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涉案多为一把手，贪腐手段隐秘……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19年8月23日，北京市供销总社召开全系统“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深刻汲取高守良典型案件教训，使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资料图片）
2019年11月21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蒋旭灿受贿案。宁波市组织重要岗位的党员干部旁听庭审，现场开展警示教育。该市供销合作社还通过观看专题警示教育片、上廉政党课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深入查摆问题，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资料图片）
前不久，安徽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去年以来，该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已有多名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被查。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坚决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领域的腐败。近年来，各地供销合作社系统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腐败案件都有哪些特点，查处有何难度？下一步该系统又将如何加大反腐力度？
涉案多为一把手，窝案串案频发
供销合作社源于计划经济时期，一头连着“三农”，一头连着城镇，历史悠久，网点广布，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农业农村发展、保障商品供给、服务群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供销合作社四大主营业务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对利润增长的贡献率均有提高。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全系统销售总额实现2.2万亿元，按照同口径计算同比增长6.6%，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供销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组织，组织成分多元，资产构成多样，既有机关和企业，又有事业单位和协会，大多开展市场化经营，廉洁风险点多，更需要加强监督。
从已查处的供销合作系统腐败问题来看，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总结了如下共性特点：一是一把手涉案较多，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二是利益交织，窝案、串案现象突出；三是权力集中的岗位呈现高风险；四是顶风违纪现象严重，涉案金额大，贪腐手段隐秘；五是违纪违法干部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大多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北京市供销合作系统多名领导班子成员超标准乘坐飞机头等舱、公车私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及下属企业超标准配备公车19辆，下属两家企业领导人员办公面积超标……在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李国良看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多发，说明该系统少数干部作风不正，“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党的领导缺失、管党治党不力”。
据介绍，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不知何为“四个意识”，台上讲党课、倡反腐，台下大肆索贿受贿，对党的领导不以为然，其他班子成员为个人私利，不履行党组织赋予的职能和工作职责，对高守良公然违规的行为既不旗帜鲜明反对，也不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有的甚至还刻意迎合。
在个别案发单位，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流于形式。班子成员不严格按照分工开展工作，一把手统管人、财、物、事；一些重大事项决策不集体决策；会议研究违反议事程序，一把手大搞“家长制”“一言堂”，首先发表倾向性言论，或者在参会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以“原则通过”不予采纳，将会议决定变成“走过场”。
该系统暴露出的一些违纪违法问题，或与其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制衡失灵不无关联。
供销合作社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决定了其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在一些地方，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仅负责其党的关系和领导干部管理，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广大社员职工对供销合作社的了解、参与程度低，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班子成员内部的监督制衡作用无法发挥，对于一把手公开不执行上级有关决定或执行打折扣等行为，班子成员或不提反对意见，或提了意见也不被采纳；监督严重缺位，如某地供销合作社纪委，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到97件举报线索，初核数和立案数却均为零。
腐败风险有哪些
“吃点、喝点、拿点购物卡、礼品无所谓，是‘常态’‘小错误’，帮助别人介绍项目是‘顺水人情’，工作不规范是‘创新’‘变通’。”从浙江省宁波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蒋旭灿等腐败案件来看，供销社项目合作开发建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内部管理等均是廉洁风险点。
