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女人转变为母亲到底意味着什么？
撰文丨[英]蕾切尔·卡斯克
摘编丨何安安
初为人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照顾一个幼小的婴儿又是什么感觉？而当孩子长大，有了自己的意识，母亲又作何感想？成为母亲显然并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
关于成为母亲这件事，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渴望，还有些人游刃有余，让别人觉得她们对此事毫不在意。而对于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来说，她的选择是否认，以至于当她真正成为一名母亲时，既惊讶又措手不及。事实上，对于做母亲这件事来说，生孩子只是个序幕的戏剧性事件，在孩子刚刚出生的头几个月，卡斯克深切感受到做母亲既真实又奇怪，“身为母亲，你要学习如何既当烈士，又当恶魔。若没有孩子，我可能没什么个性，与这种可能性相比，做了母亲的我更正直、更讨人厌，与世上这两类事物的联系也更紧密。”
正如卡斯克所说的那样：怀孕生子不仅区分了男人和女人，也区分了女人和女人。在作家的身份之外，卡斯克也体会了在拥有一个孩子以后包含多个面向的经历，这其中包含了对个人自由、睡眠和时间的终结，对人性和艰苦工作的重新认识，对婴幼儿的情感体验，对母乳喂养的思考等等。
“这星球上的所有人都为女人所生，”美国诗人及女性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写道，“所有男女共同拥有的一段不可否认的经历，即我们在某个女性身体中长达数月的成长期……我们大多数人从女人的角度首次了解爱与失望，刚与柔为何物。这一经历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它将伴随我们一生，甚至持续到我们弥留之际。”
卡斯克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写进了《成为母亲》这本书中，她并不想讨论如何做母亲，或者探讨母性及其历史，只是写出了自己对生孩子经历的看法——显然，这些文字来自于卡斯克的亲身体验，极好地反映了一位女性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以及初为人母之后的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感受。
以下内容节选自蕾切尔·卡斯克所著的《成为母亲》一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英]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著，黄建树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生孩子这件事没法儿讨价还价
小时候，从对生孩子的后果有所了解的那一刻起，我便担心起这件事来。当时，我对生孩子的了解不含脚注，也无条款表明你不一定非得要孩子，更别说你也许就无法生育：如同生活中所有的事实一样，生孩子这件事没法儿讨价还价。看着我那休息不足的瘦小身体，我只知道，终有一天，另一个身体会出自其中，即便我不清楚它会如何、从何处出来。就我所理解，我不会在以后装配某种提取装置。这具躯体极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如同装满糖果的墨西哥皮纳塔娃娃。有些人留着这些娃娃，甚至在最急迫、最难以抑制的欲望的刺激下也无法让悲剧——娃娃的使命所在——在它们身上上演。大多数人不会留着这些娃娃。
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在当地孩子们的派对上，我们曾用棍子击打那些娃娃，直到它们炸开，随后交出宝贵的糖果。无须真知灼见就能知晓生孩子会异常痛苦。我很快便借鉴早年间的疼痛经历来理解这一痛苦。于我而言，忍受身体上的不适是我是女人这一事实的必要附属品；每当我切到或擦伤自己，摔倒或去看牙医，我总是既感到痛苦，又因此感到恐惧，同时我也恐惧，自己明明注定会在未来感受到生孩子所带来的神秘剧痛却还是记得这点儿小伤。
