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开卷有益|四位作家讲述阅读的故事
编者按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其设立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书籍是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绿海副刊编辑部为这个特殊的日子策划了一期专题,邀请四位“名家·专栏”作家,为我们讲述阅读的故事。
读书可以让我们在风中做梦
华静
读书的镜头,留住了每一个让我们心动的瞬间。
那书中的思想灵魂,总在召唤我,让我在孤独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一棵小树,那种与生俱来的理解芳菲了无花无草的原野。于是,我把自己当成一道风景挂在风里。
我一向认为开卷有益,从字里行间能得到许多启发。甚至,有时从每一个题目每一篇文章中都能找到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的许多共鸣,让人瞬间就能从一种迷惑中走出来。
我以为,读一本好书就如同接受阳光。我母亲说,心里有阳光的人健康。我信服。
因为读书武装了自己,所以惯于用高于世俗的思想左右自己。真的去鄙视,真的去感激,真的去坚守。我们要做的是信念的英雄。当所有的声音发出“敬重生命”的感慨时,我们会迫不及待地想到真情、气节、高尚、傲骨、正气甚至激情和热血等等词汇。直顶我们脑门子的一种人格情操的具象展示,就是历经人世沧桑,在磨难中依然对生命产生的深深敬畏。
积极的思想是从读书中获得的。改变不了现实中的不公不义,但能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向。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应该是找到了生命的乐趣。书的作者“感觉”的正确,常引导让我积极地思索。
明天还有谁会对我们击来无缘由的拳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体验了严峻的生活片段。压力、误解,并没有让我们情感粗糙,反而用耐心和坚韧给自己悄然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欣慰。即使有些变色龙一样性格的人拼命般地制造人为地震,我们也依然能安心地坐在阳光下品味咖啡。
对不公不义的浪漫抵抗就是没有失去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失去判断的权力。这也是读书带给我的“热爱生活”的执着。
读书,超越生活本身的限制,我们共鸣的东西应该很多很多,那是一种并不明晰的感觉激动着我们祝福的目光。
我们一腔虔诚,从心里向往着炫耀的成就感。我们都是栽在彼此心田里的一棵树,我们都高大无比,我们都沐浴阳光风雨,我们都说不好哪一天就被砍伐,也说不好哪一天被放置在了哪个位置。我们都很无奈命运的捉弄,所以极力想在现实中划过今天这样的记忆。
有道理说不清楚的时候,是最残酷的沉默。
生活中,我们一直匆忙行走在各自的轨迹上,停不下来脚步,也放不开步伐,矛盾而又无奈的因素总是不断地去而复返,其不解和一点点的感伤让我们困惑。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读书的好处在于,看看别人是怎样思索问题的,看看别人是怎样做事情的。我们会说服自己换一种思维看世界。拉开别人思索的大幕,我们会看到意想不到的精彩,会在别人的故事里发现自己的节拍,也会在阅读别人时沉醉于那种“适者生存”的环境里。
通过读书,我们补充自己的能量——来自各个方面的能量。我们无法赶上和超越别人时,我们可以凭借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和思想,对照着雕塑自己。有时,别人身上的某种神韵,会呼唤出我们内在的力量。
读书的时刻,是飘梦的季节。
许多我们在现实中望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思想、抓不住的感觉,都在读书的时候收获了。潜意识里接收了这些积极的信息,挽救了我们说不明白的理想,也在我们承担了太多的困惑、烦恼和压力之后收获了绵长的温暖。
聆听别人的心跳和思维的滚动,虽然只是通过读书那么短暂的时光,但足以把我们的一生照亮。因为,我们终于知道,那时光,始终都是我们需要的。
华静,笔名丹琨、元琪。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第三届中国产业报协会“十佳编辑”、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代表。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出版诗集《有梦在前头》《那只安抚我灵魂的手》《给相遇多一点时间》。出版随笔集《给心找个家》《送给自己的玫瑰花》《旧铁路上的寻觅》。出版报告文学集《梦里梧桐》。出版《华静文丛》三卷:《挂满情怀的生命树》《那一片诗情牧场》《停不下的脚步和云朵》。