自2013年调入市供销合作社担任一把手后，蒋旭灿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发挥“个人才干”的平台，就开始盯住项目合作开发领域，在重大项目决策上搞“一言堂”，违反原则、突破底线。如在市供销合作社开发二号桥地块项目过程中，蒋旭灿通过特定关系人介绍，接受他人请托，内定不具备房地产项目开发实力的王某某为项目开发合作对象，而王某某在项目开发之初就未按合作协议约定投入前期资金，其所在公司也未按持股比例投入相应资金。最终王某某公司仅出资5000万的项目拆迁安置费用，就获得了数亿元房产项目的合作开发权，致使二号桥地块项目开发风险骤增，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这暴露出供销合作社在重大项目决策等权力运行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接受的监督也存在“盲区”，制度上存在“漏洞”，为蒋旭灿滥用权力提供了条件。
蒋旭灿收受的810余万元中，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占比超过一半。他在市供销社与民营企业合作开发工程项目时，对制度规定搞变通、打折扣，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明知故犯，以实现其权钱交易的目的。如在市供销合作社下属的原市出口茶叶拼配厂改造项目中，蒋旭灿明知招标方案未经发改部门核准，却擅自决定对该项目采取邀请招标方式，严重违反招投标相关规定。王某某因此成为合作方，出任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项目上伙同建筑商以虚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并侵吞工程款300万元，导致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事成之后，王某某将其中100万元送给蒋旭灿作为“答谢”。
逐一剖析风险点，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供销系统在项目合作对象选择上把关不严，合作以后对项目经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又监管不力，甘当‘甩手掌柜’，导致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此外，供销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风险，主要是下属企业股份改制中，容易出现的低价出让股份、谋取不法利益导致集体资产流失问题。内部管理风险，则是下属企业通过空置场所租金、对外借款利息、运输费用收入和产品销售返利等形成的‘小金库’，用途集中在提高员工收入、发放奖励、弥补职工应交的个人所得税等方面。”
此外，记者梳理发现，供销合作社主要通过干部人事任免、资金使用及重大事项决策对下属企业进行管理，而这些环节均有干部因贪腐问题涉案。
严明纪律规矩扎紧制度笼子
供销合作系统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查处有何难度？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认为，一是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问题从形成到予以处置的时间长、跨度大，相关的主要领导、责任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存在职务调整、退休、移民等情况，档案缺失较为普遍，调查取证难度大。二是改制中出现问题较多，因供销合作社组织性质、职能职权多次调整，相关主体存续、改制、注销、合并等情况各不一样，一些环节的权力运行、管理监督不规范不严格，导致一些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难以追根溯源。三是涉及利益重大且关系复杂，供销系统资产量大面广，下属企业、关联合作企业较多，关系千丝万缕，在梳理、界定上存在难度。
腐败问题持续时间长、涉案人数多、涉及领域广，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对此也深有体会。“涉案人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甚至串通起来对抗组织审查调查，形成攻守同盟；省供销合作社领导层长期各自为政，分管、分工领域固定，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牵扯；贪腐方式较为隐蔽，有的收受干股后将红利暂存他处，有的以借款为名浑水摸鱼，有的编造虚假业务进行违规借贷。”
防患于未然，才是制胜之策。下一步，如何有效推进该领域正风反腐？
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挥下属单位、社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放松，做好政治生态的修复净化工程，尤其是要建章立制，推进正本清源，选拔那些“党性强、作风好、有本事、靠得住”的干部到省供销合作社及其下属企业任职。
具体而言，要在深化社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从体制机制着手，找准病灶、建章立制，认真梳理社有资产投资、合作、购建、处置等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建立与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打造企业家队伍，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强化资金管控，完善风险防控，健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和责任倒查机制，坚决防止个人说了算、搞暗箱操作、不负责的情况发生。
对于完善监督机制，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李国良建议，有关部门要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供销合作社业务上的主管部门，并明确社有集体资产的管理细则；强化精准监督，重点对“关键少数”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环节”重大资金决策进行监督，定期调取供销合作社会议研究重大事项时存在较大异议的事项，重点关注风险高的重大决策；将供销合作社机关和下属企业的重大事项向干部职工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梳理主责主业并制定发展规划，对于盲目投资决策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研究退出机制及时止损。
多名受访者认为，应抓紧重点领域和环节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针对土地出让、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招标投标、物资采购、干部录用、工作调配等腐败高发易发环节，建立健全广覆盖、无缝隙的制度体系，实现工作程序法定化、议事规则制度化，扎紧制度的笼子，减少自由裁量空间，有效堵塞制度漏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管筱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