上学时，有人给我们放了一部讲述一个女人生孩子的影片。那女人裸着身子，胳膊和双腿瘦而有力，动来动去，她腹部有个巨大突起，这让她饱受折磨；她头发很长，乱蓬蓬的。她没被禁锢在床上，没被一圈站着的穿白大褂而闪着白光的医生和护士围着。事实上，银幕上的她压根儿就不在医院。她独自一人站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除了一把放在中间的矮凳子外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把凳子，我有点分心。对于即将到来的猛攻，这把凳子似乎不是合适的防御工事。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剧照。
镜头很暗淡，在夜间拍摄；观众观看时，就像是通过墙上一个孔窥视某种糟糕且隐秘的事物，某种我们注定无法理解也无意观看的事物。那女人一边呻吟，一边咆哮，在房间里踱步，如同疯人一般，又像是关在笼中的动物。她时不时在墙上靠几分钟，双手抱头，然后大喊着朝对面的墙上撞去。仿佛她正在同某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在她的一系列反应所造成的噪音及破坏的映衬下，她的孤独显得很奇怪。这时，我注意到她其实并非独自一人；另一个衣着完整的女人正安静地坐在角落。那女人偶尔会小声说话，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这声音虽然微弱，也帮不上什么忙，但的确是一种鼓励。她的存在让分娩过程变得颇为正式，可她帮不上忙，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这很残忍，也让人难以理解。那裸体女人用力撕扯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咆哮了起来。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剧照。
突然，她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房间中间，坐在凳子上，一条腿弯曲着，另一条腿有力地伸向一旁；她的双手紧紧抱在胸前，仿佛准备唱歌似的。她的同伴起身跪在她身前。摄影机是固定的，我们看不到事态发生转折时的特写镜头。事实上，画面似乎越来越暗，越来越不清晰，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时间，两个女人一动不动，看起来像是在亲密交流，两人的身影也混在了一起；突然间，穿着衣服的女人身子向前倾，伸出双手，然后一个不断扭动小身体的宝宝便落在了那双手里。裸体女人发出了最后的痛苦的叫声，这声音如长笛般，音调越来越高，最终变为愉悦的约德尔式唱腔。
妈妈宝宝被设定
成为一个完全可持续的部件
一天，我注意到我女儿身上出现了一条模糊的线，它像一条接缝，从脑袋直接延伸到她身体中间。它看起来像她左右身体的黏合处，让她看起来如同人工制造的，让人担心。怀孕期间，我身上也长了这样一条线，它像接缝一样把我圆滚滚的肚子一分为二，仿佛准备等着手术刀准确地将我切成两半。这条线被称为妊娠线，是孕妇共有的特征：可以用医学知识来解释这条线的由来，但与这条线的象征意义所营造的氛围以及它的预言特质相比，医学解释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奇怪的是，我女儿身上的那条线如同在向我的那条线致意，仿佛我被拆散后又被重新组装成了两个人。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将母亲和她新出生的孩子视为两个独立的存在是不合适的：他们为一个整体，一个复合生物，最好将其称为“妈妈-与-宝宝”，或许也可以称其为“妈妈宝宝”。虽说这一称谓完美地描述了女儿出生后几周时间里我所体验到的生理反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我依旧觉得它让人感到紧张不安，甚至危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座扩建了的房子：原本是墙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新房间。我觉得我的光与热正令人目眩地流入那个新房间。
电影《宝贝计划》剧照。
妈妈宝宝被设定成为一个完全可持续的部件。宝宝一生下来就配置了吸吮能力。与此同时，妈妈在怀孕期间就已经接到了“用法变更”的通知。她的乳房被征用并排毒：腺体和组织都开始了工作。等到宝宝出生，乳房就像是两个启动了红色预警的弹头。宝宝一吸吮，这台机器便突然活跃起来；乳汁神奇地产了出来。
