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复”前线“旦”使命丨张继明：从“战场”到课堂，心中分量最重的永远是患者和学生
来源:复旦大学
2月3日出征任务确定，1小时救援队组队完毕，2月4日出发，当天晚上到达武汉。这支救援队，正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也被称为华山“三纵队”。
出发前夕，当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张继明教授知道自己第二天就要作为队长带着整个救援队上前线“打硬仗”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压力很大。转念一想：确实应该我去。这个张文宏口中的“张妈”是华山感染另一灵魂人物，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狡诈的“敌人”，张继明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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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出征，张继明（右二）担任队长
在驰援的武昌方舱医院，华山“三纵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医疗队共同奋战，实现了病人零病亡、零回头，医护零感染，为提高治愈率、有效降低病亡率交出了一份闪亮的答卷。武昌方舱休舱后，包括张继明在内的26名队员继续转战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和华山医院的战友们会师，收最重的病人，打最硬的仗。
出征之时，张继明的发言只有简短一句话，却铿锵有力：不辱使命，带着所有人平安归来。
凯旋之时，张继明感慨满满，这位从医36年的医学“老兵”，见过无数生死时刻，但武汉前线的点点滴滴还是让他数次落泪。
01
“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危险在哪”
从武汉回沪，在前线瘦了十多斤的张继明终于开始慢慢恢复体重。张继明感慨：终于睡了一个好觉。采访在隔离休整期间进行，话题自然从张继明回沪后的状态谈起，言语之间，张继明最为牵挂的还是患者和学生，他说，很多患者等着自己开诊，他的几个学生，目前课题进展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在他心上，分量最重的永远是患者和学生。
Q
能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初到武汉时的感受吗？
张继明：出征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我们要去的是一个未知的战场。刚到武汉那晚，我们直到下了火车，还对接下来要去哪里一无所知。后来，我们被接到了一个大体育馆，才知道这就是方舱医院，就是我们后来奋战的地方。
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就像战场前线，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最前线的紧张气氛。2月5日当天晚上11点，我们就开始接收病人了，到第二天上午一共500名病人入院，这个强度是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很多人问我，前线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危险就是不知道危险在哪儿。当时方舱医院组建仓促，物资匮乏，条件极其简陋，院感流程还在形成过程中，身边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存在风险。但我们必须冲在前头，还得保证自己不被感染。我负责整个医院的院感管理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出征时我承诺的那样，要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应该说面临的压力不小。
后来，我们通过严格的院感流程，实现了这个目标。比如，我们在方舱医院附近临时建了一个焚烧炉，专门焚烧污染的防护服、手套、口罩等医疗废弃物；病人的排泄物里面也是有大量病毒的，也是统一收集，运到专门的地方去处理；病人洗脸水、漱口水、洗澡水也不能随便排放，收集起来到专门的地方处理。这些都是武汉方舱医院留下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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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方舱医院工作中的张继明（左三）
Q
进驻方舱医院后，一开始医疗队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呢？
张继明：最初方舱医院条件确实比较艰苦。当时方舱医院里很多东西都没有。一开始都没有大的垃圾桶及垃圾袋，要拖地找不到拖把，要消毒地面却没有消毒片，体育馆无污水处理系统，需要收集病人的洗脸水、漱口水，却没有水桶等物资。后来我的一个在职博士生王燕（华山医院老年科医生）自己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武汉一家公司卖这些东西，她自己花钱在网上订好，我们坐车到几十公里外一个工厂，在那里买到了拖把等物资。后来，在政府和全社会的通力协作之下，医院内设施物资不完备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此外，医护人员如何与患者建立信任感也是一个问题。在抗疫前线，医生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每几个小时换一次班，和患者的交流不太稳定，加上一开始一些患者存在悲伤、焦虑、急躁、恐慌等负面情绪，因为不少患者的一个或多个亲人已经病逝，家人都在隔离中，无人探视，即使亲人去世，也不能离开，为亲人送最后一程。医患之间的信任感和沟通会比平时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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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明（左一）与同事在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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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明和小患者。团队在前线推行“话”疗疗法，通过和患者聊天交流，为患者提供安慰和鼓励
