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疫情是我从没遇过的经历
今年全国两会，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一共准备了29份议案或建议，其中三分之二与新冠疫情相关。
在1月初，湖北民进系统就对疫情暴发有所警惕。武汉“封城”前，湖北民进多次寻找机会向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领导就新冠疫情防控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武汉“封城”后，周洪宇指挥湖北5500多名民进会员参与抗疫，并发起全国百余位教育专家参与的“学术抗疫联盟”。
“这是我人生60多年来从没遇到过的经历。我们拿着一张白纸进考场做闭卷考试。答得怎么样，要看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周洪宇在接受“政事儿”专访时说。
周洪宇出生于1958年1月，长期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曾任武汉市江岸区副区长、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2007年任民进湖北省主委，2008年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也是一位“老代表”，自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已连任四届，今年是其履职的第18年。
谈湖北抗疫初期
民进作为参政党，是执政党的得力助手，要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当好参谋
新京报：湖北民进系统在疫情初期做了哪些事？
周洪宇：武汉第一医院内呼吸科主任罗光伟是民进会员。2019年12月武汉发生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后，第一医院就及时启动发热门诊，罗光伟参与其中。
1月6日，武汉进入两会时间。也是在这一天，罗光伟向民进湖北省委会调研室同志报送了一份建议。
他写道，“此次疫情暴露出硬件设备不足、人才资源缺乏、应急救治能力薄弱等问题，更加凸显了加强我省传染病公共卫生应急救治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中提出，目前武汉硬件设备不足，难以应对重大突发疫情。隔离病房数量不足、ICU病房不足、专项设备不足。一旦叠加重大疫情，现有的ICU病房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无给传染病人专用的大型检查设备，目前普通病人与传染病人共用大型检查设备，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此外，罗光伟还指出，我省传染病公共卫生应急救治能力建设执业环境恶劣，医务人员防护措施还有待加强。大部分传染病专科医院未建设值班医务人员公寓，医务人员长期和各类传染病人同在一幢楼，而且在应急状态下，一线人员经常一连几天不能回家，但是医院无法提供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休息场所，稍有不慎，极易交叉感染。
新京报：你看后什么感觉？
周洪宇：我看了之后，感觉很重要，不到20分钟时间，我就让调研室同志转告罗光伟，“反应很敏锐，应尽快修改完善，从这次传染性肺炎突发事件思考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应急救治体系和能力建设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
民进作为参政党，是执政党的得力助手，要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当好参谋。
1月21日省人大党组要组织学习，我需要列席。
当天上午，民进湖北省委、民进武汉市委共同提出的这份“参政专报”《鉴于目前2019-nCov已出现扩散趋势建议省市政府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应急救治能力积极引导群众科学应对疫情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报送给了省市有关领导同志。
专报从传染病专科医院面临的困境、疫情引发的群众恐慌情绪亟需有效疏导两个方面提出了8条具体建议。
我们特别提出，要保障口罩的供应和佩戴。当时武汉各药店KN95型口罩已脱销，建议湖北省应集中医疗资源支援武汉，并在全国范围分批次集中采购KN95型口罩并下发到全省各地。要求公共服务机构办事人员特别是窗ロ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佩戴口罩。
谈抗疫经历
民进系统筹集到价值3.6亿元的物资，现金有2000多万元
新京报：1月23日上午十点武汉“封城”，你是什么感受？
周洪宇：震动很大，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虽然前期湖北民进做了准备，有一些预判，但还是猝不及防。
新京报：“封城”后你负责哪些工作？
周洪宇：我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1月23日，武汉“封城”后，省人大常委会开党组会，参考省委省政府做法，成立省人大常委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我任副组长。此后省人大的抗疫工作及相关会议我都参与，那时省人大机关也没有口罩，在到处找口罩。
“封城”当天上午，我给民进中央常委群里作了情况汇报，中午又在湖北民进主委群里作了说明。当晚，我说，省委省政府做出紧急部署，全省5500多民进会员也应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第一时间组织民进湖北省委会成立新冠疫情应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物资捐助组、资政建言组、宣传报道组、信息报送组五个战时小组，以及主委会班子成员与部室负责人（各组负责人）工作联动机制、每日沟通协调、每日工作汇报、每日值班、每日信息报送、每日舆情引导、每日总结评估等七项工作机制。
我们及时将近期开展的抗疫工作情况向民进中央领导做了专题汇报。蔡达峰主席、刘新成常务副主席对我们因地制宜，发动会员开展相关工作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号召全国民进地方组织推广湖北民进的经验。
通过努力，筹集到价值3.6亿元的物资，现金有2000多万元。在那种完全封闭隔离的情况下，我们去做这些筹募非常艰难。这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爱心关怀和无私支持，温暖了湖北人民，让我们深受感动。
同时，我们还发动湖北民进千余名会员向湖北省委省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一共报送了200多篇信息建议，我在1月23日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了关于禁止销售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建议，得到全国人大主要领导批示。
新京报：疫情期间，你还发动“学术抗疫”，是出于何种考虑？
周洪宇：除发挥民主党派作用，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智库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我觉得应带动学术界力量，用“学术抗疫”。随即，我呼吁搭建起了一个由全国百余位教育专家参与的“学术抗疫联盟”，为疫情防控期间的教育教学建言献策。
通过这种形式，让全国专家都参与到湖北抗疫中，也产生了诸多建议，并报送到国家有关部门。如2月份曾建议将高考时间延迟一个月，还曾建议今年实施第二学士学位扩招等。这些报告反映的问题和对策一一梳理，提交至教育部。
5月22日开会时，我碰到教育部部长，他说“你们在疫情期间报送的东西我基本都看了，很有针对性，我批示给相关司局了，有些需要进一步考虑。你们很不容易，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要感谢你们。”
谈疫情报告发布制度改进
要破除疫情信息逐级上报机制
新京报：你怎么看疫情初期的应对举措？