有诗的日子很年轻
李培禹
现居洛杉矶的旅美诗人韩舸友告诉我,他主编的美洲文化艺术之声国际传媒网刊发了我的一组诗。我打开链接,《李培禹诗选》几个字赫然在目。很快就有国内的朋友来微信要这本“诗集”。我解释说,我没出版诗集,这是年轻时写的一组爱情诗,又被人家选用了而已。
多少年前写的诗还有生命力吗?有人读就有生命力。那天,我们就读诗、品诗、写诗的话题聊了好一会儿。
读诗。大概很少有人一首诗都没读过,至少你会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过“春眠不觉晓”,或者“床前明月光”吧。但读诗的经历不同,给人带来的影响就有不同。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9岁生日那天,姐姐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书送给了我。那是一本诗集:《回声》,作者金波。一个小学生哪懂什么是诗啊。然而,当我翻开这本绿色封面的小书时,一下被吸引住了:这绿色的山谷多么好,/有这么多红的花,绿的草,/还有满山的果树,/结着鸭梨、苹果和蜜桃。/这里还有一位小伙伴,/他整天在山谷里奔跑,/多少次我想见他一面,/只因山深林密找不到。/可是我唱山歌,/他也跟着唱山歌;/我吹口哨,/他也跟着吹口哨/……如果你想知道他的名字,/你就向群山问一句:/叫你“回声”好不好?/他准会答应一句——“好!”多美的意境,多纯的童心啊!优美的诗句陶冶了我的情操。当然,后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诗集,然而,《回声》却真的像那山谷间的回声,绵绵不绝地刻录在我知识宝库的“内存”里。
品诗。我真正“品”的第一首诗,是郭沫若先生的《凤凰涅槃》。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是1968年,班主任老师贾作人坚持说:学生不读书干什么?青春年少的我,对写诗产生浓厚兴趣,而且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送。他从不嘲笑我,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只是我写的几首“旧体诗词”,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拿出半天时间,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讲“平平仄仄平平仄”。这以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那个时候哪有书读啊?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飞鸽”车到我家来,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他把自己的藏书(当时都是禁书)一摞摞拿给我看。我知道了杨朔、秦牧、茅盾、吴伯箫、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公刘、徐迟、艾青、田间、闻捷、王汶石、胡采、柳青、梁斌、刘白羽……知道了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果戈理、莫泊桑、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看不懂的就问,贾老师就讲。就这样,一个星期天的傍晚,贾老师给我带来了《沫若文集》,他翻开《凤凰涅槃》,先给我讲授生僻字,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这是一首长诗,他讲得渐入佳境,我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今天,如果我不把这情景写出来,有谁会知道、有谁会相信,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他的一个未准能成才的学生,他是怎样地尽心尽力、付出一腔心血啊!
写诗。读诗、品诗带来的冲动就是写诗了。我曾在一个讲座中公开自己的见解:同样一个题材,如果你觉得用散文笔法不能很好的表达,写起来不够精彩甚至索然无味,那么不妨写首诗试试。我到新疆霍城采风时,第一次见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瞬间被她的辽阔、美丽、圣洁所征服,本应写篇散文的,但几次动笔都觉得笔下的文字哪有湖水本身动人?干脆写诗吧。读诗、品诗多了,写诗不算难事,一首《赛里木湖的波光》出笼了。这首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网上已经有多个朗诵版本,还有歌手谱上曲传唱开来。让我欣慰的是,《新疆日报》和《博尔塔拉报》都转发了这首小诗。
有诗的日子真好,有诗的日子很年轻。
