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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 名家讲坛

原标题: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名家讲坛

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  名家讲坛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4月6日,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第7期)以“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为主题进行线上直播,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专聘研究员曾湘泉主讲。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2000-2014);兼任国际雇佣与劳动关系协会(ILERA)执委、德国劳动研究所(IZA)研究员、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工资福利专委会会长、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等。

以下为此次直播核心观点及文字实录:

核心观点

1.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即劳动供给下降,就业总量首次下降。

2.平台型就业不同于传统就业,突破空间和时间限制,增加了就业灵活性和自主性。

3.各类群体就业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就业率高,但就业质量不高仍很突出。

4.就业市场应对策略包括:

(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稳就业创造条件;

(二)对AI新技术持积极和谨慎态度;

(三)强化信息流动,提升就业市场匹配效率;

(四)深化教育培训改革,重视软技能培养等。

讲话实录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我们对中国就业市场研究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就业市场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希望对大家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千家万户,对政府、企业,特别是对劳动者个人都十分重要。近年来,海内外资本市场朋友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就业市场。投资者在关注股市变化时,同样会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就业市场指标的表现。

总体而言,中国就业情况是很不错的。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公认。2012年,我曾接受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的邀请,介绍我们对中国就业研究的一些成果,包括中国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做法。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评价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在国际世界竞争力评价中位列第十八位,其中有三项指标中国名列全球第一。就业是其中一个指标,除了就业,还有国内经济和劳动力市场。

如今,就业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这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市场相应出现一些新情况。2020年1月份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和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3%上升到2月份的6.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2%上升到5.7%。去年,全国调查失业率整体控制在5.5%之内,显然,今年失业率明显开始上升。

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定期发布《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报告》,这个报告是按季度发布的。目前,2020年一季度报告仍未发布,但是初步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一季度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为1.43,无论环比或同比,都有了明显下降。特别是分月来看,CIER指数由1月份的2.47降到了3月份的1.02,这是近年来从未出现的情况。

显然,短期来看,失业率有所上升,景气程度下降,就业市场压力增大。尽管短期内受到外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综合来看,也要认识到这种冲击和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二者依然并存。

我个人认为,当前和今后分析中国的就业市场,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劳动力供给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2年到2018年末,7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2600余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显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就业市场影响的滞后效应。

同时,劳动参与率也发生一些变化。

就业、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学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三个主要指标。劳动参与率是就业者和失业者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它反映了法定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状况。其中,16岁到24岁年龄段,被称之为青年劳动力,这个年龄段参与率一直在下降,下降原因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延长有关。随着高校招生规模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在增大,相应推迟了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55岁以上劳动力被称为老年劳动力,因为这个年龄段接近退休,参与率比较低。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养老金水平不断上升,也对中国老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构成影响。

目前,25岁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参与率是比较稳定的。

总体情况来看,劳动参与率下降表明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使得市场劳动供给下降。

不仅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全社会的就业总量也发生变化。中国就业总量增速从2010年的4.1%下降到2016年的2.5%。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底就业总量下降,这是自1962年以来,也即56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

中国劳动力市场关注点也在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动供给下降使得中国就业市场压力缓解,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需要面对的一些新问题,即从过去关注就业,现在要开始更多关注养老问题。

平台型就业的发展

近年来,有关新技术革命的讨论非常热烈。2016年,我应邀参加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年会,应邀出席的200多嘉宾中,有经济学家、企业家,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元首,参会人数达到3000多人。会议主题就是讨论新技术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大多数人都很担心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传统就业本质是“雇佣”,就业是指被雇佣的人,失业是指没有被雇佣的人。传统就业,是一个企业(雇主)跟一个劳动者(雇员)签署一个合同,单个企业面对市场。

现在,平台型就业,是很多人跟这个平台建立业务联系,通过平台面对市场,它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增加了就业灵活性、自主性,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

最典型的平台就是互联网电商平台,比如说阿里巴巴,阿里自身员工在11万左右,但平台间接创造的就业超过千万,非常庞大。

近年来发展很快的数字文化平台,就业总量也值得关注。比如直播平台有三类,一类是泛娱乐;另外一类是游戏;最后是电商。

这些平台是如何创造就业机会的?

