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0年蔡司摄影奖结果公布，对话入围中国摄影师王攀
昨天（当地时间3月31日），蔡司摄影奖公布了2020年度获奖者及其作品。韩国摄影师KyeongJun Yang凭作品《转变》（Metamorphosis）获比赛大奖。中国摄影师王攀凭作品《如父如山》（Like a father like a mountain）入围该奖项。
△大赛官网截图
大赛每年都会在“Seeing Beyond”（超越视界）的宣传主旨下设置一个不同的主题，摄影师可以自由运用各式创作手段，对这一主题进行影像阐释。今年的主题设置为“发现”。
本届大奖得主KyeongJun Yang捕捉了青少年时期移民美国的中国女孩陈诗祺（音译）在不同文化环境下身份认同的迷茫与困惑。而中国摄影师王攀则以儿时与父亲去秦岭时的模糊记忆为线索，在父亲去世三十多年后，在他自己也成为父亲的那一年，开始走向广义上的大秦岭，重返那座被称为“父亲山”的山脉，用三年多的时间拍摄了这座占据他内心的“山”。
《如父如山》
（Like a father like a mountain）
▼
我们联系到王攀，与他就入围作品与个人摄影经历进行了对话。
新京报记者：首先，麻烦你简单介绍一下此次蔡司摄影奖入围作品“如父如山”（选自《大秦岭》）。
王：我成长于秦岭支脉骊山脚下，那是个距离秦始皇兵马俑坑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少年时曾逃学至山中摘杏偷桃、摸鱼抓虾，那里有着我太多的美好回忆。在我残存的回忆里，时常会浮现五岁时父亲推着自行车艰难上山，我坐在自行车横梁上双脚发麻的画面。
在父亲去世三十多年后，在我也成为了父亲的那一年，我说服了妻子，在她的支持下，开始拍摄。从甘肃的白石山经陕西秦岭到河南的伏牛山脉，我花了三年时间操作这个选题。也是幸运，在国家艺术基金的帮助下，我得以从容完成了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大于成果的《大秦岭》。
新京报记者：在拍摄《大秦岭》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王：拍摄之前的几年，绘画作品看了不少，米勒的《晚钟》和康斯坦勃尔的《干草车》不知看了多少遍。贾樟柯和是枝裕和两位导演在电影中对日常生活和场景的处理也让我对摄影有了不同的理解。
此外，我也对自己的状态进行了调整，择定了相机，带足了胶卷，确定了线路起点和终点，并以3～7天为一个行程周期。此外，便不再为自己做过多设定，走到哪儿算哪儿，期待转角的小惊喜。
新京报记者：《大秦岭》和您同期进行的“小城系列”项目有什么相同与不同？在拍摄、编辑《大秦岭》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新的尝试？
王：相同的是我使用了同一款相机，同一个镜头，同一款富士胶片，即Mamiya7 II+65/4。还有就是使用了相同的散点式拍摄模式，即用多个点呈现一个面。
不同的是拍摄动机，“小城系列”是以家乡为原点展开的城镇化观察，而《大秦岭》是出于童年残存记忆和对父亲的怀念。
在拍摄以及编辑呈现《大秦岭》时，我会更多的考虑情绪的展现，而弱化具象的事物和人物的面部，使画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服务于内心的倾诉。
新京报记者：你的个人情绪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
王：情绪是我作品的烙印，在创作过程中我培养情绪、遵从情绪，从而合理运用情绪，唯有带有个人情绪的影像才完全属于我，不再空洞，不再与己无关。
新京报记者：从以自我修行为出发点的《呼吸间》，到挖掘狂欢夜店中人性本色的《动物派对》、捕捉明星别样状态的《当明星‘平静’时》，再到记录日常的《小城碎戏》及“小城系列”和《渭水泱泱》《大秦岭》……你的摄影项目风格跨度很大，是什么驱使你进行这样多元的尝试？
王：之前对《呼吸间》自我修为的阐述现在看起来像一句笑话，感觉是牙牙学语的自己想要给自己套个看似高深的外衣，其实是硬凑的“虚”，但这也是个过程。所以在拍摄十年后的某天，我决定换个标题《呼吸间—在人间》，从成长和不断修改自己的变化来进行重新阐述。
《动物派对》是我漂泊异乡时的一段夜店生活体验；《当明星“平静”时》是因为不甘于明星影像常规烂俗的拍摄模式，而给明星们出的一道试题；《小城碎戏》及“小城系列”是基于个人的小城属性所做的延展，是以家乡为原点开启的城镇化观察，关注当下的个体命运；《渭水泱泱》是依托自己对成长环境的回忆，想要追溯“我从哪里来”，而展开的河流生态环境调查；《大秦岭》则是基于对离开人世三十多年的父亲的回忆和惦念，基于个人情感而展开的寻访式影像探索和叙事。