我认为,人的一生有诗相伴才算完美;活过多少年却始终与诗无缘该是多么无趣、乏味甚至无聊。
李培禹,高级编辑,曾任《新闻与写作》杂志主编、《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等职。现为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北京市东城作协副主席。作品曾五度获得“中国新闻奖”,也是首届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出版有《走进焦裕禄世界》《您的朋友李雪健》《笔底波澜》《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等。
书,给了我飞的翅膀
张庆和
黄土高原,漆黑的夜。嚎叫的西北风卷着沙尘东冲西撞,土筑的军用钢架房在风中颤抖。就在那间小屋子里,一盏用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催我不停地翻动着书页。书,把我带进了一片美好而宽阔的天地。
我爱读书,是遗传还是习惯,说不清。只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坐在爷爷的膝盖上,一边揪着他的胡子,一边看他在灯下读书,有时候直到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才肯爬到炕上睡觉。
在我们那个地方,爷爷算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写得一手毛笔字。记得每当腊月小年一过,他就会在院子里摆下桌案,铺上毡子,研好墨,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到年二十九,天天都为那些拿着红纸的街坊们写春联。爷爷一生教书,他当过私塾先生,自己也办过学堂,所以对我喜欢看书很高兴,还不止一次地对我念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旧训。可父亲就不同了,他跟着爷爷念书一直到十九岁,却又一直认为读书无用,很不赞成我上学,更不喜欢我读“闲书”。在他的严令下,我刚上完小学就辍学了,先后还让我学过医,做过木匠活,并反复叮嘱这才是吃饭的碗。所以,从根上说,我的文化程度到头来也只是个小学生。
1969年初,几经周折后,我终于成为了解放军空军的一名高射炮兵。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很想利用那段服兵役的时间能读点书,学点什么,以弥补文化不足的短板。可那时的部队里战士能读的书除了“老三篇”和一本“语录”外,其他什么书都没有。有一次我去炊事班帮厨,在一堆即将被填进锅灶的乱草堆里发现了一本破旧不堪的书,书的名字叫《诗词格律解释》,作者叫王力。没舍得烧,就拿了回来,闲暇时悄悄翻看。谁知一看就上瘾了,几乎把书中引用的古诗词都背了下来,仍觉得不解渴,还想再看点别的书。于是,就给我的小学老师、当时正在兰州军区秘书处工作的郭泗秀老师写信,表露了自己的想法。郭老师很理解也很支持,不久就给我寄来一本《青春之歌》。并且嘱咐,书不用寄回,但要保存好,尽量不外泄,如想看别的书,以后再寄。
那时候,中苏关系紧张,部队天天“准备打仗”,特别是空军,更是“首当其冲,首当其用”。为适应战备需要,上上下下都要轻装。上级规定干部不准有木箱子,战士不准有手提包,这样我的书就只能放在自己的枕头包里了。《红岩》《苦菜花》《牛虻》……老师的书一本本寄来,我的枕头包也越来越鼓。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早晨,副营长突然来连队检查战备,并且搞紧急集合。我的被包怎么也打不好,几乎捆成了十字花。副营长令我重新打好,当他发现我的枕头包太大时,就问里边是什么东西,我不敢隐瞒,只好支支吾吾地如实报告。奇怪的是,那位副营长眉头一蹙,并没说什么,只是令我把背包搬进连部去。原来,副营长也是一位爱读书的人,他不但没有批评我,还说他爱人可以代我保存书籍。真是因祸得福,喜从天降,从此我的《烈火金刚》《岳飞传》《上尉的女儿》……一本一本都找到了“家”。
读书,丰富了我的军旅生活,拓展了我的心灵空间,在荒漠的年代里我拥有了自己的一片绿洲。
1973年,为战备需要,我所在的高炮部队奉调至青海高原担负守卫核基地的防务(原子弹小型试验场、组装厂,大型试验厂在新疆马兰)。那里高寒缺氧,刚进十月,满山遍野就铺满了厚厚的白雪。身临其境,面对此景,或许是受王力先生《诗词格律解释》的影响吧,我竟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于是,4句,8句,一口气写了好几首,而后又斗胆寄给了《青海日报》。