周洪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大考，而且是一次被考者临时得到通知、毫无准备仓促上场的闭卷考试，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往经验可以参考依循。疫情初期出现应对失措、忙乱不堪、效率不高等问题，实在很难避免。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前几天在我们湖北代表团讲话中讲得最深刻，最全面。他指出，这次应对疫情，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来一些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着力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
经过几个月努力，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在全国人民共同帮助下，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期间，我看到武汉市民在做个人的疫情记录，湖北民进也在做去年底至今湖北民进的抗疫大事记，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到省里的组织部署，再到湖北民进自己的工作安排，以及民进成员之间每天的工作交流等，都一一写进去，如实记录这一段历史。
新京报：在疫情报告发布制度上，你认为有哪些不足？如何改进？
周洪宇：从应对过程来看，凸显出信息披露不及时、管理不到位、医疗资源挤兑等问题，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传染病防治相关制度在运行时的若干缺陷，建议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系统修改完善，完善疫情报告发布制度。
第一要破除疫情信息传统的逐级上报机制。现在信息技术发达，逐级上报本来也应当很快，但在实践中却失灵了，这是因为每一级的决策人都有不同的考虑。面对一种新的病毒，决策人作出科学判断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决策人也要考虑避免造成恐慌，最主要的判断因素应该是基于流行病学基础上，以是否会造成人际间传播为标准做出判断，否则就会造成疫情信息报告的延误，反而会造成社会恐慌。
第二要完善“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这一制度规定。从疫情处置看，这个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被虚置了。建议具体规定单位和个人如何报告，报告后有什么后果，增强可操作性。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传染病直报系统，基层医院可以将发现的病例直接上报至中国疾控中心，但在这次疫情中，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新京报：你怎么看专家在决策参考中的作用？
周洪宇：此次疫情，教训惨痛。专家的意见对于政府决策来说太重要了。专家一定要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实际去调研，讲真话。要有一双发现问题的慧眼，请你来是找问题的，提意见给领导做决策参考的，不是走过场的。发现了问题，要有勇气提出来。
谈履职调研
疫情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完全暴露出来
新京报：你上会的议案或建议三分之二与疫情相关。武汉“解封”后，你是如何开展调研的？
周洪宇：武汉“封城”期间，围绕特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等问题我特别想做个调研。武汉“解封”后，因为我身处疫区武汉，到地市去也不太方便。
4月30日，省人大通知我们去做核酸检测，拿到结果后我就想我可以去调研了，对接单位也可以放心。五一小长假结束后，我趁着去宜昌调研企业复工复产的机会，带队与省委统战部联合组成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和教育调研组去了一趟湖北最西部的恩施州咸丰县和来凤县，有针对性地了解真实情况。
新京报：调研中会发现真问题吗？
周洪宇：之前调研，基层总是报喜不报忧，下边说好的多。这次情况不同，疫情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完全暴露出来，不得不说实话。
疫情期间，湖北很多中小学用教育经费购买防护用品，花费巨大。我去恩施州的一个县，该县教育局局长后来在向调研组成员反映情况时都哭了，说情况很严重，没有了经费来源，问调研组能不能向分管省领导反映实际困难。
我回来后开会碰到分管教育的省领导，立马向她介绍这个情况请她予以重视。在此次建议中，我就提出，“要加强疫后对教育领域的倾斜政策出台。针对疫情期间运营受到冲击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将之纳入民办普惠性幼儿园支持范围，帮助其渡过难关。”
谈个人感悟
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前所未有
新京报：全程参与抗疫，你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周洪宇：武汉“封城”第一天，我就给民进同事们说，我们要“打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这是我们这半辈子以来遇到的最大困难，不大意、不卸责、不懈怠，更不能怯场、后退，要敢于担当。
我要求大家必须努力，放弃休假，全力以赴、尽力而为，打好这场抗疫战争。
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前所未有。这也是我人生60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历。我们拿着一张白纸进考场做闭卷考试，凭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来答题。
新京报：你既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官员，在工作中如何找到平衡点？
周洪宇：学者的天性是求真、相信科学，而官员是需要务实的，要考虑做事情的成本、时机、时间节点等。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都应尽我们的本分做事，把各自事情做好。
要找到改进社会的空间，既要有理想又要务实；既要明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抢得先机，又要重道，把握规律，用规律推动工作，以求事半功倍。经此一疫，今后更要从实际出发，把握好关系，在目标任务、手段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求真务实中找到结合点。
新京报：湖北民进系统在初期对疫情的暴发提出警醒。你怎么看民主党派的作用？
周洪宇：我们的建议或许不会完全改变局势，但体现了民主党派的敏锐和努力。如果有更多这样的敏锐意识和努力之举，是不是最终会有好的结果？
一个人提出意见建议，可能只是一个“或然率”，不会影响历史发展，但不能说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更多的公众和专家发表建议最终可能导致一个必然现象，“或然率”就会变成“必然率”。这也是公众意见的价值所在。
政府要鼓励更多公众发现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专业人士发表专业意见，这非常重要。公众发现问题、积极建言，官方提供建言的渠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把事情做好。
我们不能左右别人，但可以左右自己，尽自己最大努力，全力以赴、尽力而为。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这体现了一种人生态度，也是这个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每个人都能够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这个社会就会向人们期待的方向走。
新京报：作为一名“老代表”，你会用哪些词来总结自己的履职？
周洪宇：热情、勇气、执着、理性、智慧。这是18年来，我作为人大代表总结的“十字经”。
新京报记者何强
校对危卓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