以直播平台为例,首先是需要大量的主播,包括游戏主播、泛娱乐主播、电商主播等。其次,平台自身需要相关的资源支持,比如游戏开发、产品运营、内容审核、行政支持等。再次,平台型派生出游戏版权、电竞赛事版权等相关事务,直播当中还有MCN组织,同时上下游会关联配件生产商、云服务厂商、互联网服务中心。最后,平台型又衍生出来展示公司、内容审核外包公司、广告公司等。

当然,数字文化性质的平台型就业不光只有直播。

阅文集团是一个数字文学平台,该公司员工仅1300人。但是,该平台作家多达810万。所以,平台型就业,是发展非常快的领域。大部分平台都是这样,自身员工人数不多,却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

平台就业有双重影响。新技术革命带来业务规模扩大,互补效应使得就业机会增多,当然,也带来对传统就业替代/冲击。例如,受到电商平台影响,很多实体店可能倒闭了。实体店关门直接带给了就业一些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讲,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大背景下,平台型就业对创业和就业规模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新技术革命平台型就业也面临挑战。

一方面,平台型就业引发就业极化。美国的已有研究发现,因受到新技术革命、互联网的影响,就业呈现极化现象。如果将职位按照能力划分成低级、中级、高级的话,比较低端的职位和高端的职位在不断增加,而中间的职位正在减少,甚至在消失。数据呈现U形线,就是就业极化的表现。同时,还带来的是收入极化,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还有,就是就业质量。这一问题在互联网行业还是蛮突出的,特别表现在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方面。如果按照业务合同处理劳动关系的话,平台型就业中有大量的人是没有社保的,缺乏社会保护这对于就业质量的提升也是一个挑战。

就业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

在近一二十年,结构性矛盾是中国就业市场特别突出的一个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就业市场群体中,大的群体是农民工和应届大学生。农民工市场数量庞大,城镇就业人口总量4亿多,农民工占2.8亿人。这个数据是2018年统计的,其中初中学历及以下占72.6%、高中学历占17%、大专及以上占10.3%。显然,农民工群体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是比较低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数据来看,接受过农业或者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只占32.9%,其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所以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数量短缺和结构性失衡问题。

此外,应届毕业大学生也是比较典型的就业群体。中国在2000年后实行高校扩招,2000年之前基本是每年100万左右的招生规模,而2019年中国的大学生规模已达到800多万,加上,留学生群体大体在50万左右,所以,中国应届毕业大学生规模非常庞大。

然而,缺乏工作能力是这一群体的突出矛盾。中国就业研究所在2010年做过一项调查,大学生就业难原因有很多,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就业能力缺乏。麦克思(一家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公司)2019年的一项调查(利用美国劳工部技能指标五大类35项指标对本科和高职毕业工作能力和岗位要求能力进行评价)显示,2011年至2018年这七年间,本科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基本工作能力满足度(毕业时掌握的能力与岗位要求达到的能力之差)从82%提高到84%,但变化不大。

结构问题突出表现是就业率高与就业质量低。比如,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年均工资收入在增加,然而把其年均工资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比较的话,(大学生年均收入)从2003年到2011年是在持续下降,2012年之后才基本稳定下来。

根据北大教育学院的一项调查数据发现,应届大学生灵活就业的比重过大。2003年的数据显示,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比重只有4%,到2017年这三项指标加起来大概接近19%。

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个灵活就业中有好的一面。比如说,(值得鼓励的是)自主创业是有创业成功的。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自由职业,不一定是因为生活困难,而是有意识去选择(自由职业)。我在广东YY访谈过一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做公务员,然后下海做直播,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本人有才艺,希望实现自己价值。但是,要承认,在直播群体里,也的确存在很多人在传统就业市场找工作遇到困难的情况,所以(不得不)灵活就业。

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待就业人数比例从2003年的35.7%降到(2017年)9.68%,实际上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许多人进入了灵活就业领域。

另外,(就业结构性矛盾也体现在)区域的不平衡。目前,中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地区之间、人群之间,还有行业之间有明显不同。就地区而言,主要是东部(地区)就业好一些,中西部稍微弱一点,比较差的是东北(地区),东北2019年第四季度的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都是小于1的。

