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于文轩：信息技术抗疫有效吗？
文|于文轩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提供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考。问大家一个问题，信息技术抗疫有效吗？目前都在谈技术在这次抗疫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最终抗疫胜利确实还是要靠科技，要靠检验试剂和疫苗以及医疗技术的突破。
对前面老师们所讲科技抗疫中使用的科技进行归纳，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中国使用高科技、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抗疫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刚才吴逊老师谈到颠覆性技术的使用，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展示出来的技术及其应用都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我罗列了一系列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抗疫的一些领域，每个领域都有中国非常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公司。
以至于现在谈到科技助力抗疫，人们主要谈的就是中国和亚洲地区，关于欧洲和美国如何使用高科技进行抗疫的资料不多。有一个西方媒体报道说有些国家为了抗疫采用一些非常疯狂的方法。
大家看，这里列出的国家，大部分都是亚洲国家，比如说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大陆、韩国，以色列等。畅销书《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此次抗疫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数据追踪。此次疫情对于科技的使用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政府和人民的互动关系。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在目前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抗疫最基本的就是两个成功路径，其他的都是辅助于这两个成功路径是否可以实现的。第一大途径是尽量减少输入病例、减少人群聚集、防止突来的大暴发；第二是通过积极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使染病者始终规模可控。
因此从最基本的维度上看，信息科技能不能在抗疫中发挥作用？就是看一下科技是如何帮助我们减少病例、减少人群聚集、减少交叉感染和科技是不是能够追踪密切接触者，隔离密切追踪者？这是科技最为重要的两个发力点。
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能进行的抗议策略选择也不同。有些国家可能比较特殊，比如新加坡经济发达，但它很脆弱，这个国家高度依赖于外界，对于它来说第一条路径进行大规模封锁可能持续不下去。
在新加坡，人们经常谈我们都还没被病毒整死就首先自己饿死了。对他们来说采用大规模封锁和停摆这样的政策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不同国家采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非常有趣的是那些所谓老牌科技比较强大的国家最后应对新冠疫情的时候，竟然也不得不采纳了他们本来不愿意采纳的方法，回到了最原始的疫情防控的路径。
这让我想起中国在清朝末年的鼠疫，靠当时南洋华侨伍连德医生采用的最原始的方法，大规模隔离，才不至于病情失控。目前已经很少有国家采纳大规模隔离这一传统对抗传染病的方法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想通过过程追踪亲密接触者，隔离密切接触者使染病者,使疫情可控。
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我们现在使用信息技术进行追踪，有用吗？这是现在社会科学工作者思考的一个问题——因果关系的问题。我们整个抗疫过程当中取得的抗疫成果取决于很多因素，信息技术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科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能够取得抗疫胜利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因素要远远比信息科技这个因素更重要呢？这是目前我比较关注的问题。
刚才老师们普遍说到现在离谈疫情终止、结束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个确实如此。抗疫取决于短板，取决于所有国家能不能成功，取决于最差的国家的疫情情况，现在判断为时尚早。
让我们来看一下Contact Tracing，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比较广泛的抗疫策略，每个国家都在做这个事。但是我们使用信息技术进行Contact Tracing真的有效果吗？实际上流行病学中对Contact Tracing的研究早在2003年非典后就开始了。
这里给大家分享两篇论文。第一篇论文是2006年在2003年非典之后对Contact Tracing的有效性进行的研究。第二篇论文发表于上个月。此次疫情期间，跟中国科学家一样，全世界科学家都在利用这个机会发文，用学术研究助力科技抗疫。这个2006年的研究，通过数学模型模拟疾病扩散和传染的速度，得出一个结论是，Contact Tracing对SARS和水痘有效，对手足口症来说部分很有效，对于流感来说可能是无效的。
最新的2020年的这个研究，基于一个英国人在当前环境中如何与人接触的大数据集，进行了数学模拟分析。Contract Tracing有个核心概念是亲密接触者，对于亲密接触者的定义会影响抗疫战略的选择。
英国目前对Close Contact的定义是：两个星期之内2米以内接触超过15分钟。不同国家定义不同，新加坡界定的亲密接触者是两个星期之内，2米以内超过30分钟。对亲密接触者的定义不同，所采取的策略、科技手段肯定不同，这篇2020年的论文将英国的人和人接触的数据和数学模型结合在一起，对Contact Tracing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基本假设是新冠肺炎有四天的潜伏期，平均有效感染时间是1.61天，R0是3.1。
通过研究英国数据，他们估计一个人亲密接触36个人会有20%的可能漏掉一个感染者。如果改变这个定义可以显著降低追踪成本，但是会漏掉更多的感染者。但是无论何种定义，如果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找到亲密接触者，Contact Tracing就没有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信息技术使可以对Contact Tracing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假设的前提是，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个Contact Tracing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迅速的赶上R03.1这样疾病的传播速度。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采取的战略是把自己早期的焦点放在Contact Tracing上，因为政府管理水平较高，医疗资源丰富和人民群众的素质较高。初期主流的方法是靠人工进行Contact Tracing。到后期他们发现靠人工进行Contact Tracing已经不太行了，于是他们发展了一个手机软件，既有安卓版的又有苹果版的。
政府希望民众都能够下载和安装该软件，用高科技来极大提高Contact Tracing的效果。这个软件的原理是利用蓝牙技术，在手机上安装软件，周围的人只要互相接触就交换信息。政府告诉民众这些信息是加密信息，只有确诊后，政府才会把手机中的加密信息供给卫生部门，让卫生部门分析密切接触人，进行Contact Tracing.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是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的范围、距离、时间如何确定？现在的蓝牙技术确实可以做到2米以内信息捕获，但公众是否愿意呢？有媒体文章称为了大力推广该软件，应该采用更有效的推广方式，通过使用助推手段使公众安装该软件。比方说政府可以电信服务商合作，如若安装该软件就发放话费补贴；或者在地铁站和医院等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地限制未安装软件的居民进入；或通过雇主强制下属安装。
2016年我对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进行了研究，试图发现发展智慧城市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是技术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近来有哈佛大学学者发表了题为《智慧城市是一个好的城市吗？》的论文，探讨到底为什么要发展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到底是谁要发展的等问题。该文列举了四大动机，第一是利润，第二是权力，第三是有技术人员耍酷，第四是品牌宣传的需要。
我们对于信息技术在抗疫中的应用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对高科技投入大量资金后，该技术是否会很快落伍？造成巨大的公共资金的浪费。有效抗疫到底靠什么呢？是依靠技术还是集体行动，以及社区的韧性？
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各位。
□于文轩（美国罗格斯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编辑：李碧莹校对：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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