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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曹永鸣:学生减负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曹永鸣:学生减负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新京报快讯(记者王姝)本次人代会,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校长曹永鸣提交有关校外教育机构治理的建议。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她表示,学生减负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教育评价体系这个指挥棒彻底发生变化,全体教师的专业水平整体提升,中国的孩子才能真正减负。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校长曹永鸣。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校长曹永鸣。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近年来你多次提交有关减负的议案和建议,这次两会是不是也提交了相关议案?

曹永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很关注学生减负这个话题,这几年也一直提交相关议案。今年提交的是关于校外教育机构治理的建议。学生减负,一方面是校内减负,让学生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就是校外减负,让学生从校外补习班中解放出来。

目前,校外的补习班还是良莠不齐,有的甚至在地下室,安全隐患很大。而且,对校外教育机构的治理,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执法权,这对执法力度和惩戒效果都造成了影响。我认为校外教育机构治理需要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信访部门等相关部门联动,建议国家出台相关的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明确联合奖惩措施,依法依规对违规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实行联合惩戒。将黑名单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努力营造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良好教育治理环境。

新京报:学生减负我们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一些学生和家长觉得“减负减负越减越累”,对此你怎么看?

曹永鸣:不论是减轻学生的校内负担,还是校外负担,这些举措肯定有减负效果,但都是治标,并不是治本。治本之策是什么?我认为从“根”上为学生减负,还需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评价机制,更加有利于素质教育导向的评价机制。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通过一张考卷、一次考试来决定孩子的命运。如果把全面发展,把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纳入评价体系,那么在对教育终极价值的追求上,学校和家长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学生减负其实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问题。孩子们出去补课,一般都是为了“拜师”,去找一些名师。什么叫名师?其实就是专业化水平比较高的群体,有能力用最少的时间,帮助孩子最大程度地掌握知识。

我认为,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与减负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老师的整体专业化水平都比较高,那么孩子们在单位时间内的受益程度也会极大地提高。换句话说,孩子们如果在学校都学得清清楚楚了,谁还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再去做一些重复性劳动呢?我们曾经和芬兰的教育工作者交流,芬兰教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孩子们的负担轻,但是质量高。如何平衡学生负担与学习用时之间的矛盾?芬兰同行们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老师好,有一支非常高素质的、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教育评价体系是杠杆,那么教师的专业水平就是秤砣,有了秤砣,就会很好地平衡孩子们的课内外时间。中国孩子的负担什么时候能真正减下来?一个是教育评价体系,比如中高考的评价,这个指挥棒彻底发生变化;再一个就是全体教师的专业水平整体提升,否则减负只能是治标,治不了根本。

新京报:你谈到了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其实一些“60后”、“70后”经常感慨,觉得现在的师生关系与原来不一样。原来,如果孩子犯了错,老师骂一声、打一下,学生、家长都能接受。但是现在一方面老师为难,觉得学生打不得骂不得,另一方面家长不满,觉得老师的责任心不强。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曹永鸣:“60后”、“70后”的学生时代,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学生、家长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大学,大家的目标一致,所以思想和行动也很统一。但是现在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方法已经变得多元化,家庭教育目标的多样化越来越明显。

比如同在一个班级里,有的家长希望老师管得严一点,孩子不听话就要打;有的家长希望孩子能更加轻松愉悦地接受教育,不论成绩好不好,孩子都要快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一个班级、一个学校,甚至是整个社会都同时存在。这就要求学校、教师去研究如何满足受教育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这也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社会课题。

因为需求多样化,老师就不能一刀切,必须考虑和照顾多元需求。不过有的需求是不合理的、不合适的,这时就需要学校、教师去积极引导。我经常跟老师们讲,家长合理的要求应当满足,但是不合理的要求特别是对孩子未来发展有消极影响的要求,我们就应该矫正。比如有的家长娇宠孩子,希望老师配合,让孩子在班级里得到格外关照,这样的要求不利于孩子意志品质的培养,就需要矫正。教育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不能一味地迎合家长。

新京报:你是否看过去年上映的电影《少年的你》?你觉得怎样才能避免校园欺凌?

曹永鸣:这部电影我和我的同事都看过,其中反映出来的校园欺凌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根据我们的调研,在10岁左右的孩子中间,校园欺凌问题并不突出,校园欺凌多发生在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之间。校园欺凌对孩子身心的伤害,尤其是对心灵的伤害,往往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重视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学校虽然是防止校园欺凌最前沿的阵地,但校园欺凌并不止于校园。如果一个孩子在家中能得到家庭的温暖;在学校没有面对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处在一个积极向上友爱的班集体中;在社会上没有接触到暴力游戏、暴力影片等,那么校园欺凌还会不会发生?所以校园欺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防御。

首先是家庭,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和启蒙老师,是家庭和父母。在整个教育链条中,家庭处在上游,如果上游的水被污染了,流到处在中游的学校,学校研究治理的难度势必加大。被污染的水如果继续向下流,流到下游,那么对社会的危害性就更大了。所以家庭是根本,家长必须履行好监护人的职责。去年两会我就提过一个议案,建议针对“父母教育”,制定《家长教育法》,鼓励支持家长“持证上岗”,逐步形成家庭教育支持体系。

其次就是学校,学校有责任和义务做好校园欺凌的预防和管理,尤其是对于家庭残缺破裂的孩子,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救治、心理救助应该跟上;再有就是社会,应完善相应管理制度,把孩子与暴力游戏、暴力影片隔离。

新京报: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一度使在线教育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你认为在线教育有哪些需要规范的地方?

曹永鸣: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着力指出了这一点。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在线教育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不过从线下到线上,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教与学的角色定位、教育方式、育人模式、管理策略等都发生了潜移默化地改变,有许多地方需要规范。比如教材的问题,电子版授课的教材是不是应当统一?是不是应当通过教育部、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审核?

还有教育资源的问题,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还要蹭网,发展在线教育应当让所有孩子都像喝水一样,对在线教育的资源触手可及,这就需要加大在线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再有,有的孩子学习动力不足,上网冲浪开小差,这是不是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对孩子的在线学习过程进行记录,精准定位自主学习习惯养成和学习能力的提高?我认为这些都是在线教育需要规范、需要完善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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