乳汁完全足以在宝宝生命的前六个月喂饱她，直到她能坐起来、吃东西。乳汁为宝宝提供了她可能需要的每一种营养。它没有细菌，温度刚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供应。宝宝成长的过程也是妈妈萎缩的过程。妈妈在怀孕期间所储存的脂肪为乳房的工作提供了燃料。她的子宫收缩，荷尔蒙流通并被排出。她的身体正在撰写生孩子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有着舞蹈般的美与和谐。到最后，妈妈宝宝准备好以妈妈和宝宝的身份各自生活了。颜料干了，妈妈和宝宝身上的那条线已经消失。妙不可言，是吧？
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饿？
医院的小册子提醒我，母乳喂养的母亲务必记得好好照顾自己，每日应多喝一升液体，其中至少一部分应该是奶。我喝不了。我已告别了提要求的时代。我相信自己有了已死之物的免疫力，对曾经深有感触的一切都已免疫。可是，我却变成了一个应答部件，一台发报机。
我读到，因为我的乳汁，我女儿正在获取我的抗体与免疫力，我有时想象着自己能感受到乳汁像一条光之河一样从我体内流出。我想象着它勾勒出女儿身体里的小溪谷的轮廓，加固了她的内壁。我想象着自己的强健体魄转移到了她那里，让我没了实体，只剩一股魄力，如同后天形成的瘴气，像光晕那样包围着我女儿。
喂奶持续了数小时。我听说，以前的女人用母乳喂孩子时，将喂奶时间严格控制为每四小时一次，每次20分钟。她们说，她们不被“允许”做其他事。在我的设想中，那些遵守这一规矩的人应该对这一虚构的禁令感到很高兴。它有某种马克思主义似的吸引力，因此被人怀疑。现代制度则只与供需有关。它建议宝宝一旦饿了就得喂她，通过这一方式，乳房将产出宝宝所需的奶量。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剧照。
你也许会惊讶于宝宝有多饿；你可能不自觉地在24小时内喂她20到30次，不过别担心！母乳喂养的宝宝绝不会吃得太撑。最后这句表明喂奶毫无意义。每天我都必须束缚着双臂坐在扶手椅上20到30次，这时我会匆匆翻阅涉及这一主题的书籍，搜寻其中提及我自己的地方和一些关心我的线索，可是什么也没有。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块未受保护的荒野，充斥着电锯的尖叫声与油井的钻孔声。甚至连我在医院获取的那一线希望也被夺走了。
尽管助产士向我保证过，我却得知人们不赞成对喂奶进行计时与控制。若由你自行结束喂奶，那你怎么知道宝宝到底吃够了没？看起来顾客总是对的。这一套学问中有些东西让我很不安。另一位助产士来我家时，我问她我该多久喂宝宝一次。她答道，只要她饿了就得喂。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饿？很快你就会知道，她一边回答，一边使了个让我感觉有阴谋的眼色。可与此同时，我还是执意问道，我怎么知道呢？那助产士看起来很担心。很明显我遇到了问题。
她哭了起来，
我想要放弃我的计划
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奶瓶，这些想法很原始，不可更改，满是卡路里。借着这些想法，我想象着自己可以造出一个诱饵，这个第三者将打破妈妈宝宝这一牢不可破的整体。我想象着自己当着这个胖胖的第三者的面偷偷溜了出去。我想象着宝宝和我结盟一起对抗她，这头奶牛，这个奶瓶，与此同时，我们也一起无拘无束地肆意狂欢。这些感受并不值得称赞，但它们也有些解释得通的优点。它们表达了我对于摆脱母亲角色的渴望，若要好好扮演这一角色，我似乎必须伤害被我称为“自我”的某个存在。
我记得读到过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大脑里面有至少两种不同人格的人，这些人格在某一日就这样出现，带着自己的想法、记忆和冲动，在人的脑海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主人与房客之间可能出现长期的争论，若是人够多，也可能办派对。
我猜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发疯。那么，我发疯了吗？若真是如此，那么这疯病源于孕期。让我神志不清的，实际上是整个生殖行为，并非只是该行为对于母乳喂养的补充说明。可我已准备好去忍受这件怪事，就像人们忍受痛苦那样，并相信女儿出生的那天它便会结束。就像知道自己在做梦，因此明白自己不会永远做梦的梦想家一样，我一直很确定，让我失去自我的那个生理过程也会让我回归自我。我会穿越边界往回走，回到我的故乡；我知道自己肯定这么干过，就像梦想家知道自己肯定醒来了一样。现在开始让我焦虑的是，梦一直做个不停，日复一日地看似愈发接近真实。
