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刀尖舞者——专访院士陈孝平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月18日深夜，陈孝平院士刚躺下，电话又响起。支援武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因连日劳累诱发胆囊炎，正值抗疫关键时期，他强忍疼痛坚持工作，直到病情恶化、情况危急。陈孝平马上赶往医院，细心诊断后，当即拍板：“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手术。”连夜，张伯礼做了胆囊切除。
不仅这两位院士，过去两个多月，为了打赢武汉保卫战这一共同目标，从院士到普通医护，从党员、干部到广大市民，在武汉走到一起、战斗在一起。
陈孝平，武汉地区医学界唯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953年生于安徽阜南，15岁开始行医，1970年就读于蚌埠医学院，1979年考取同济医学院研究生，从此扎根武汉。他从事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40余载，从一名赤脚医生到“刀尖上的舞者”，在肝胆胰外科领域有多项突破，分别主编了全国高等学校5年制、7年制和8年制统一应用的教材《外科学》。
疫情暴发以来，陈孝平带领武汉同济医院外科100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护肝队、营养支持团队和手术小分队等，奋战在ICU、重症病房和急诊室。他像一名救火队长，哪里有危重病人就支援哪里，既要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又要保证急诊外科手术照常开展，还要为援汉医疗人员做好医疗保障。
不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我们都不能放松
问：作为同济医院外科带头人，疫情发生后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陈孝平：当时我们面临多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发热病人数量突然增加，发热门诊的工作量比平时增加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全院所有科室的人都上了。
原先的工作日程全都打乱了。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前线要物资、要医生、要护士，我就要安排他们去支援。遇到危重病人，就去现场会诊。另外，有一些急诊病人需要开刀，我们也不能耽误，外科手术还照常开展。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半夜三更的一个电话来了，就要去处理，应该说一直处于应急状态。
问：在没有特效药物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陈孝平：新冠肺炎患者不单单是肺部受损，有的心、肝、肾等器官都有损害。在没有有效抗病毒药物的前提下，我提出了维护好“四个平衡”的治疗原则：免疫平衡、营养平衡、内分泌平衡、水电解质平衡。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病人各项器官功能维持好，让他们活着，创造一个他自己抗病的能力，给他一个恢复的机会。
问：抗疫是一场总体战，针对疫情防控与救治您提出了哪些建议?
陈孝平：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曾经跟我说：“我带了134名医护队员到武汉。他们很年轻，都是自愿报名来的。对我而言，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降低重症病人的死亡率，不负国人之托;二是我要把我的团队，完完整整地带回去，他们的家人在等待他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些领队的压力有多大。所以，我提出，要全力救治患者，同时要全力保护好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是我们最重要的救治力量。
同时，我也建议从社区排查疫情。那时很多大医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当时我提出建议，不能都集中到大医院去，一定要发挥社区医疗作用，从社区抓起，一个一个排查，这样好管控。实际上，武汉市很快就从社区开始排查了，医院压力因此大大减轻。
问：武汉“解封”，下一步防治重点是什么?
陈孝平：“解封”不代表抗击疫情结束了，因为我们还有重症病人在医院。不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我们都不能放松。要做到慎终如始，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重症患者。
“复阳”人群、输入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这三类是防控重点。现在最好的防控措施还是大家很容易做到的三点，一是戴口罩，二是少聚集，三是做好个人卫生，特别是手卫生。做好这三点，我想基本上能够保证你的安全。我还要提个醒，特别是对发烧咳嗽的病人，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想是不是新冠肺炎。每个人都要有这根弦，包括医生，这样才能防止第二次暴发。
有这么一群敢于担当的年轻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为他们点赞
问：抗疫中的医护人员群体最令人感动的是哪一点?