后来，在武昌方舱医院，我们成立了临时党委，在舱内成立病人临时支部，让病人和医务人员一起参与舱内病友管理，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做一些思想工作，稳定情绪、消除恐慌。同时，我们在前线推行一套我们称为“话”疗的治疗方法，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平时医护人员还通过和患者聊天交流，为情绪低落的患者提供安慰和鼓励，事实证明在患者病情改善方面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医疗队以及政府部门之间衔接顺畅，患者治疗情况也趋于平稳。大家可以从媒体上看到方舱医院内的一些场景令人振奋：在医护人员带领下，患者们可量力而行，随着音乐节拍跳起广场舞、健身操，活力满满，促进身体更好更快地康复。除此之外，这样做有助于和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稳定患者情绪，还可发现病情重一些的患者，以便作为重点监护对象，减少转为重症的比例，降低病死率。
02
疫情面前，别无选择，唯有逆行！
武昌方舱医院从2月5日开始收治病人，运行了35天后宣布休舱。35天的时间里，武昌方舱医院渐入佳境，创造了一系列“最”：最早投入使用、最早成立临时党委和病人临时支部、最早有患者出院、最早开始进行病人心理疏导、最晚一个休舱。其中，在运行6天后的2月11日，首批28名患者痊愈出院，极大提振了全社会抗击疫情的士气，也很好稳定了患者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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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方舱医院正式休舱
Q
您在前线经常是十几个小时连轴转，最辛苦的时候支撑您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
张继明：这个也不要说得太高大上，我觉得主要还是职业精神驱动。疫情面前，别无选择，必须要站出来，必须要上，这就是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
另外就是前线氛围的感召，我们刚到武汉时，平日里繁华热闹的街上几十公里内都看不到人和车，商店都紧闭大门，街上安静得让人感到压抑。这些都给人一种身处前线的感觉，会推动你必须要去做些什么改变这个状况。
当然，我们在前线也感受到很多来自后方的关怀，市卫健委、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华山医院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和保障，为我们免除后顾之忧，也让我们感觉，在武汉前线，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Q
您和您的团队坚守在前线的一个多月里，一定有不少记忆深刻人和事，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张继明：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大约60岁样子，他入院后情绪一直比较大。我去跟他聊天了解情况，知道他爱人不久前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从得病到死亡只有四五天，所以他当时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还有一个患儿，是一个小模特，当时她的外婆和妈妈也感染新冠肺炎住院，她妈妈压力特别大，我们了解患者的情况后就多去关怀，多去安慰，病人最后还是非常配合。除了医疗救治之外，医护人员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和病人多交流谈心，为他们减轻心理压力，安抚焦虑情绪。
另外，我想说的是，其实在前线，还有很多武汉的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他们的贡献也非常大。医护人员在方舱医院的工作，是联防联控的其中一环，还有更大范围的工作是政府、社区在做。在战疫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我接触到的每个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都哭过。他们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给病人、援鄂医疗队员，他们自己其实都没什么吃的。医院内的方方面面细节，比如说医院里门坏了，穿防护服的地方需要镜子等，这些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去协调解决的，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也付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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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明（左一）和同事们完成武昌方舱医院消杀任务，还给武汉市民一个干净、安全的体育馆
03
“高高在上，是做不了一个好医生的！”
在前线奋力抗疫的同时，张继明也没有忘记他的学生们。2月26日，一堂面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6级临床八年制专业本科生的“传染病学”课程在“云端”开讲。身在方舱医院的授课教师张继明仍坚持准时上线为学生答疑解惑，为同学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在日常教学中，张继明也会将自己的经历和对于医学专业的思考传递给医学生们。在采访中，他也向记者谈起了自己从医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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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凯旋归来，张继明在华山医院抗疫英雄表彰大会上，说起在武汉前线的经历，感慨满满
Q
我们知道您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华山医院感染科工作至今，可否谈谈当时选择走医学道路的心路历程？
