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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多为一把手,贪腐手段隐秘……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

原标题:涉案多为一把手,贪腐手段隐秘……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涉案多为一把手,贪腐手段隐秘……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

2019年8月23日,北京市供销总社召开全系统“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深刻汲取高守良典型案件教训,使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资料图片)

涉案多为一把手,贪腐手段隐秘……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

2019年11月21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蒋旭灿受贿案。宁波市组织重要岗位的党员干部旁听庭审,现场开展警示教育。该市供销合作社还通过观看专题警示教育片、上廉政党课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深入查摆问题,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资料图片)

前不久,安徽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去年以来,该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已有多名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被查。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坚决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领域的腐败。近年来,各地供销合作社系统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腐败案件都有哪些特点,查处有何难度?下一步该系统又将如何加大反腐力度?

涉案多为一把手,窝案串案频发

供销合作社源于计划经济时期,一头连着“三农”,一头连着城镇,历史悠久,网点广布,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农业农村发展、保障商品供给、服务群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供销合作社四大主营业务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对利润增长的贡献率均有提高。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全系统销售总额实现2.2万亿元,按照同口径计算同比增长6.6%,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供销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组织,组织成分多元,资产构成多样,既有机关和企业,又有事业单位和协会,大多开展市场化经营,廉洁风险点多,更需要加强监督。

从已查处的供销合作系统腐败问题来看,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总结了如下共性特点:一是一把手涉案较多,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二是利益交织,窝案、串案现象突出;三是权力集中的岗位呈现高风险;四是顶风违纪现象严重,涉案金额大,贪腐手段隐秘;五是违纪违法干部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大多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北京市供销合作系统多名领导班子成员超标准乘坐飞机头等舱、公车私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及下属企业超标准配备公车19辆,下属两家企业领导人员办公面积超标……在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李国良看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多发,说明该系统少数干部作风不正,“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党的领导缺失、管党治党不力”。

据介绍,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不知何为“四个意识”,台上讲党课、倡反腐,台下大肆索贿受贿,对党的领导不以为然,其他班子成员为个人私利,不履行党组织赋予的职能和工作职责,对高守良公然违规的行为既不旗帜鲜明反对,也不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有的甚至还刻意迎合。

在个别案发单位,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流于形式。班子成员不严格按照分工开展工作,一把手统管人、财、物、事;一些重大事项决策不集体决策;会议研究违反议事程序,一把手大搞“家长制”“一言堂”,首先发表倾向性言论,或者在参会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以“原则通过”不予采纳,将会议决定变成“走过场”。

该系统暴露出的一些违纪违法问题,或与其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制衡失灵不无关联。

供销合作社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决定了其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在一些地方,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仅负责其党的关系和领导干部管理,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广大社员职工对供销合作社的了解、参与程度低,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班子成员内部的监督制衡作用无法发挥,对于一把手公开不执行上级有关决定或执行打折扣等行为,班子成员或不提反对意见,或提了意见也不被采纳;监督严重缺位,如某地供销合作社纪委,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到97件举报线索,初核数和立案数却均为零。

腐败风险有哪些

“吃点、喝点、拿点购物卡、礼品无所谓,是‘常态’‘小错误’,帮助别人介绍项目是‘顺水人情’,工作不规范是‘创新’‘变通’。”从浙江省宁波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蒋旭灿等腐败案件来看,供销社项目合作开发建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内部管理等均是廉洁风险点。

自2013年调入市供销合作社担任一把手后,蒋旭灿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发挥“个人才干”的平台,就开始盯住项目合作开发领域,在重大项目决策上搞“一言堂”,违反原则、突破底线。如在市供销合作社开发二号桥地块项目过程中,蒋旭灿通过特定关系人介绍,接受他人请托,内定不具备房地产项目开发实力的王某某为项目开发合作对象,而王某某在项目开发之初就未按合作协议约定投入前期资金,其所在公司也未按持股比例投入相应资金。最终王某某公司仅出资5000万的项目拆迁安置费用,就获得了数亿元房产项目的合作开发权,致使二号桥地块项目开发风险骤增,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这暴露出供销合作社在重大项目决策等权力运行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接受的监督也存在“盲区”,制度上存在“漏洞”,为蒋旭灿滥用权力提供了条件。

