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浦东30年⑫|“上海人又做了重大贡献！”禽流感期间，唯一特效药在这里生产
编者按：
本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日。三十而立，浦东从农田遍布变为如今高楼林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执行者，推出《奇迹：浦东早期开发亲历者说》。上观新闻推出相关口述文章，忆当年筚路蓝缕，也是从历史维度，为浦东开发开放再出发提供新的视角。
【口述前记】
黄彦正，1946年11月出生。曾任上海第二制药厂厂长。1993年起任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5月至2008年6月，任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上海罗氏制药项目落户张江的主要亲历者。1996年10月至2008年1月，先后任上海医药（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上海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其间，当选为九届市政协人口和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口述：黄彦正
采访：郭继孙宝席刘捷
整理：刘捷
时间：2019年12月13日
说到张江高科技园区，必然要说到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那是首家进驻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跨国制药公司。它的入驻不仅对张江意义重大，对上海医药产业发展一样意义重大。
我当时是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从1987年就开始跟罗氏接触，在工作上与罗氏集团建立了较好的联系，十分幸运地参与和推动上海罗氏制药落户张江的全过程，并作为中方代表当选为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一直到2008年退休。这头尾22年中，前面7年，我参与谈判并筹建了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后面15年，我做上海罗氏制药的三任董事长，5年一届，见证了罗氏制药促进上海生物制药产业发展，与浦东开发开放共发展的过程。
缘起三维制药与罗氏集团的合作
讲起罗氏集团到张江投资，必须从三维制药有限公司说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上海第二制药厂，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第一个国营制药厂，1993年改制为三维制药有限公司。
1982年，上海第二制药厂开始对维生素C合成工艺进行研究，很快维生素C成为厂里的主要产品之一。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大规模生产维生素C的龙头企业是罗氏集团。罗氏集团是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家族公司，最早是从生产碘剂起家。1930年左右，罗氏首先在全世界大规模生产维生素C，从此全世界的坏血病基本得到控制。之后罗氏生产各种各样的维生素产品，成为全世界生产维生素的一个大企业。同时，它开始朝生物医药方向转变。
总的来说，维生素C都是用发酵的方法制作的，以葡萄糖为原料，用一些菌种来产生化学反应，再把有用的成分分离出来。但比较我们两家企业的生产工艺，还是有所不同。我们用的是两步发酵法，就是细菌先发酵一次，然后放到更大的发酵罐里再大规模发酵。这个工艺比罗氏用了50年的工艺成本更低。于是他们想购买我们的技术。
1987年，我正好担任上海第二制药厂厂长。在改革开放的格局下，国家在扩大产品出口的同时，也想到技术出口。我当发现两步发酵法竟然能够超过罗氏集团的制作工艺，就决定与罗氏集团合作出口这项技术。最后是总理批示同意，被称作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软技术出口项目，约550万美元。
技术卖给罗氏集团后，罗氏集团要到我们厂进行现场考察、验收，看是不是达到我们对外公布的技术水平。当时，罗氏派专家在我们厂里待了1个月，跟我们工人、技术人员天天在一起。最后，他们认为这套技术跟合同上是一样的，就完成验证回去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也发生过猜疑。举个例子，一位现场工人跟我说，两步发酵的关键是菌种，菌种在车间里到处都有。如果罗氏专家随手拿手帕在设备上抹一下就带走了。他们把菌种拿回去，按照我们发酵的方法同样可以做出来，技术转让就没有必要了。听工人这么一说，我有些担心。加上这个项目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软技术出口，市里也很重视，于是我把这个可能性向上面报告。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最初我们和罗氏之间是不太信任的。但通过技术转让，大家逐步开始熟悉认识。
技术转让工作完成后，上海得到中央的表扬肯定。我们也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开始思考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罗氏集团的好多产品和我们第二制药厂是类似的，但我们在技术管理水平上明显比罗氏落后，有没有可能请他们帮我们改进下呢？经过研究，我们向罗氏集团发出邀请——希望他们派个专家团队，对我们药厂的工艺技术做个全面诊断评估。
罗氏集团欣然接受，派了2位专家在我们厂里蹲点2个月，对我们的安全、技术、环境，包括职工的劳动保护等方面做一个全面评估，并为我们提出改进建议。比如，他们经过评估说，一个化学反应岗位上的工人今后基本上要得肝癌。后来我叫技术团队对他们的结论进行再论证，认定他们是对的后，马上把这个岗位停掉，产品也不做了。可以说，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认真建议，我们认真接受，我们之间的信任得到建立和加强。
到1988年的时候，因为双方建立比较好的信任关系，就开始考虑在上海建合资公司。当时合资公司的地址考虑选择开发环境已经比较成熟的闵行开发区，办公用地的定金都付了，双方就围绕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怎么生产进行讨论。不过受大环境影响，项目到1989年戛然而止。但罗氏方面觉得上海人还是蛮有人情味的，双方间反而加深了相互信任。
助力罗氏落户上海张江