陈孝平：这一次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很多医生都是默默无闻在做事，他们甘于奉献，是地地道道的实干家、“老实人”。选择做一名医生，就要做到不计较时间、不计较金钱、不计较一时得失。一个好医生首先是个“老实人”，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你只有老老实实，才能专心去治病救人。踏踏实实救每一个生命，不是“老实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问：这中间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陈孝平：在这次抗击疫情最前线，很多都是80、90后的年轻医生，绝大多数都是自愿报名参加，他们不叫苦不叫累，防护服一穿，数个小时就坚持下来了，而且是无怨无悔。他们可不是一些人心目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也不是娇滴滴的一代。
我们外科有位年轻医生，名叫张占国。抗击疫情初期，他就主动报名去一线，他提出了三个理由：一是作为主治医生，他经验丰富;二是他还没有子女，可以全身心投入抗疫;三是父母身体都健康，还有一个哥哥，即使自己出什么问题还有哥哥给父母尽孝。这完全就是视死如归，我听了非常感动。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有这么一群敢于担当的年轻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为他们点赞。
问：疫情期间您一直和援汉医疗队并肩工作，如何评价这些同行?
陈孝平：国家征召，广大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逆行武汉，无问西东、不分门第，与病毒相搏，他们是“人间天使，希望之光”。一方面，几乎“一夜间”来了几万名医护人员，各方面接待都跟不上，有的甚至连住的、吃的都没有周全保障，但是一旦面对病人，他们就把冷暖、饥饿都抛在脑后，立刻打起精神，投入到战斗中。另一方面，各地来的医生经验不一、专业不一，会诊现场相互切磋、发表不同意见，虽然有争执但总能达成一致，因为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通过一段时间磨合，大家真正成为朋友。
赤脚医生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和魅力
问：您曾经是公社里的赤脚医生，这段经历对您一生从医有什么影响?
陈孝平：我有两位亲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相继去世。一位是我姑妈，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时候心脏外科手术还开不了刀，眼睁睁地看着她走了。我跟她感情很深，很痛苦。另一位是我舅舅，当时得了肠梗阻，在送医院的途中就没了。那时候我就感觉，生病好无助，我说自己要是个医生就好了。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我到了农村，做了赤脚医生，在公社医院培训后，就跟着老师到田间地头挖中草药，为百姓看病开药。从最初的感冒肚子疼，到慢慢地可以处理复杂一点的疾病，可以说，赤脚医生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和魅力。真正从医是从上蚌埠医学院开始，那时候国家培养专科医生，1970年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收到通知，要我连夜到县医院去做体检，当时公社离县医院有35公里，我骑着单车赶路，到医院是早上5点。收到入学通知后，正式走进了专业队伍，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问：您师从我国外科医学奠基人裘法祖院士，从他那里学到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陈孝平：我报名考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为了考肝脏外科才报的武汉同济医学院，那时候我对武汉一点也不了解，甚至裘教授是谁我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信息灵通。从1979年考上裘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继而于1982年又成为他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后，我有机会长期接触裘教授。我为能在这样一位大师精心栽培下成长而感到无比幸运。
“做个好医生”，这是他讲得最多的，也是我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好医生，就是你能够解除病人的疾苦，赢得病人高度的信任。
问：肝脏外科难度大、危险性高，为何选择这一专业作为主攻方向?
陈孝平：我选择这个主攻方向最开始完全是出于好奇。从我1970年跨入医学院的大门，到我1979年读研究生，上学3年，工作6年，9年间我没有见到一例肝脏手术。我们都说要知难而上，当时我就想闯一闯、试一试，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问：职业生涯中您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陈孝平：印象最深的是我做的一例阑尾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个小事，但对我来说，却是个难忘的手术。那是1972年在淮南煤矿九龙岗矿工医院实习期间，从开皮到做完手术，整个过程只用了2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做完阑尾手术，在当地引起轰动。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老师指导的好，我也做了周密准备，很顺利地解除了病人的病患与痛苦，我感觉很欣慰，这也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职业，就是做一名外科医生。
问：2009年11月3日，感动全国的“日行10公里减去脂肪肝”的“暴走妈妈”，在同济医院接受了母子间活体肝移植。您为何要接这个病例?
陈孝平：首先，这项技术是成熟的。手术技术、手术模型在我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也已经完成了，就差临床没有用。其次，这个妈妈非常伟大、非常坚定，一定要割一个肝给她儿子。她感动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母亲，我们有责任去帮助她。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问：当时这个病例的关注度很高，有没有压力?
