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冠的“社会距离”批判：“屏保”、“面具”与“豪猪之刺”
如果有人问，在这次新冠中使用最高频率的词是哪一个？我想，在中国，也许是“口罩”，而在欧美，可能就是“社会距离”了。正如“口罩”成为了国人对新冠的第一印象，“社会距离”或者保持“社会距离”在西方几乎成了新冠的代名词。从大的方面讲，“居家隔离”或者“禁足令”就是强制实施“社会距离”的表现；小的方面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有了实实在在的“距离”。但是，在人们保持社会距离的过程同时，对于社会距离的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西方有人认为这次全球疫情，等于是新冠在世界各地发动的一次“政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禁足令”对“社会距离”的强制性实施。还有人干脆在新冠这个单词“COVID-19”后添上84，称之为“COVID-1984”，意指因为新冠的到来，使得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那个由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实施监控的世界。
在英国伦敦，一对情侣从戴口罩的医护壁画前走过。新华社资料
这些当然都是社会距离引人诟病的原因。不过，不管怎么批评，新冠下人人自危不得不刻意保持社会距离，却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社会现实。但是，社会距离所引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冠政变”和让人联想起“1984”等这样的“宏大叙事”，还有更多具体的小问题也同样让人深思。这其中，首先是社会距离的“动名词化”引起人们相处的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的“反转”问题，其次是社会距离带来的“陌生化”导致人们在社交媒体时代的“语言暴力”趋向问题，以及社会距离的“中国化”与国人的“面子”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社会距离的“动名词化”：齐美尔的“屏保”的“反转”
“社会距离”原为社会学术语，指的是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阶层及性别的人群之间亲近与疏远的程度，侧重于对“心理距离”的描述。而新冠期间，“社会距离”即“socail diastance”这个词被激活，并“动名词化”为“social distancing”，原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美国CDC的网站上，“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ing）也被称为“身体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主要指的是人们在户外或家中与他人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当然，这只是对社会距离的狭义的理解，广义上，有人也把“隔离”（isolate）已经感染的人和“防疫隔离”（quarantine）没有感染的人，都归之于保持“社会距离”的措施。但这种社会距离，更偏重于对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的强调，而不再是“动名词化”之前对人与人的“心理距离”的表达。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是最早对于社会距离的“心理距离”维度予以重视的人，他在《货币哲学》中把社会距离看成是个人的“自我”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或者事物及观念等的“内在关联”的“距离”，也就是远近亲疏的“心理”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屏障”（见《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他认为在沸腾拥挤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的社会交往异常频繁，不仅身体上的接触不可避免，心理上的刺激更是此起彼伏，所以，如果没有一道“内心的屏障”作为自我的保护，不仅会让人感到心力交瘁，还会让人神经崩溃。或者可以把齐美尔的这个“内心屏障”简称为人的“屏保”，它可以让现代人在与他人在交往过程中，即使社会距离的“物理距离”为“零距离”时，也可以有“安全”的保障。而在齐美尔看来，对于现代人来说，社会距离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屏保”，也是人的重要文化特性或者“个性”。
齐美尔
但是，在这次新冠中，对社会距离予以动名词化的处理后，却让人看到了社会距离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之间发生了一种“反转”。尽管大家都理解对社会距离的“物理距离”的强制实施或者自觉保持，的确可以使得人们直接避免病毒的传染，同时可以“拉平”病毒扩散的曲线，但在物理距离产生的同时，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却发生了微妙甚至较为激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们对保持社会距离的抗议，很多人不仅不顾“法令”，公开“聚集”，刻意不保持社会距离，甚至举办示威活动，公然反对社会距离的实施等。这些抗议一方面有经济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却是出于精神的需要，人与人正常交往的需要。这也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也就是为何在新冠期间，社会距离的动名词化不仅没有使得内涵于其中的心理距离消失，反而还在其物理距离实施之后发生了反转。人们并未因物理距离的扩大而同步扩大心理驱离，而是试图打破物理距离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即使冒着被病毒传染的危险也要努力缩小社会距离。从中也可以看到齐美尔对于现代人所具有的“屏保”的判断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的“例外”，这也说明人不管如何“现代”，与生俱来的那种习惯于“集聚”或者渴望与人交往的品性本质上并不会消失。这或许正是人之为人的特质，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始终充满友爱的原因和动力。
二、社会距离的“陌生化”：王尔德的“面具”下的“大型语言翻车现场”