蒋旭灿收受的810余万元中,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占比超过一半。他在市供销社与民营企业合作开发工程项目时,对制度规定搞变通、打折扣,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明知故犯,以实现其权钱交易的目的。如在市供销合作社下属的原市出口茶叶拼配厂改造项目中,蒋旭灿明知招标方案未经发改部门核准,却擅自决定对该项目采取邀请招标方式,严重违反招投标相关规定。王某某因此成为合作方,出任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项目上伙同建筑商以虚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并侵吞工程款300万元,导致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事成之后,王某某将其中100万元送给蒋旭灿作为“答谢”。

逐一剖析风险点,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供销系统在项目合作对象选择上把关不严,合作以后对项目经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又监管不力,甘当‘甩手掌柜’,导致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此外,供销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风险,主要是下属企业股份改制中,容易出现的低价出让股份、谋取不法利益导致集体资产流失问题。内部管理风险,则是下属企业通过空置场所租金、对外借款利息、运输费用收入和产品销售返利等形成的‘小金库’,用途集中在提高员工收入、发放奖励、弥补职工应交的个人所得税等方面。”

此外,记者梳理发现,供销合作社主要通过干部人事任免、资金使用及重大事项决策对下属企业进行管理,而这些环节均有干部因贪腐问题涉案。

严明纪律规矩扎紧制度笼子

供销合作系统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查处有何难度?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认为,一是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问题从形成到予以处置的时间长、跨度大,相关的主要领导、责任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存在职务调整、退休、移民等情况,档案缺失较为普遍,调查取证难度大。二是改制中出现问题较多,因供销合作社组织性质、职能职权多次调整,相关主体存续、改制、注销、合并等情况各不一样,一些环节的权力运行、管理监督不规范不严格,导致一些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难以追根溯源。三是涉及利益重大且关系复杂,供销系统资产量大面广,下属企业、关联合作企业较多,关系千丝万缕,在梳理、界定上存在难度。

腐败问题持续时间长、涉案人数多、涉及领域广,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对此也深有体会。“涉案人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甚至串通起来对抗组织审查调查,形成攻守同盟;省供销合作社领导层长期各自为政,分管、分工领域固定,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牵扯;贪腐方式较为隐蔽,有的收受干股后将红利暂存他处,有的以借款为名浑水摸鱼,有的编造虚假业务进行违规借贷。”

防患于未然,才是制胜之策。下一步,如何有效推进该领域正风反腐?

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挥下属单位、社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放松,做好政治生态的修复净化工程,尤其是要建章立制,推进正本清源,选拔那些“党性强、作风好、有本事、靠得住”的干部到省供销合作社及其下属企业任职。

具体而言,要在深化社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从体制机制着手,找准病灶、建章立制,认真梳理社有资产投资、合作、购建、处置等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建立与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打造企业家队伍,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强化资金管控,完善风险防控,健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和责任倒查机制,坚决防止个人说了算、搞暗箱操作、不负责的情况发生。

对于完善监督机制,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李国良建议,有关部门要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供销合作社业务上的主管部门,并明确社有集体资产的管理细则;强化精准监督,重点对“关键少数”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环节”重大资金决策进行监督,定期调取供销合作社会议研究重大事项时存在较大异议的事项,重点关注风险高的重大决策;将供销合作社机关和下属企业的重大事项向干部职工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梳理主责主业并制定发展规划,对于盲目投资决策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研究退出机制及时止损。

多名受访者认为,应抓紧重点领域和环节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针对土地出让、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招标投标、物资采购、干部录用、工作调配等腐败高发易发环节,建立健全广覆盖、无缝隙的制度体系,实现工作程序法定化、议事规则制度化,扎紧制度的笼子,减少自由裁量空间,有效堵塞制度漏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管筱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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