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个武汉人的解封生活：感恩、奉献和担忧
5月8日，是 4月8日武汉解封“满月”的日子，这些天来，这座城里的每个人都在用力地拥抱新生活。从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到现在武汉早晚高峰出现拥堵，早上一些人又开始端着热干面边走边吃，晚上一些闹市区的街道上人满为患，摩肩接踵，这一切都表明，武汉正在复苏。毫无疑问，这需要一个过程，其间有微笑、有信心，当然也有避不开的一些挑战。本文采访了武汉的医生、患者，家属和志愿者，通过他们来记载变化着的一切。
64岁患者不敢出门，担心别人歧视
4月12日，和金凤见面的地点约在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的门口。医院大门可以自由进出，但疫情的痕迹还处处可寻，在靠近住院部仁济楼的柱子上贴着“污染通道！请止步”，门口被拦着，有穿防护服的人员值班。
64岁的金凤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她是一名保洁工，负责清洁工作。武汉市中心医院是疫情期间病毒感染的重灾区，先后有200多名工作人员被感染。
1月29日（正月初五）是金凤在医院里工作的最后一天，那天早上6点半她准时到医院上班。她指着一些坐在室外休息的人对记者说，“和他们一样，工作的时候我也会戴口罩、手套，穿外罩，那天上班是为两层楼做消毒工作”。金凤当天感觉身体很不舒服，临近晚上8点下班的时候她去找护士量体温，高烧。此后经过CT，采血等检查后，金凤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金凤最终康复。2月9日，金凤的丈夫在陪同就诊过程中被确诊为新冠肺炎，2月11日晚，夫妻俩被安排到汉口医院入院，金凤的丈夫于2月13日离世。
金凤和儿子租住在与武汉中心医院一街之隔的同福社区，这里的墙壁斑驳，光线昏暗。金凤月工资2250元，有一多半的工资用来付房租。房子是两户合租，虽然狭小，但家里打扫得很干净，抹布整齐地搭在桌子边缘，金凤说这是儿子的功劳。儿子是金凤最大的牵挂，也是让她生活下去的动力。40岁的儿子因为13年前的一场车祸脑部重创，智力和5岁小孩一样，生活能自理，能做菜，能打扫房间。但一出门就会迷路，容易走丢。
厨房非常整洁，架子上只放着两个杯子，各自竖着一支牙刷。金凤说，把老头子所有用过的东西都扔掉了，只留了几张照片。“年轻的时候，蛮多人追求我，但我就是看中他，长的个头高，身体好，在农村就要身体好。老头子性格也很好，很诚实。当时我不想让老头子陪自己去医院看病，怕传染给他，但老头子开玩笑说，就算‘用我的命换你的命’。”
康复之后的金凤“一天到晚待在家里”，5月6日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担心别人嫌弃我，怕我把病传染给他们，“我既感觉好笑又自卑”。
这种心理阴影是有原因的，2月11日，夫妻俩入住汉口医院时，当时金凤的丈夫身体已经虚弱，夫妻俩互相扶着蹒跚下楼。救护车司机躲得远远，金凤用肩膀顶着丈夫的屁股，把他拱上车。4月3日，领完骨灰盒的金凤回老家安葬丈夫，村里的两个小叔子先后给她电话，村民不希望她进村。4月下旬，一位作家自驾带金凤回家，这是金凤生病以来首次回家，“以前邻居见到我有说有笑，这次一见到我下车，就把大门关上了，好像见到瘟神。”
除了精神上的压抑，金凤身体恢复的不错。金凤把后来复查时的CT片，血检报告都发给了在汉口医院住院期间为她治疗的医生，医生说，“恢复的蛮好。”金凤向记者特别强调，“肺没问题就好”。金凤现在的腰、左臂膀和头会不时地疼，医生说，新冠肺炎对身体其它部位是有些损伤的，但慢慢会恢复，金凤对此充满信心。
4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对外发布通知，“为疫情开始至4月25日期间在我院两院区门诊、急诊、发热门诊就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疑似患者”办理退费登记。金凤在住院期间花费将近7000元，金凤告诉记者已经去做了登记，现在正在等待领款的通知。
金凤说自己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服输，但命运不由人，现在的金凤对未来很迷茫，“没什么打算，不知道该怎么办。”金凤所在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带了2000块慰问金来看望金凤，工资也一直照发到3月份。“他们说随时欢迎我回去上班，但我很害怕，对回去上班很恐惧，万一又被传染了，该怎么办？”金凤说她之前从来没生过病，身体好的很，没想到一生病就没了老伴，自己已经被吓破了胆。
要努力生活，哪怕是逆流而上