陈孝平：当时中央电视台13个小时全程直播，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电视台记者问的是同样的问题。我说中央电视台每年有一个春晚，春晚有彩排，手术没有彩排。就像演员在舞台上一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正在手术台上，你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跟着国外走，永远只能做老二
问：您的很多手术打破了肝胆胰外科领域的禁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陈孝平：跟着国外走，永远只能做老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条件有了大幅度提高，我们不能一味跟随国外的技术。比如，西方认为肝脏血流阻断20分钟是一个极限，如果阻断时间再延长，肝脏就会坏死。但是我们在手术时发现，阻断了27分钟，病人活过来了。再结合过去一些动物实验的研究，例如狒狒肝血流可以阻断45分钟都没问题。我就对此前的那个极限产生质疑，后来我们就开始动物实验研究，在此基础上尝试在临床上阻断30分钟，甚至60分钟。这就是一个突破点，有了这么一个突破点之后，我们的自信心就越来越强了，发现一个问题研究一个问题，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最后一个一个取得突破。
问：外科医生被称为“手术刀尖上的舞者”，但您说过，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怎么理解二者的关系?
陈孝平：“手术刀尖上的舞者”，这说明医生手中手术刀的重要性，是对外科医生的赞扬，也是一种激励。有人认为医生手术越大，成就感越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对待病人，我强调分类施治，就是说处于疾病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比如身上长了脓肿，早期的时候打针吃药，炎症消下去病就好了;如果不控制，继续发展，里面就会形成一包脓，这包脓不放出来就不会好，就要动手术了。
医生要把握好的，应当是以病人为中心，怎样对病人好，就怎样治疗。我有几个基本原则：一是能不做手术的，尽量不做手术;二是能做小手术解决问题的，不要去做大手术;三是能做简单手术解决问题的，不做复杂手术;四是能做微创手术的，不做开创手术。上述原则的前提是，取得的效果相同或更好。
问：外科领域下一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
陈孝平：21世纪的外科有两大方向，一是器官移植，二是微创外科。器官移植的技术已经成熟了，现在同济医院所有的器官都可以移植。微创外科还处于发展阶段，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大医生大切口”，现在反过来了，医生做得越好，伤口越小，这就是微创。这方面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是无限的。随着科技发展，医生要打破过去的惯性思维。
要重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础理论
问：从医多年，您对这个职业的感悟是什么?
陈孝平：你要知道医生治好一个病人的感受。当我们接到一个病情非常重的病人，然后通过你的技术和努力，把他治好了，一家人高高兴兴走出医院大门，这个时候医生心里的喜悦不亚于病人的家属。
我经常跟病人家人谈话，说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病人希望好起来，家人希望给他治好，医生何尝不是这样的?每治好一个病人就会有成就感，越是困难的，越是复杂的，这种成就感就越大。
现在发现一个现象，一些年轻医生只看报告，不看病人，这是非常不好的。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她肝脏上长了一个肿瘤，她看了一圈，医生都说让开刀。后来她就到我这来，我让她躺在床上，摸摸肚子，听一听，她就决定留下来做手术。过了三四年以后，当我再次遇到她，她说陈院士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你这里开刀?因为我看了一圈，没有一个人给我摸过肚子，只有你给我摸了肚子做了检查。就这么简单一个动作，你可以看到病人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常说，任何一个病人都离不开医护人员的关怀，不能够全都靠机器，我们治疗的是人，人是有感情的。
问：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孝平：我们培养医生，一定要让他在临床上摸爬滚打。靠一天到晚读书，5年不够读8年，8年不够读12年，哪能读出一个医生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天要查三次房。裘教授在世的时候，晚上12点之前他基本上不往我们家里打电话，他知道我们白天晚上都在病房里。就是这样每天仔细观察病人，仔细去和病人打交道，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积累经验。光去接触也不行，还要动脑筋想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比如，同样做10个胃切除手术，有的人非常有体会了，有的人还离不开老师指导，就是他不会总结。边实践边观察边总结，这样才能培养真正有临床经验的医生。
问：经历此次疫情，在医学教育方面我们有什么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陈孝平：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过分强调专科化了。医学生毕业以后就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就是在专科里面，没有经过真正的全科轮转，所以导致了他们“三基”不行。所谓“三基”就是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础理论。这一次疫情，有的人在会诊时说，我是搞这个专业的，我对其他专业不懂，这个话他直接先讲出来了。所以我建议，以后的医学教育一定要改进。
“纪检监察工作和医务工作一样，都是为了治病救人，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采访结束时，陈孝平院士这样说。（高文新代江兵通讯员阮雪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