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这几年来,中国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大。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的就业市场遇到了三大风暴。第一个风暴是环保风暴。“十三五”强调绿色(产业),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关停了一大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这对就业市场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环保也影响到了猪肉价格,因为很多地方不让农民个人养猪了。我有一次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是北京郊区的,他养猪从来没挣过钱,但是他那一年挣钱了,因为政府把他们家的猪全部都收购了,他挣了90万,他们村有的人挣了2000万。猪肉为什么涨价?不养猪的话,猪肉供给减少,肯定就会涨价。

因此,一些环保措施也影响了我们就业。中美贸易摩擦也是风暴之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关税提高肯定对就业不利。另外就是社保风暴,机构改革后社保要从人社征收交给税务,企业担心税基变化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有的裁员,有的要关门。

三大风暴也有机遇。比如说环保行业,过去几年国内外一直强调绿色就业,这显然是发展绿色就业的好机会。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发现,以前中国经济大量依赖外需,虽然现在外需比例降到20%以下,但我们并没有下定决心从外需转内需。实际上,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如此庞大的国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内需。所以,贸易战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下决心来扩大内需。同样,社保问题也需要我们下决心长期坚持减税降费,我们过去一年间名义减税降费的力度已经很大。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个新的蛮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分析显示,(地方)停工停产增多、用工减少、就业人数下降、失业率上升。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比较大,主要包括传统的酒店、餐饮、旅游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农民工因灵活就业比重大,所以受影响明显。还有,体制外的人受影响也蛮大,他们很多都属于小时工,如果没活干就没有收入。

此外,结构矛盾在疫情期间也有显现。武汉封城、其他城市实行管制,人员无法流动,造成有的活没人干、有的人没活干,所以就出现了新情况——员工分享或员工借调。这是一种新的灵活就业形态。外需影响也在逐步加大,最近国际疫情问题非常突出,国际疫情对国内是有影响的,我们的外贸订单会受到影响。

疫情对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也有明显影响。在与智联一起开展的一项网上联合调查显示,超半数高校毕业生认为,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其中51%的受访人认为就业非常难、41.2%的受访人认为有难度但是可以接受。

不确定因素,确实是很大的挑战,特别是疫情方面带来的影响。但是,有挑战也要看到机遇。

首先,不应人为夸大外部冲击的影响。从机遇来讲,要设法将外需转内需。除了新基建外,国家要更加重视教育、卫生,公共福利方面的投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对未来就业质量的提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应下决心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个问题已非常迫切。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机遇。这次疫情发生以后,远程办公一夜之间就发展起来了。其实,远程办公、在家办公并不是新的事物。观察2020年一季度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一季度最好的就业行业是互联网教育和培训。

再次,此次疫情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一些挑战,也带来了一些提升的机会。要看到对政府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推动。比如,过去失业登记仅限于本地户籍人口,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员比例很低。登记失业人数900多万,真正能领取登记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00多万人。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有资格问题、平台发展等。最近,政府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在手机、网络上开展了失业金申领渠道,并且考虑调整口径,从过去依据登记失业过渡到依据调查失业。还有,在疫情期间,网络招聘也做得不错,政府和企业深度开展合作。

就业市场的应对策略

我们从劳动力供给变化、平台就业变化、结构性矛盾,讲到不确定因素,针对上述变化,讲一下未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稳就业创造条件。

就业,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不能脱离宏观经济来谈就业,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持增长,对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六稳”中的“稳就业”是放在第一位的,虽然它放在第一位,但是后面的五稳对它非常重要,比如说“稳外贸”,“稳投资”等等。这是相互联系的,不能脱离后面的五稳单独讲“稳就业”。

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体现稳就业是首位?比如,投资就要将“稳就业”纳入投资项目的评价,无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首先要评估究竟一个投资项目能够带来多少就业?

稳就业要长期的话,需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国家人力资本的状况不能只看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发达城市。中国有大量落后的地区,学前教育、健康投资、医疗卫生设施是非常落后的,这方面应该加大投资。学前教育对人的认知技能非常重要,语言在10岁基本就定型了。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穷人边际消费倾向高,富人边际储蓄倾向高。因此,我们要资助低收入群体,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解决内需问题。同时,完善国家收入分配信息系统,搞清楚发给谁是很重要的。

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把减税降费长期化,而不能仅仅作为短期应急的事情。此外,还要研究提升劳动参与率的政策,如何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怎样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对人工智能新技术持积极和谨慎的态度。