张磊是一位在武汉土生土长的出租车司机，记者曾是他的乘客。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的母亲是新冠肺炎患者，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于是他成了我的采访对象。
那天是4月12日，武汉解封第四天。张磊在车厢里装了透明的防护罩，这并不多见，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包括张磊在内记者一共遇到两位安装防护罩的司机。
每年的春节前都是出租车行业的黄金时期，2020年也不例外，张磊每天可以净赚300多元。张磊希望能在年前多赚一点，所以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跑车，但他的正常生活在武汉宣布1月23日封城之前就摁下了暂停键。
张磊的母亲是从1月19日起开始发烧的。1月22日晚上11点，张磊陪着母亲去武昌医院看病，先是做了肺部CT检查，23日凌晨2：55分采集了血样。“人很多，要排很久队才能让医生诊断。医生都穿了防护服，感觉气氛很不好。那个时候我大概猜出来妈妈是被传染了，医生开了住院单，但没有床位，让病人留下电话号码回家等通知。”
24日（大年三十）晚上张磊接到武昌医院的电话通知有空床，等到他带着母亲赶到医院时，医院说空出来的十个床位在护士打完电话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就全部被占了。张磊决定在医院住院登记的窗口排队，“这样任何时候有床位了，我妈妈都肯定是第一个住进去的。那天晚上下着下雨，天气很冷，窗口正对着大门口，我和我妈妈在凳子上过了一晚。”张磊回忆，当天晚上医院在装修，把一些病房改成隔离病房，所以在25日早上张磊的母亲住进了医院，张磊回家自我隔离。2月9日张磊的母亲转入火神山医院，之后康复出院。
与母亲患新冠肺炎的焦急、无助心态一起来的还有感动和感恩。24日晚上张磊等在医院的时候，记忆里除了病人的无助，还有医护人员的疲惫。张磊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那天晚上还有在国外的武汉人点了外卖送给医院医护人员，结果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不能吃，就分给了看病的病人。” 2月4日是张磊女儿的生日，还在隔离期的张磊费尽周折才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蛋糕店，社区帮忙去把蛋糕拿回家。转入火神山医院的母亲告诉张磊，年轻的护士帮她端屎端尿，张磊觉得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
正是怀着这种感恩的心态，2月13日，小区招募志愿者张磊决定报名参加。“我是名党员，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为她付出，社区人员也很关心我们家。”在社区做志愿者，张磊的工作包括为居民采购米面粮油等各类物资，还要为一些有困难的居民上门服务。后来志愿者工作结束的时候，社区为志愿者颁发了志愿者纪念证书和感谢信，小区居民也在群里纷纷表示感谢，张磊觉得很值得，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有几个居民自发为我们每个志愿者充了一百元的电话费，这证明我们的工作被大家认可，非常感动。”
张磊的母亲同样心怀感恩，住进火神山医院后，在微信里和张磊说，“解放军万岁，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在康复出院后她报名捐献血浆，“我很开心，能够报效祖国。”
张磊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好好生活下去，但摆在他面前的是另一种挑战。4月8日复工的张磊收入很惨淡，按照往常每年的五一节前也是出行高峰，生意也不错，但对于武汉的出租车司机而言是个例外。尽管生活在慢慢步入正轨，但没有了外地游客，当地人也多是自驾出行，张磊的收入“比以前要差很多，从4月8日至5月2日以来每天净收入在100-200元，以前大概在300多元”。
5月2日之后的张磊变成失业人员，“车主从2号以后把车收回去了，因为他有朋友失业了，所以优先给朋友开。”武汉的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后，因为开不了全天，通常会找一个人代班，分白班和夜班两班倒，张磊是代班司机。“现在失业人很多，都很难，我能理解。”张磊依旧很乐观，但并不容易，“准备逆流而上，想找个门面，开个小早餐店，希望能养活一家人。”
值得欣慰的是，张磊的母亲现在身体很好，在家可以做饭。“5月5日我妈妈收到武昌医院的短信通知，可以去报销住院前的医疗费用。”张磊对记者说。
我心里的石头还没有完全落地
