几百美元的苹果，中国只赚几美元，利润的大头都被美国企业获得。资本不流动起来、不赚钱就死了，所以硬性与中国脱钩实际上是违背资本的逻辑的。
从历史来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从来没有放弃一块可以赚钱的地方，难以想象美国资本如今会愿意放弃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欧洲国家更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了，只要中国是开放的，有钱赚，资本自然会过来。
国是直通车：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和供应链的调整？
郑永年：首先，更大规模的扩大开放。封闭就会落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这样的。中国应该保持真正的开放，向德国、日本、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大量开放。中国企业也应该充满信心，与其他西方企业同台竞争，这是提升实力和竞争力的最好方法。而且保持开放可以让各方都能保持很好的相互理解，这是达成互信、共识和合作的基础。
其次，这也是一个补短板的绝佳机会。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拥有着庞大的高素质劳动人口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唯一缺少的是一些原创性的技术。
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自己生产或者创造，但过去太过于依赖世界市场。要知道在如今这一波世界市场并不是常态，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基本不存在的，那时候的“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美国制造”，都是整装产品。8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一个产品的零件可能是由几十个上百个国家生产的，然后中国来组装。
我们现在基础很好，市场有了，知识体系有了，工程师也有了，就少了点原创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大国重器，把这个短板补上，中国制造业往上升级的空间是很大的。
责任编辑：吴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