张继明：我之所学医，还要归功于班主任樊学敬老师的极力推荐，从此开启了我的学医之路。我1981年考入河南新乡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后回到江家集镇医院工作，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第一个回乡工作的大学生。家乡地处大别山区，属革命老区，当时比较贫穷、落后，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在临床上传染病是当时的常见病，如伤寒、细菌性痢疾、乙型脑炎、流脑、麻疹、肝炎等。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工作了6年，救治了很多患者，也算是为家乡父老尽了微薄之力。我之后继续深造选择传染病领域也和这段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基层医院工作期间，乡里乡亲也教会我很多，医患关系非常融洽，也让我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基层工作经验，是一段难得、难忘的锻炼和经历。
Q
华山医院感染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王牌”科室，前辈的事迹和精神对您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张继明：在研究生录取过程中，林善锬教授，当时的传染病科主任、全国著名的传染病专家翁心华教授和全国著名的流行性出血热专家王嘉瑞教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得知我有选择传染病科的意向之后，林教授还专门向翁心华教授和王嘉瑞作了特别推荐，为我说了不少好话。正是由于以上和我素不相识的老师的赏识，我的命运之路从此发生了改变。
我在华山医院感染科攻读的是临床技能型研究生，硕士阶段的导师是孙涛教授，转博后的导师是徐肇玥教授，王嘉瑞教授和杨佩珍教授在课题设计和实验技术上也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作为临床型研究生，临床技能训练是最重要的，感染科一批著名的教授，如戴自英、徐肇玥、翁心华、孙涛、潘孝彰、邬祥惠、张清波、石饶忠、尹有宽、章婉琴等教授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抗生素研究所的汪复、张婴元、张永信、施耀国等教授也在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上给与宝贵的指导。从这些老师身上，我深深感受到治学严谨、教书育人的大师风范，我心底里永远感激他们！
Q
近年来，您发表了不少科研成果。作为临床医生，您是如何做到临床和科研两手抓的呢？
张继明：在顶尖大学附属医院，光会看病是不行的，还要会做科研，也就是近年来所说的研究型医生。在1999年前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科研能力的不足，需要充电，否则会跟不上时代。由此我产生了到先进的实验室进修学习的想法。当我把这种想法向翁心华主任汇报后，他非常支持我。他一直有着前瞻性的眼光，对我说流行性出血热患者逐年减少，要把研究方向转到我国的常见病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肝炎上。在这个领域，上海医学院的基础研究也是处于全国前列的，他亲自带着我去找闻玉梅院士，闻教授马上安排瞿涤教授具体指导，从事鸭肝炎病毒感染模型和苦参素抗病毒作用的研究。
闻玉梅院士、瞿涤教授和何礼芳教授是我在乙肝基础研究方面的领路人，这段科研经历使我终身受益！这些年来，闻院士一直强调临床与基础的结合，她对我的鼓励也一直在激励我在科研的道路上前进。不论身在何地，任何时候，我一直把自己当成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中的一员，袁正宏教授、谢幼华教授、童舒平教授、王宾教授、李建华教授、邓强教授等在乙肝研究方面给予了巨大的帮助，至今和他们课题组仍有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
Q
如今，您作为医学生和青年医生的前辈，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您在方舱医院的时候仍坚持给学生上课，您说“就算再忙，也不能耽误学生的答疑！”可见学生在您心中的分量，您对后辈有怎样的要求和期望？
张继明：和大多数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同行比，我的起点是比较低的，我考入上医之日起即意识到这点，也暗暗下定决心，要经受起寂寞，笨鸟先飞、做一个不遗余力的追赶者，一刻也不能松懈，尽最大努力，做出优异成绩，回馈我最热爱的上医和华山医院。
我经常对学生讲的话就是，英雄不问出处，我不看你的起点，你的出身如何，关键在于你的持续付出和踏实努力。作为上医人，复旦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背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当然，作为医生而言，还要学会和病人更好地进行交流沟通，这次前线抗疫的经历更让我们认识到医学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性。我自从有手机开始，我都会把我的手机号留给病人，我的手机通讯录里现在有几千个联系人，很多都是我的病人。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是医患之间建立信任的一个做法。对于大多数病人而言，他们没有特别的事一般不会来打扰你，但有需要的时候，哪怕医生说上几句宽慰的话，对病人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一种希望。作为医生，我最怕的不是病人得了疑难杂症，而是他对你产生不信任，进而放弃治疗。
医生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医是一辈子的事，除了医术层面，更有人文关怀层面的培养，也就是上医倡导的“为人群服务”的理念，要仔细体察患者的需求，和患者交心。有一次，我的学生负责的一个患者要转院，他是从外地前来求医，家属不在身边，自己又不会使用打车软件叫车。于是，我请学生帮助病人叫好了车。我对学生说，让他自己到外面去扬招出租车，万一很无力摔倒了，出事了怎么办？很多在你看来很容易的事情，对于病人来说，可能就是天大的困难。
所以，做医生如果不投入进去，浮在表面，高高在上，是做不了一个好医生的。要理解你的病人，就是把他当成亲人。同样，你也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回馈。
来源
医学宣传部
文字
齐臻熹、张欣驰
编辑
唐颢、张欣驰、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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