武汉的医院在2020年春天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当地的医护人员是最早加入战斗最晚撤出战场的一群人。硝烟散去，他们开始休整，但同时也在时刻准备战斗，因为“心里的石头还没有完全落地”。
王东（化名）是武汉市某医院的肝胆外科大夫，在疫情一线奋战了60余天。一个月过去，武汉各大医院已经逐步恢复正常门诊，但王东和同事心里的石头还没有完全落地，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工作生活中难免会接触到无症状携带者，存在感染风险”。
2月上旬，王东所在医院成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病人数量与日俱增达到上千名。这么多病人，仅仅靠呼吸、重症科室的医护人员无法支持，医院其他科室都派员过来支持。王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一线战斗。
对疫情的暴发，王东说：冬季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节，春节前有一部分人是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有一部分人感染新冠肺炎。这两个群体混在一起，冲向各家医院，结果造成了交叉感染。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谣言，连锁反应引发了群体性恐慌，有的人为了住院到多家医院排队就诊，导致医疗资源的挤兑。“武汉一千多万人口，绝大部分人并没有接触到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这也是有些老百姓在封城之初不以为然的原因。封城的前几天，我上班时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在大街上遛弯，也不戴口罩。”
没有被感染的普通百姓是幸运的，但凡自己亲人被确诊，都会了解救治过程的艰难。医生本就比平常人更多地经历生离死别，心态更为稳定，但这次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依旧让他们倍感人生不易。
王东记得，上一线的前几天，医护人员面临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压力很大。“人对未知总是充满恐惧，当时即便身为医生对新冠病毒也知之甚少，因此也担心被感染，穿着防护服工作七八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憋、闷、热，很难受。“护士们压力尤其很大，她们有人在办公室抱头痛哭，释放情绪，哭过擦干泪水重新上阵。”一线医护人员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病人，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身为医生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病情加重，内心很痛苦。
作为管床大夫，王东的病人中有全家一起被感染的，轻一些在酒店隔离，重一些在定点医院治疗，即便都入院治疗，也可能是在不同的医院。“老年人完全没有家属照顾，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人来送。也有很多亲人离开，家人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王东也记得病人的乐观和坚强。“一位女病人和丈夫一起确诊，丈夫没撑过去离开了。我和她讲病情症状可能会有反复，保持心态乐观也很重要。她说，我病情这么重却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生活总是要继续的。”
随着各家定点医院的清零，从3月底开始武汉市各大医院陆续开始恢复门诊和住院治疗，王东的生活慢慢开始恢复，出门诊，做手术。为防止交叉感染，大多数医院实行网上分时段、全预约就诊，医院接诊医护均“全副武装”身着防护装备，按照普通患者、急诊患者、发热患者分区接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距离4月8日解封已经过去一个月了，王东认为，疫情现在还谈不上过去，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武汉市民都没有完全走出封城期间的记忆，生活在继续，担忧也在时隐时现。
和王东一样，武汉当地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在一线参加了抗疫战斗。王东说，作为医护人员，我们都曾经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疫情暴发后，我们自然要第一时间顶上去，没有人退缩。“现在有一些同事出现了焦虑、抑郁、失眠之类的症状，作为医护人员他们没有避讳就医，参加了一些线上心理疏导，现在情况有很大改善。”