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我的拍摄项目并没有受到题材本身的影响，也没有随波逐流地挤进所谓的创作热潮中，而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召。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是极其自然的选择，我要做的就是做好案头工作后出发去经历。
当然，这也可能是受到刻在我基因里的倔强的影响。我是个题材挑战者，越是被人拍“烂”的题材越是想找到个人的角度去做更多的尝试。那么多人拍过江河湖海、溪流山川，我还是跃跃欲试，拍摄结果虽未跳脱太多，但每次总不至于空手而归。
新京报记者：由《小城碎戏》起，到《大秦岭》《渭水泱泱》，家乡、亲情、回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你的摄影作品之中，你似乎在进行着从拍“ta”到拍“我”的转变？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王：这是一盘棋局，现在只待随着春去春又回的四季去变化——落子。在“ta”中有“我”，“我”中有“ta”间不断变换角色，从取景器中看到的“ta”只是内心的倒影，在按下快门合焦的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一切遵循个人情绪的自然选择，回归到“我”，不可复制的“我”，这才有可能在被拍“烂”的家乡题材中捕捉到些许不同。
新京报记者：从你近年的创作主题与内容看，“平淡”一词几乎贯穿始终，这种状态受到了哪些因素的驱动？
王：个人经历跌宕起伏，长期漂泊、居无定所导致故事缠身、琐事不断，“平淡”是我从前的一个奢望，一个渴望的状态。离开媒体后，没有了发稿、截稿的烦恼，我拿起胶片相机，让自己慢下来，遵从内心。
新京报记者：从媒体视觉从业者转型独立摄影师的契机是什么？
王：首先是个人订单量到了已经不需要依靠平台来养活自己，想要外出创作的野心也不甘于被困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做管理工作，看上级脸色、做ppt、完成KPI和“变态”的工作周报。每日看着别人拍的照片不断受刺激，想想自己想要创作的项目就血脉喷张、抓耳挠腮、如坐针毡……我思来想去，既然积蓄的能力随时能喷发，不如放纵一下检验自己。于是“洗脑”自己是跟不上移动端传播的节奏了，说服妻子我还有很多梦想要实现……现在想来当时也是荒唐，但人生总要有那么一点不管不顾和孩子气。
新京报记者：早年间做摄影记者的经历对你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有段时间，我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在从事摄影记者期间拍摄的职务作品，认为那样的摄影行为所生产的内容是以传播为主，有着固有的套路模式，有想法并且能实现想法的机会并不多。
在摄影记者职业生涯里，我从不以单片拍摄成功考量自己，也不会因为偶然所得的小小成功而沾沾自喜，而是一直以完成系列组照、图片故事的品质来检验自己。前两年，我开始整理自己胶片时代的摄影作品，惊喜地发现了一些可以延伸创作的有价值的内容，这是我当年并没有想到的。
摄影记者是一个能综合体现个人素质的职业，它教会我思考问题的方式，看待事件的方式，与人沟通的方式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等等。在转型后的个人项目创作上，我依然保留着这些工作习惯。
但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教给我的是所谓的决定性瞬间和接近新闻现场。这是我在个人项目创作时首先舍弃的。我不再关注单一的事件，不再带着大广角侵入现场，而是更注重观察、思考，退后几步去看待事件的发生，政策的落地带给人的长期影响。
新京报记者：接下来有什么摄影计划安排？
王：我的拍摄计划是由不同的线交织的，一般会同时操作几个看似无关的选题，但它们最终都会汇入一条河流。当下，我最迫切的拍摄计划就是去武汉，但着急也没用……另一计划就是继续完成“小城系列”的拍摄。我一边希望能尽快结束这个项目，一边又想继续拍下去，不断地发现更多有趣的地方……
文字新京报记者陈婉婷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编辑陈婉婷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