只是想抒发下情感,没抱什么希望,就在1974年1月初的一天,《青海日报》的副刊上竟出现了署名“张庆和”的一首高原战士爱哨所的短诗。看到自己的诗歌第一次上了报纸,当时还真是小激动了一下呢!那一年,《青海日报》曾经3次刊登过我习作的诗歌;而后、再而后就是在《空军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以及国内的一些大报、大刊以及文学专刊上不断露面。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一些被禁的书也同时解禁。为能买到自己喜爱的书,我曾与书店的营业员混得很熟;也曾托北京的老师和朋友帮我购买在驻地难以买到的书。前几天和小外孙一起整理书柜,他问这是什么书呀,这么破旧?我一看原来是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77~1978.9》。这是新时期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反思文学的集合。在这部书里,人们的喜怒哀乐、所经受的心灵疼痛,几乎每篇都轰动过一时。为能买到这本书,记得我还一大早就去排队,等候书店开门。
读书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就不容易刹车。后来我转业回到地方,走上了一家报纸副刊编辑的岗位。副刊是报纸的亮点,读者相对要多,我深知自己的文化底子薄,为做好这份工作,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读书。尽管每天选稿、编辑、版面设计、校对,有时还要采访、写稿,满负荷的工作已经很忙很累,但为坚持读书,我还是给自己硬性规定:每天至少要读一篇文章,每月必须读完一本书。
知识似海,书籍如山,转眼人已古稀,回首竟有那么多想读的书还没有读。假如生命能够重新开始,我想,自己首选的一定是读书,读很多很多的好书。因为,书是瞭望的窗口,是人生飞翔的翅膀。
张庆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作家。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文字出版发行国外。已出版诗集、散文集、儿歌集《娃娃成长歌谣》《记忆不敢褪色》《写作没有技巧》《哄哄自己》《该说不该说》《灵笛》《山野风》等十余部。
艺海泛舟的逆行者
红孩
五年前,我到琉璃厂荣宝斋对面的中国书店闲逛,无意间看到吴冠中先生的自述传记《我负丹青》和《生命的画卷》,这两本书虽然内容有些重复,但我还是都买了下来。吴先生的传记,不是由别人来写的,而是他自己以散文体将不同时期的生活映于纸上,有些是谈艺术的,也有些是谈生活的,对于一个大艺术家来说,谈生活其实也是谈艺术。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看起来,直到夜深。平心而论,比起作家写的散文,我更愿意看艺术家的散文,吴先生的传记我已经翻阅过几遍了,每遍都会有心得。有些篇目内容,被我用铅笔画了很多线,有的在旁边还写了几句感想。我知道,我在阅读吴先生的同时,其实也在进行着关于文学与艺术的对话。我不能说我全部能理解吴先生的原意,但我相信,经过我的解读,人们会更加地热爱吴先生的艺术,也会对散文的写作、认知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我仔细拜读了其《艺海沉浮,深海浅海几巡回》一文,这里记述的是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十年间的一些往事,既有他在国外的见闻,也有在国内的各种经历,还包括他们夫妻间的相濡以沫。我注意到他的言行,几乎都是采用的逆向思维。譬如,在1979年,吴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讲学中就提出形式美的问题。他认为,当下许多优秀青年,“功夫不错,却全然不知形式美的根本作用及其科学规律,包括视觉的科学规律。”在参加美展中,经常有人将吴冠中先生拉到作品前向他解释其创作意图如何如何,吴先生说,我是聋子,听不见,但我不瞎,我自己看。吴先生认为,凡是视觉不能感人的,语言绝改变不了画面,绘画本身就是语言,形式的语言。
在一般人的认识上,内容决定形式,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在美术创作上,就并非如此。画家们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形式,即所谓的构图。当然,在画什么如何画的思想交锋中,人们一直是有争论的。这使我想到,散文创作也是如此。有相当多的作者,他们不缺乏生活,但他们往往只会叙述生活,而不会提炼生活,更不会写意生活。对于一般的读者,他可能像听评书一样,只需了解故事的过程。而对于高一点层次的人,他们不仅要知道故事的大概,他们还要对这个故事进行思索。艺术的最大出路是结合人民的生活与感情,否则就“笔墨等于零”。
红孩,当代散文家,1984年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散文集《运河的桨声》《东渡东渡》,散文理论集《铁凝精品散文赏析》《红孩谈散文》10余部,曾获得冰心散文奖、报人散文奖、中国新闻奖文艺评论奖。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化报文学副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