新冠的社会距离的实施，使得人们居家隔离也好，外出购物也好，确实拉开了一段实实在在的“物理距离”，而与之同时，人们通过微信网络等社交软件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也由此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熟人之间陡然出现的“陌生化”效果。很多人忽然发现，在原本熟悉的人之间，如家庭成员、同学朋友之间，由于观点的不同，意见的冲突，或者俗称的“三观”的差异，大家彼此都突然变得逐渐“陌生”起来。而随着新冠中层出不穷高潮迭起的各种“事件”，朋友圈和网络上烽烟四起，情急之下，有的反唇相讥互斥13点，有的毅然“割屏断义”，互相拉黑，于是，夫妻反目，同学陌路，朋友龃龉，等到新冠稍歇，大家蓦然回首，忽然发现彼此都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亲痛仇快”令人泪下的景象？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有个很有意思的“面具理论”，他在《意图集》（1891）中说，“假面具比真面孔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并且，“人们在面对面与你谈话时，自己的本性谈出得最少，给他戴上一副面具，他就会告诉你真相。”（见《王尔德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也就是说，人们在“面对面”地“赤诚相见”时，往往并不能或者说并不会暴露自己真实的性格和想法，而只有戴上“面具”或者与生活中的他人拉开一段“距离”时，才能够或者很容易说出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互联网因其所具有的可以使人“不在场的在场”的特性，早已经成为一种高度“仿真”的“网络人皮面具”，所以也就成为最好的“戴着面具跳舞”的社交工具。这点在互联网最初兴起时就有人说过的那句“你永远不知道网络对面是个人还是条狗”里就可见一斑。而近年来社交软件的出现，更是强化了这种“面具功能”，尤其是微信“朋友圈”的出现，更具有“欺骗性”，因为人们在戴上了“朋友”的面具后变得彼此“陌生”同时，却可以更加没有顾忌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暴露出真实的自我。在之前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进行社交时却会“察言观色”，因而可以“巧言令色”，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但是在朋友圈里，个人的表情达意时常常躲在一些emoji符号或者“哈哈”之类的暧昧的“语言面具”之后，这使得人们在交流时可以更加“童言无忌”或者“放言无忌”，这也使得朋友圈更容易成为“大型语言翻车现场”。
这次新冠期间，因为社会距离的实施所导致的物理距离的疏远反过来使得人们渴望心理距离的缩短，同时因为大量“闲暇”的产生，人们使用社交软件的频率和时间都变得更多也更长。因此人们的网络社交也变得更加密切，互动也更加频繁，传统的网络媒体如微博和社交媒体如微信等，都再次高度活跃起来，但因为其所具有的“面具”功能，使得人们在交流意见时变得更加直接和“肆无忌惮”，因而所引起的语言的“暴力冲突”乃至情感的“暴力冲突”也就随之增多，最终导致“兄弟阋于墙”的网络悲剧频繁爆发，这也可以说是新冠的“次生灾害”之一种。
三、社会距离的“中国化”：不要让叔本华的“豪猪”戳破中国人的“面子”
这次因新冠的社会距离带来的影响很多，好坏都有，对于欧美等国的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被限制，可对于国人来说，却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使人们意识到保持社会距离的必要性。这个社会距离不仅是物理的或身体的距离，还有就是心理的距离，也就是齐美尔的“屏保”。这点对日常生活中一直没有“距离意识”的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可能形成新的社会规范。或许，有必要将社会距离予以“中国化”的处理，一方面，在生活中提醒人们需要保持必要的社会距离，最起码购物时不必再像以前那样人挤人的跳“贴面舞”或者“贴臀舞”；另一方面，则是提醒人们在社交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距离感，要有“屏保”意识，这种心理距离的保持，其实应是人与人交往中的常态。我们也常说“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而在国外，与人交往时，也常常被人提醒最好不要谈政治和宗教话题，因为这很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在社交中保持距离就成为必要的措施。
超市中提醒人们保持距离的贴纸。新华社资料
当然，之所以提醒大家，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同学、同事的交往中都有必要恪守一定的社会距离，除了因为对这种距离的逾越将会导致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复杂化和疏远化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观点与自己的“面子”联系起来。一旦对方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则很容易将其判断为不给自己“面子”，把本来的“就事论事”上升到捍卫各自“本体”的尊严的层面。而这种维护自己的“面子”的斗争，最终多半会导致彼此“关系”的恶化。
而网络和朋友圈更是具有一种“去社会身份”的功能，网络上的匿名状态与朋友圈里的“朋友”身份，不仅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还使得各种常态下人与人之间所持有的各种“身份秩序”被“抹平”。因此，不管是家人之间也好，领导与下属也好，“入圈”前的各种社会身份和伦理身份一律被“归零”为貌似“平等”的“朋友”，但是问题在于，人们虽然戴着“面具”进入了网络世界或者朋友圈，可他们同时也把各自的“面子”带了进来，所以在“网络面具”的背后还有一个与自身无法剥离的“面子”存在，“面具”要求的是平等，去身份化，可“面子”却固着于自己的身份，要求得到差异化的对待，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很难调和的矛盾就导致了人们更容易在网络和朋友圈里争吵，也更容易“面穷匕首见”。
这当然也与国人对“面子”的“执念”有关。“面子”可能是中国人最易被人感知的特点或者“国民性”。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1922年）中曾经说中国人就是“死要面子”，不管是谁，人人都爱“面子”，哪怕乞丐也要自己的“面子”，外国人虽然觉得可笑，但其实这个“面子”是和他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罗素对中国人的“面子”的评论还是“隔脸搔痒”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对“面子”的体会就更加深刻，林语堂就批评过中国人对“面子”的虚荣和执念：“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却靠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见《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特别是林语堂指出中国人的“面子”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定性，那就是“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这也许是网络上各种争吵的又一个原因，因为人们更多的争吵其实并不是“道理”之争，而是“面子”之争。
而新冠爆发以来的不少“怨念”的背后大概就有“面子”在作祟吧。
叔本华有个“豪猪理论”，冬天里浑身长满刺的豪猪因为寒冷会主动靠近以便相互取暖，可是如果靠的太近，那么彼此身上的“刺”就会“刺痛”对方，所以它们彼此之间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相安无事。他的这个理论给我们思考社会距离的必要性和如何保持社会距离带来了启发。显然，这次新冠已经足以让我们意识到了平时所忽视的社会距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社交软件所带来的人们过于直接和迫近的接触，使得人们不得不对社会距离的问题进行深度的思考。也许，对于国人来说，维护社会距离最好的方法，各自都不要让叔本华的“豪猪”刺破自己的“面子”吧。
2020年4月27日匆草于五角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