作为一线医生，他们心里的石头也没有完全落地。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经历了新冠肺炎，感受更为直观。王东说，“工作生活中难免会接触到无症状携带者，存在感染风险。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防护工作都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普通病房不可能长期三级防护，这不太现实。”三级防护意味着手术衣、隔离衣、防护服，一层又一层。武汉的温度在4月底5月初已经冲到了30多度，有些医院空调还不能启动，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不停地出汗，衣服是湿的，护目镜的汗水有时候会流入眼睛。
与此同时，王东感受最大的是到医院就诊病人数量减少，由于对无症状感染者数量以及复阳病人数量的担忧，很多病人对到医院就诊还有疑虑。“平时大家一旦身体不舒服，担心得大病就会去医院做检查，现在情况不同，只要不是非来医院治疗的病患者不会来。所以目前收治的病人以症状明显的急诊病人，肿瘤病人为主。平诊病人，择期手术的病人相对较少。”
王东有一个小心愿，希望能拥有一个参加过抗疫的证件以此来纪念这段特殊的经历，哪怕是一个电子版证件都可以。作为精神奖励的一部分，外省市来援武汉的国家医疗队或者本地支援雷神山的医护人员会有纪念章或纪念册之类的纪念物，王东在疫情期间在几家医院支援工作，只有几个工作群和一些照片。
“双料志愿者”李智：志愿活动还在继续
36岁的李智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名普通职员，在疫情期间他不但在老年公寓做志愿工作，还是首批新冠疫苗注射志愿者，名符其实地“双料志愿者”。武汉抗疫暂告一段落，但李智的志愿者活动还在继续。
1月23日，听闻武汉封城的消息，已经赴北京探亲的李智自驾返汉，加入到共青团中央号召的志愿者行列中。封城之后武汉公共交通的停运导致很多医护人员上下班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李智首先加入医护专车的平台，开车每天接送医护人员。之后，李智又接到了洪山区团委安排的疫情小区卡点值守和怡心缘老年公寓服务任务。
3月16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并招募志愿者108名，李智成为高剂量组的一员。李智笑称，注射疫苗有风险，他是知道的；并且高剂量组要打两针，起初内心还是有点恐惧。“但陈薇院士团队七个人都接种了重组新冠疫苗，我相信医学的力量，对在疫情防控上的投入和支持有百分百的信心。”在接下来的14天医学观察休养中，李智对陈薇院士有进一步了解，“常常能看见她，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有什么疑问，她都会耐心解答，李智说，陈院士认为志愿者都很优秀。那时候她在武汉已经呆了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志愿者对她非常敬佩，都希望能和她合影作为纪念。
疫情期间让李智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2月底武汉政府发布了对因离汉通道管控滞留在武汉、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所在区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的措施。他在街上看到一个貌似流浪者的女士，“我跟在她后面走了很长一段路判断出她的确是流浪者，我看见她没戴口罩就给了一个口罩。”李智想给她一些钱，对方也不接。本可以一走了之的李智给110和民政局分别打了电话，“很快警察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就过来了，详细地询问了她有什么需求，帮助她解决问题。我特别感动，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想到能发挥作用，这说明武汉已经从最初的混乱中开始恢复秩序，武汉正在慢慢复苏。”
4月8日零时武汉离汉通道管控正式解除，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李智的工作、生活逐步恢复到常态。但他更加关注社会活动，在他的影响下，身边有两位老师朋友前后成为第二批疫苗志愿者。此外，因疫情期间在老年公寓做志愿者，李智对老年人的寂寞生活深有感受，“在养老院服务的时候结识了很多志愿者，我们计划在未来组织一些关爱老人的行动，不是说要做多大的事情，就是根据老人的需求，去陪他们聊聊天，做一些娱乐节目等等，老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服务。我觉得只有从身边小事做事，家园才会越来越美好。”
