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CDC原主任李立明：培养能“一锤定音”的公共卫生人才
突发应急和疫情防控的所有事情都要靠人去落实。所以，根本性问题还是我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疾控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
3月26日、4月8日，广东、上海相继出台公共卫生人才建设相关文件，提出要打造高水平、多层次的专业化公共卫生人才队伍。
针对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疾控中心首任主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
李立明是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方面的专家。他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大考和检验，同时也暴露出公卫和疾控方面的一些问题。在“疫情后时代”，如何加强我国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值得深思。
李立明。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突发应急和疫情防控都要靠人去落实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李立明：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SARS后我国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的一次检验。
这次疫情的防控措施就是我们党和政府立足国情，坚持以人为本、以公众健康为重的综合决策，通过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多部门协作、联防联控的机制有效的遏制了疫情在我国的蔓延，为国际疫情的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比如，公共卫生领域还存在立法不够全面，执法不够严格；疾控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缺少话语权；疾病防控、临床救治、科研支撑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等问题。
突发应急和疫情防控的所有事情都要靠人去落实。所以，根本性问题还是我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疾控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
新京报：这与我国公共卫生教育有什么关系？
李立明：首先讲，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传染病发生率大幅下降，尤其是呼吸道传染病发生率下降更为显著，因此，医护人员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防范意识薄弱了，虽然SARS疫情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是迄今也已有17年。
但深层次的问题是我国公共卫生学科专业长期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在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归属医学类。201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但是能培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科的院校仅有97所。在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仅有24所（17.5%）设有公共卫生学院，其他都是设立在医学院校中的二级学院。而放眼全球，公共卫生学科专业教育大多置身于综合大学中作为与医学学科平行的一门独立学科。
新京报：也就是说公共卫生专业在高校的专业地位不高？
李立明：是的，在医学教育领域，还普遍存在着一种“重治轻防”现象，很多学科建设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平台建设、人才支持计划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不仅很少被综合大学所顾及，还经常被医学院校边缘化。
新京报：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结果？
李立明：会导致高层次人才培养不足，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我国从事公共卫生人员的学历层次普遍偏低。2005—2012年，公共卫生执业(助理)医师中具有研究生和本科生学历的人员比例虽然有所增加，但仍以大专(占33.9%)和中专(占32.8%)生为主。这个现状至今也没有得到有效改观。
新京报：这次疫情在200多个国家蔓延，欧美有一些发达国家疫情状况令人担忧，这是否也说明存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
李立明：公共卫生是一门涉及公众健康的学科，决策远不像临床医生诊疗那样单纯，它不仅涉及到科学的应对措施，而且还要考虑经济上的可承受度、公众对措施的可接受性、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政治考量等。而我们看到的各国疫情的发展，也是各国政府采用不同的防治策略所带来的不同结果。这不一定是公共卫生专业领域的问题，而很可能是政府的一种政治选择，是对全球疫情认知、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健康意识和政治制度综合考量的结果。
疾控机构的人员编制数不增反降
新京报：2003年SARS疫情可以说已经发出了一次警告，为何我国还存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问题？
李立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卫生与疾控机构的职能在不断增加，从2001年疾控体系改革时的7大职能发展到2014年的9大职能，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战略目标，职能还在进一步增加。
然而，疾控机构的人员编制数却不增反降。近20年来，全国疾控中心人员数最多的是SARS疫情结束后的2004年，为21.00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6.01万，之后基本上是逐年下降。2018年，全国疾控中心人员数和专业技术人员数分别降到18.78万和14.05万，相比2004年降低了10.5%和12.2%，即使与2002年相比也要低9.2%和11.5%。
与此同时，我国疾控人员的待遇在近年来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09年疾控机构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经过10年运行，从实施效果来看，对疾控队伍的稳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能力的提升都很不理想。疾控机构作为一类公益事业单位，在待遇上不仅远远低于公立医院，甚至比不上基层医疗机构，影响了职工积极性和队伍稳定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个现状？
李立明：要改变这个现状就得加强公共卫生岗位建设，提高待遇标准，调整政策导向。首先是要提高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职业自豪感，明确公共卫生与疾控专业队伍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支职业队伍稳定的前提条件，然后才是职工的待遇问题。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消灭小儿麻痹症的“糖丸之父”顾方舟先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称号，这就温暖和感动了很多疾控人的心。
新京报：近期，广东、上海出台政策，要加大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各项保障力度，是否说明逐步认识到公共卫生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李立明：广东、上海出台的政策都提到，要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薪酬待遇，稳定疾控队伍，形成政策导向，这是好事，不过，激励机制需要常态化，比如纳入国家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新的绩效工资制，使能者上、庸者下。
因为公共卫生服务的社会效益相对不显性，回报周期相对较长，针对专业的这一特点，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和体系，纠正单纯以SCI论文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鼓励公共卫生人才和疾控专家，以解决我国公共卫生实际问题为荣，以把科学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荣，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重大疫情防控中建功立业为荣。
培养可以“一锤定音”的公共卫生人才
新京报：今年4月2日，清华大学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曾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担任首任院长。你对此怎么看？
李立明：这是综合型大学发挥学科整合优势、弥补我国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短板的有力举措，衷心的祝贺他们，并期待他们走出一条多学科背景、复合型公共卫生高级人才的培养新路子。
新京报：为什么要强调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李立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的应对防控往往需要具备医学、法律、管理、人文等多学科背景的高级公共卫生专门人才。公共卫生博士（DrPH）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培养模式，为公共卫生与疾控领域培养高级管理或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培养在区域、国家及全球范围内有专业影响力、国际视野和宽泛知识结构的高级专门人才。英国的首席医疗官和俄罗斯的总防疫师都是这样的教育背景。
因此，我国也应侧重于培养能在未来的高级岗位上灵活运用相关知识技能、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措施的DrPH，遇到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们能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也为改善我国医疗体制、医疗现状、公众健康发挥引领作用。
新京报：我国具备这样的人才培养条件吗？
李立明：我国已经具备了近20年的公共卫生硕士（MPH）培养经验，培养了不少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型人才，他们具有业务上升的空间和继续教育的需求，也为我国开启DrPH培养模式奠定了人才基础。
新京报：具体应该如何培养？
李立明：不同学历层次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如在培养DrPH时，应使其具有中国特色——理解中国公共卫生实际、能够发现和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题、提出公众健康服务的“中国处方”。
在毕业后教育阶段，要加强实践和应急能力的培训，安排必要的时间到基层疾控机构或社区挂职锻炼。针对继续医学教育，要不断更新从业者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不断开阔专业视野，提高岗位胜任力。
新京报：通过这次疫情，你认为国家层面应该对公共卫生教育做些什么？
李立明：此次疫情让我们看到，公共卫生专业人才队伍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预防为主”和“健康融入万策”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技术支撑，承载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使命责任。
因此，要提高全社会对公共卫生重要性的共识，政府要保障对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统筹好公共卫生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理顺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在国家、省（市）或政府主管部门的学科发展、平台建设、重点实验室（实践基地）建设、人才支持计划、学科或专业建设工程和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及学科政策性倾斜并形成常规保障性机制——这方面经济发达地区要好于不发达地区。
新京报记者肖隆平
编辑王婧祎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