我偷偷摸摸地去商店买了奶瓶、餐具消毒剂和罐装配方奶。到家以后，我把这些东西铺开，仿佛准备组装炸弹。宝宝三个月了：很快她将突然停止哭泣，仿佛有人轻轻按下了开关，可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也永远不会知道她之所以会迈出这一步，到底是因为缓慢且庄重的天性起了作用，还是我粗暴干预的结果。
电影《宝贝计划》剧照。
夜晚到来时，我准备好了奶瓶。孩子她爸会把奶瓶给她，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这一“背叛行为”不应该由背叛者自己完成，而应该由一名雇佣的刺客完成。我看着他轻轻将她的嘴巴推向奶嘴。她乖乖咬住了奶嘴，却还是皱了皱鼻子。过了一会儿，她明白了他如此坚持的真正含义。这不像她最初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奇怪的新游戏。她盯着奶瓶看，我发现她有恍然大悟的迹象。她突然摇头晃脑起来，然后眼睛锁定了我的眼睛。她的眼神惊讶且受伤。她意识到我是这一罪行的主使。
她哭了起来。我动了起来，想要放弃我的计划，也想安抚她。我的手不自觉地去摸衬衫的纽扣。孩子她爸让我上楼去，于是我上了楼。我坐在床上，含着泪，胃有些痛。几分钟后，我偷偷下楼，在转角处盯着看。宝宝和孩子她爸正沐浴在灯光之中。房间温暖且安静。宝宝正吮着奶瓶。我匆匆跑上了楼，仿佛我刚才目睹了一出不忠行为。
我已经有一年
没睡过一个不被打扰的觉了
我女儿的生日和另一个纪念日是同一天：我已经有一年没睡过一个不被打扰的觉了。我仔细思考这一事实，就像因为某种令人费解的官僚主义的阴谋而一直流亡他国的人，官方再三承诺，明天或下周就会下发护照、车票和公文，届时他们就能回家了；要知道，那一年的每一晚，我都由衷地相信自己将重获睡眠。我的希望化为泡影，不堪一击。我渴望隐私与独处，渴望呼吸来自白日的肺部-黑夜-的氧气。可事与愿违，黑夜是白日那令人绝望的必然结果，是无人居住的连续统一体，我在此处值勤，如同一个保安看守着一座其居民早已离开的建筑。
我确信此事绝不寻常。我怀疑自己出了问题：力量、身份、意图上。我记得做妈妈之前，我听说过“支离破碎的夜晚”这种现象，也记得提到有关婴儿专横暴虐的种种例子时，我能感受到青春活力顺从自己的意志展示出的那股子耀武扬威劲儿。我曾对—我希望我只对—自己说，若我有了孩子，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当听说孩子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种种法子时，我渴望粉碎这种特权，拒绝孩子的要求，这种奇怪的渴望困扰着我。
如今在讲述自己晚上的遭遇时，我偶尔也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渴望。他们的愿望很原始，希望如我一样残酷，希望我能够打破那些小家伙的控制，继而粉碎他们的希望、乐观和喧闹的纯真。也许孩子们期待做一些我们自己再也不敢做的事；又或许，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却深信自己那些寂寞而漫长的夜晚从未得到如此满怀爱意的关怀；正如当时的文学忠告的那样，我们无所依靠，只能哭泣。
我记得睡眠离我而去的那一晚。那是在医院。当时我没有任何疑虑。几小时前我生了一个宝宝。人们来来往往，有人送来了花。黑夜降临。一会儿就差不多10点半了，该睡觉了。我用毯子把宝宝裹了起来，仿佛它是我刚买来的，是一件我在早上会拆开包装再看一眼的礼物。我睡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了过来，惊讶地发现持续响彻病房里的可怕哭声来自“我”，就像人们如今谈论自己的手机时一样。在夜深人静中，我新买的这个宝贝突然发出巨响，如同某个我不知如何关掉的闹钟。
其他女性神秘的身体开始在床上辗转反侧，像被拴在睡眠港湾里的小船，在噪声的波浪中晃荡。不久后，有人发出了指责的啧啧声。前一晚，就在同一间病房，在同样的环境中，我也发出了啧啧声。这会儿我并没这么做。我头一次感到处在责任的聚光灯下着实让人难堪，这刺眼的光在黑暗中令人不快。从那时起，我一闭上眼便能料到，再次睁眼时我还会看到那道光，那不是幸福的白昼之光，而是一次显灵，一个鬼怪，一张传唤你去不受法律约束的秘密黑夜世界的传票。睡眠像一只大熊，柔软且温暖，警惕地守卫着无意识，它打着呵欠翻滚而去，轻快地离开，似乎再也不会回来。
作者丨[英]蕾切尔·卡斯克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张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