1990年国家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从气氛和舆论上，大家又看到了希望。1992年7月，上海宣布成立张江高科技开发区，意欲打造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高科技产业园区。这需要把世界著名高科技企业吸引到张江，产生示范集聚效应。
副市长赵启正同志曾两次找我谈罗氏的问题。
第一次是在我们和一家美国企业的合作项目签约会上，他特地把我叫到休息室讲：“你过去跟罗氏有过合资谈判，甚至准备在闵行落地，你是不是再想想办法，把他们再找回来落地张江。张江如果有罗氏集团的话，可能会带动整个张江的迅速发展。”
第二次是在1994年5月上海罗氏项目签约奠基晚宴前，他又找我说：“美国有硅谷，上海张江能不能建一个药谷？在今天的致辞当中，能不能向外宣布把上海张江建成中国药谷、世界药谷？”他很谦虚，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罗氏是一个领头羊企业。我估计它一旦进来，会有好多中小甚至大的国际制药企业也会跟进来。如果各方面一起合力的话，这个愿望有可能会实现。”赵启正就在致辞中宣布张江要建成药谷。“张江药谷”这个概念就这样由赵启正副市长在1994年上海罗氏奠基签约那天正式提出。
也是在这段时间，徐匡迪同志也有一次专门对我说：“你要把罗氏叫回来，它对上海的医药发展会起很好的带头作用，张江更有希望了。”
带着市领导的这些想法，我想了想，还是要继续做罗氏高层的工作。于是，在张江开发区宣布成立前后，我就动员罗氏集团二把手专门到上海看一看。罗氏集团副总裁人很好，应我邀请就来了。我带他访问了张江，带他到现在罗氏制药所在地的现场。当时还是一片农田，什么都没有的。在现场他很惊讶，连说了几个“nothing”，反复讲这个地方“all countryside（农村）”，最后又向我连续发出几个“why”，问我为什么带他到这里。不过，这位二把手知道我是一心一意想把这件事情办成，就对我说：“我一个人说服不了董事会，但我可以帮你做一件事，安排一次罗氏集团董事会会议。你去做一个演讲，介绍上海改革开放的设想，介绍浦东张江规划，你自己来说服他们。”
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于是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92年底，我参加了罗氏集团一次特别董事会。为了准备演讲，我去市外资委拿了好多资料图片，当时张江高科吴承璘总经理和其他部门的同志都很支持我，给了我不少资料。我就用这些资料做了一个PPT，花了一个多小时向罗氏董事会介绍上海改革开放和浦东张江。现在想想，我感觉就像画了一个饼给罗氏集团，就看看他们饥饿到什么程度。最后效果很好，打动了他们。我回来两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993年初，他们给了我明确的信息，最高管理层决定合资企业放在张江，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具有世界性的战略目光”。
1993年初开始，在原来1980年代商谈的基础上，我们和罗氏就合资办企业开始进行深入谈判，讨论各种各样的细节。1994年1月7日，罗氏集团与上海三维制药公司草签合资成立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合约；当年4月，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举行合资厂奠基典礼。罗氏公司副主席伦堡加博士在典礼上满怀信心地说，“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必将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制药企业之一”。
在这期间，上海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对企业的支持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举个例子，根据协议，合资公司中方占股30%，要出资3000万人民币。当时上海第二制药厂是个国有企业，每年利润都要上交没有自有资金，因此也没有对外投资能力。当时刚刚改革开放，银行也不给企业贷款搞投资的。拿不出3000万，我怎么签合同呢？当时，浦东发展银行浦东分行的一个年纪很轻的副行长，冒着下岗的风险，把3000万作为流动资金贷给我。整个过程，我跟他没吃过一顿饭。
再举个例子，这个项目在张江需占地120亩，镇政府是以每亩30万人民币的价格卖给我们的，在当时来说也是很低的价格。还有“七通一平”，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说什么时候能做到，到时候就做到，外方也很感动。还有，上海罗氏的大门是开在龙东路主干道上的。当时的城建规划中，龙东路是不给企业开大门的，因为它是条高速路。罗氏坚持说，门开在后面的小路上不像话，一定要开在前面。市里方方面面出来协调，最后破例让罗氏的大门开在现在的龙东路上。总之，市外资委、市经委、浦东新区政府、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张江管委会，都是随叫随到，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这坚定了罗氏后来不断投资、不断发展的信心。这也为上海投资环境带来很好的影响。
带来张江药谷满园春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落户张江具有标杆意义。在外国同行看，罗氏集团把这么一个合资企业放在中国上海，说明它对中国、对上海有信心，看好中国市场。很快，一批大的国际制药企业陆陆续续进到张江，比如日本麒麟制药、三共制药、搞汉方药的津村制药；美国的通用制药、德国的勃林格殷格翰制药、英国的葛兰素史克疫苗公司。同时，国内外的一批制药中小企业也陆续到张江去落脚。
早在建厂之初，罗氏集团的最高层就承诺，在上海建立合资公司，要长远的稳定的发展。二十多年来，罗氏集团践行这个承诺，持续不断在张江推进一系列发展战略布局，持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比如，经过10年初建，在上海罗氏制药进入健康稳步发展阶段后，罗氏集团2003年在张江成立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这是罗氏首个位于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中心；2007年罗氏药品开发中国中心成立，使罗氏成为首家在中国建立研、发、产、销完整医药价值产业链的跨国药企；2015年，罗氏又增资9亿人民币建设上海罗氏创新中心，这是继罗氏总部瑞士巴塞尔、美国旧金山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战略中心。由于罗氏带头，美国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礼来中国研发中心，英国葛兰素使克中国研发中心也都纷纷进入张江。张江药谷研发氛围浓厚，逐步发展起微创、凯利泰、泽生、艾力斯等一批高等级的新药研发创新创业企业。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标杆性，还在于它对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促进上。上海罗氏项目产品结构很好，技术含量比较高。当时我们谈判的时候大家就有共识，“把你罗氏最好最新的药，拿到合资企业来生产”，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他们的承诺。一开始就承诺最高技术、最好产品、最新产品，所以罗氏现在的产品都是中国市场上的热销产品。比如单克隆抗体一类生物药——治淋巴癌的美罗华、治乳腺癌的赫赛汀，以及把肿瘤实体周围的细胞供血阻断的安维汀，都能比较明显地延长癌症患者生存期。