我们要拥抱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它对就业市场是一个利好。中国现在劳动供给下降,刚好可以利用新技术革命缓解劳动供给短缺,这是一件好事情。

要注意的是,新技术革命短期内还没有对就业市场构成大的负面冲击,长期来看,对就业市场是一个很大挑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工智能与就业的关系。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奖励企业机器代替劳动力,这样人为干预市场的政策并不好。我们应该激励人工智能替代艰苦和危险职业的使用,对就业质量提升和就业市场进步都是好的事情。

平台型就业灵活而潜力巨大。例如现有的几家大的电商平台、网约车平台等,还有未受到疫情影响、发展迅速的直播平台等,它们对就业贡献很大。但是,我们应该关注这些行业的就业质量,包括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问题,并制定相关的就业激励政策。

三、强化信息流动,提升就业市场效率。

我们看到1月份6.2%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应该说,这其实当中大部分的失业是源于自然失业。一个求职者进入市场找工作,或者一个企业在市场招人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相互搜寻的过程,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被称为摩擦性失业。然而,怎样降低摩擦性失业呢?

很大程度上,需要发达的市场信息流动,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就业市场信息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都发布职位空缺数,我们没有职位空缺数的发布。职位空缺数都是由互联网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发布,而政府则没有。我们的职位分类目前也非常滞后,像美国的DOT(职业大辞典)、职业展望,都对未来职位变化进行科学预测,而我们几乎都是空白。

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某些职位是不是消失了、增加了或者增加多少?这对中国就业市场中的就业指导、对个人自身未来职业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就业的标准也是有局限性的。调查前一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就统计为就业。如若这样,中国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失业率则是非常低的。实际上,这也显示了引入工时及工资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业质量指标的内容。

十八大、十九大都强调要推动实施更高质量的就业。更高质量就业,首先需要搭建有效的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就业信息的充分和及时流动。包括各高校的入学规模、毕业生规模等。例如,大学新生的学校、学院、专业,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数量等。教育部并没有发布这个数据,然而发布这些数据,对各高校开办专业、大学生选专业、职业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服务,要提供专业化的职业指导,帮助学生从学校到就业的成功转变。个人需要强化工作搜寻,降低薪酬预期,建立正确的职业成功观。

最近我们与智联联合开展大学生求职经历调查显示,今年45%已获得Offer的应届毕业大学生中,56.0%的人有相关实习经历。这些人求职目标明确,社会实践丰富。而没有得到Offer的55%的是什么人呢?自身定位不准确、未达到招聘要求、简历投递太少等等。这说明了职业指导是很重要的。结合前面讲的内容,可以看到职业指导多么重要。因此,我们再一次呼吁,国务院学位办增设职业指导的专业硕士学位,提升就业。

四、深化教育培训改革、重视软技能培养。

现在,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找好工作不太容易,找好工作缺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是就业能力,就是工作的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创造能力与高校、人才培养单位有关系。高校是否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的工作?即使把人才培养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工作,我们人才培养的标准、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能力标准是什么?说实话,也不清楚!

过去讲德智体,从小学就开始说,到中学、大学、研究生,一直在说,问题是德智体是抽象的东西,应该具体化。例如,国外大学有八项能力的具体要求,其中有六项是软技能,有两项是硬技能,包括阅读、写作、计算、听说这些基本技能,以及专业知识和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标准我们并未建立起来。

要推动课堂改革,改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我个人发现,中国的大学课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然而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应该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而应该是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

应该转变教育理念。知识是要靠学习,而能力不仅仅要靠学习,更重要靠实践。也就是我讲的3P理论,即Practice、Practice and Practice。我们要重视硬技能的训练,同样要重视软技能,这些都非常重要。

我们研究把软技能分成三层,第一个层是应用层,第二个层是修炼层,第三个层是天赋层。应用层是沟通技能、人际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团队能力和创业能力等,这些是可以进行培训的。修炼层是责任心、成就动机、服务意识、自信力、承受压力能力、全局意识和道德等。修炼层不是短时间通过培训就能够形成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学校、社会,特别是家庭对人的影响形成的。天赋层,指天生赋予的能力。天赋层没有好坏之分,但有匹配效果之不同。在服务业逐渐上升为主体,即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大背景下,软技能显得特别重要。在一项大学生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文字实录由战略合作媒体新京报智库提供

编辑:王霄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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