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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总理“点名”的“6亿人”在哪儿?

原标题:被总理“点名”的“6亿人”在哪儿?

被总理“点名”的“6亿人”在哪儿?

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后,“6亿”和“1000元”这两个数字瞬间刷屏。

数字的背后是不容乐观的民生。

在回答关于减贫问题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6000万和6亿

“很震撼!”长期研究社保政策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良初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总理说出了过去低保很少考虑到的一个现象,过去的关注点都在低保群体,但实际上低保之外的老百姓生活状况也并不乐观,“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严峻的社会问题。”

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860.5万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每月624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3456.1万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每年5335.5元。

“现在低保、失业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员大概一年6000万人左右,我们预计今年人数会增加较多。”在记者会上,李克强表示,保障和救助资金是足够的,把他们保障住是有能力的。要求一定要把账算细,把钱用到刀刃上,使民生得到切实保障。此外,针对全国近3亿领养老金的人员,今年也将提高养老金的标准。

“尽管低保人数占比依然很低,无法覆盖全国所有的低收入群体,但救助范围不能无限扩大,不可能将6亿人都纳入低保范围,还得考虑财政的可承受能力。”杨良初表示,总理提出这个数据,给一些还在盲目乐观的人敲响了警钟,看到经济的严峻形势。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决胜之后,中国的收人分配形势也并不乐观。

“总理将这一数据公布出来,说明在危机期间,不仅关心整体经济的活力和繁荣,还关心遭受疫情所带来的综合性危机影响下更脆弱的人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说。

“6亿人”在哪儿?

在陈玉宇看来,这并非一个新提出的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201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就可以分析出这些数据。根据统计公报,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

“需要强调的是,总理所说的1000元并非薪资收入,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陈玉宇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即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单从人数来看,14亿人平均每组2.8亿人。“但这里是以家庭为单位,低收入家庭往往人口更多,因此低收入组的人数也会相对于其他组更多一些。”

根据2019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数据,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38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5777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035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9230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6401元。

按月均1000元算,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2万元,基本上包括全部低收入组,这部分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15元,远低于1000元。而在中间偏下收入组中,一半左右的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因此总理谈的6亿人,基本上是收入排行靠后的40%,接近6亿人。

“总理谈论这6亿人,主要是集中在农村、农民工群体和少部分城市里的低收入家庭,集中在西部,中西部地区,集中在工作收入机会较少的地方。”陈玉宇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农村人口5.5亿人,除去2.9亿农民工,留在农村的有2.6亿人,除去极少数种粮大户和有产业的人,大部分处于低收入组的20%。

据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2.9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962元,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一人打工供养全家,按一家四口算,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不到1000元,据陈玉宇测算,这部分人约占到农民工总数的1/3甚至近一半左右,也有1亿多人,家庭人数就有4亿人左右。再加上城市中的低收入和偏低收入群体,基本达到6亿人。

此外,从区域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东部地区的一半,因此,这6亿人或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挣钱的是哪些人。”陈玉宇解释说,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及中国劳动力人口9亿人,但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5万人,减少的1亿多人主要是军人、大学生、全职女性,还有4000多万失业人口。目前全国非农就业岗位5亿多,其中还有一些收入较低的临时工,因此,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必须不断扩大非农就业岗位。

“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处在最低40%的家庭的收入增长。”陈玉宇估计会有6000万~8000万人从低于1000元到超过1000元,“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加1万亿赤字,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通过特殊转移支付直达县市。“我们的政府对问题认识得很清楚,但中国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将政策落实。”陈玉宇表示,面对疫情,目前既缺乏经验,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准备,“而这些,是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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