比如抗排异的药物——骁悉。罗氏进入中国以前，我们不大敢搞器官移植，因为器官移植以后排异问题解决不了。自从上海罗氏生产了骁悉，中国的器官移植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在产品结构方面，罗氏还带来“基因治疗”理念，就是通过诊断试剂，在血液中找到一种针对性的基因靶点，然后治愈疾病。除了最新的药之外，罗氏还把基因治疗、诊断试剂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带进中国。此外，罗氏在上海生产的17个药品里面，有5个生物药已进入国家医药保健目录，使得中国用到最新药的时间，跟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步状态。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落户后，还给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带来的重大影响是，他们高标准质量控制的技术和装备，对我们提升中国制药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形成了促进。举个例子，当年罗氏在张江造了一个生产致敏药物的高致敏车间，生产现场没有一点点小的泄露，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完全排除有害气体。这种新技术大大提高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再比如，药厂有个世界通用的药品质量管理规范GMP，罗氏就带来执行标准的方法。江苏泰州的扬子江药业从当地一个集体小企业发展成几百亿销售额的中国最大民营药厂，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习罗氏这套质量管理系统。
再说一件事情，上海罗氏项目还有溢出效应。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将要暴发H7N1型禽流感，各个国家都很紧张。应对这种病毒性流感的唯一特效药，就是罗氏生产的“达菲”。当时好多政府都向罗氏采购达菲，他们根本来不及做，三年后的订单都已经满了。
2005年3月一天，卫生部长高强突然把我叫到衡山宾馆，说现在中央领导非常着急，如果疫情暴发，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如果没有药，怎么弄？中央已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温家宝总理牵头，要求制定一个应对方案。中国不能侵权仿制生产这个产品，政府也没有这么多钱向罗氏采购储备，怎么办呢？决定最好的办法是从罗氏把“达菲”的全套技术转让过来，我们自己生产，越快越好。说完，他就拿出一份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任命我为特别代表，到罗氏去洽谈“达菲”技术转让问题的。
我知道事情很重要，当时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高部长说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于是，我准备了两天，第三天就飞到瑞士去，直接冲到罗氏CEO办公室，跟他说这件事。我向他表明了我国政府这次派我来的意图，也特别讲了一句话：“为了罗氏在中国长远的战略性发展，我建议你们要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听了后说，“你留下来跟他们谈，我保证让你回得了中国。”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就有底了。
我当时就带了一位同志同去，结果我们两个人跟罗氏方面谈了3天，最后签下“达菲”技术转让协议。12月11日，上海与瑞士同时向世界宣布，罗氏正式授权上海医药集团在中国生产达菲。这样，我们带回了全套技术资料、一罐标准品，以及他们的技术人员。然后马不停蹄地组织人员搞复制、搞报批、搞投产、建车间，过了六七个月，我们生产出大约100万人份的药品后，马上报告北京。不久，一位科技部副部长来到上海，对科技人员说了一段话。我记得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上海人又做了一个重大的贡献，我代表国务院领导，谢谢你们！”
能够最终和罗氏谈成技术转让，与我们之前上海罗氏项目在浦东张江顺利落地、发展，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关照，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整个事情放在一起来考虑的话，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罗氏在上海能够落地发展，一方面是罗氏本身的技术与合作诚意；另外一方面，就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氛围环境，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支持。我们合资的投资比例是3：7，中方是“3”，他们是“7”，一直到现在从来没变过。虽然中方只是“3”，但是根据合同规定中方派董事长，我当了前三届的董事长，很有发言权的。现在董事长是上药集团的总裁，就这么一直延续，他们也都能够接受，总之，中外双方合作非常融洽，相互非常尊重。罗氏制药企业建成以后，实实在在为上海带来了一系列理念、产品、技术、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变化。应该说，它对上海生物制药企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栏目主编：王海燕文字编辑：洪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