在李智的“牵线搭桥”下，4月27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医护人员子女还收到了华中师大赠予的500本华师一附中“学霸学法”图书。2月初李智在接送一位医护人员上班路上，路上聊到了孩子上网课的事情，这位女医护当时无意间说了一句“儿子今年上高一，我和她爸爸都在一线，真担心他能不能自己解决学习上的困难！”从那时起，李智就想着为医护人员的孩子做点什么。出版社恢复上班后，李智向社领导提出了向医护人员子女捐赠图书的构想，领导非常支持，李智的设想也得以实现。
“洁癖”志愿者安兴权：不给服务单位添任何负担国家需要的时候去拼命
4月14日，在武汉市武昌医院做志愿者的安兴权在回京审批批准的第二天自驾返回北京，北京距离武汉有1200公里的距离，自驾需要13个小时。对于安兴权来说他身在武汉和北京是两种生活方式，“国家需要的时候就去拼命，没事了就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1967年出生的安兴权热衷于做志愿者已有些年头。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在什邡自愿做了一年半的志愿者，先后捐赠了几十万元人民币。
安兴权是一个企业家，不差钱，也不图虚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迷恋，有人迷钱，有人迷名利，有人迷物，我迷恋家国情怀，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就想站出来做点事。”
抱着这种心态，安兴权在武汉封城之后，两次向武汉红十字会捐赠十万元人民币。在接到批准后，2月25日他从北京自驾出发，26日抵达武汉，在武昌医院做志愿者工作。对于自己在武汉期间的工作，安兴权有些遗憾，因为他认为自己“来晚了”，武汉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尽管如此，作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武昌医院依旧是高风险地区，“我经常把口罩戴反了，总是被同事发现指出来。”
安兴权有一种“洁癖”，在他的概念里做志愿者就应该是纯粹的，不花服务单位的一分钱，不给服务单位造成任何负担。在抵达武昌医院后，安兴权领取了一些口罩、手套等必需工作物品，在疫情后期物资充沛的情况下，安兴权向武昌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捐赠了裤子、鞋。对于医院协助安排自己住宿的事情，安兴权谈起来语调里有几分惭愧，“医院为外地志愿者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是和医护人员一样的标准，我心里觉得很不安。这相当于我们做志愿者工作是有偿劳动，而不是纯粹的志愿服务。”在离开武汉之际，安兴权留给武昌医院15000元现金来抵付该费用。
因为没有医学背景，本来想上一线的安兴权在武昌医院的主要负责后勤，搬运物资之类。安兴权认为工作内容简单到不值得描述，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医院捐赠了一辆电动叉车，因为在搬运物资时候他发现如果有一辆叉车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当时湖北处于封城期间，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厂商可以向武汉发货，几经周折在武汉当地找到一家供应商，为了能把供应商接出来到库房提货，先是从医院开证明，又到所在小区开证明，才搞定。”
在正常状态简单易行的采购行为在疫情期间却费劲周折，这给安兴权留下深刻影响。“每一个大灾难来临之际伴随而来的都有短暂的混乱，有太多的负能量产生，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做事，恰恰相反，需要更多正能量来对抗。”安兴权说自己到武汉是帮忙的，不是来发现问题抱怨，而是发现问题，尽最大力量解决问题。
在武汉期间让安兴权深为感动的是，武昌医院后勤部门一位职工的儿子是军人，因为探亲被滞留在武汉，天天跟着爸爸到医院来做志愿者。“什么活儿都做，哪里缺人上哪里，甚至因为人手短缺，还去开救护车，非常鼓舞人心，如果这样的人多一点就好了。”
回到北京的安兴权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工作，武汉却留在他的记忆里，“未来我还会不定期做些捐赠活动，就像原来在四川做志愿者一样，毕竟都是拼过命的地方，会始终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