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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香港前医管局总裁:曾抗击过SARS的他,直言应对新冠“要做最坏打算”

原标题:专访香港前医管局总裁:曾抗击过SARS的他,直言应对新冠“要做最坏打算”

专访香港前医管局总裁:曾抗击过SARS的他,直言应对新冠“要做最坏打算”

踏进诊所办公室旁的小房间,第一眼就看到桌面上放满各种茶具,旁边有一大支酒精搓手液,还有一包湿纸巾和一盒面巾纸。开完会的高永文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用酒精搓手液洗手,然后开始温壶冲泡功夫茶。

“从SARS(非典)到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要使用几十次搓手液。”高永文曾是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2003年SARS肆虐,他临危受命署理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一职。身处风眼中的他,医疗防护意识自然特别强。3年前离开政府后,高永文开设了这间私人骨科诊所,重拾临床工作。

打开房内柜门和抽屉,除了不同种类的茶叶,还有各种各样的特色零食:加应子、蚝干、柑饼、猪手味的薯片等。“你很少看到诊所办公室有那么大的家用冰箱吧?这里柜子里全是吃的喝的。”高永文如数家珍分享,拿出多包零食和我分享,还有一个“圆形”的柑桔。他说:“这种柑香港想买都买不到。”

我们关于疫情的话题,从“圆柑桔”展开。

原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区政府设立了三间检疫中心,供指定抵港人士入住隔离,并由政府提供一日三餐。高永文说,吃的正是提供给检疫中心的“圆柑桔”——蕉柑。这种柑桔味甘肉肥,被誉为“柑桔皇后”。由于原产于潮汕地区,所以又名“潮州柑”。

高永文是潮州人,他得知潮州柑农的生意深受疫情影响,一心想着要帮他们。于是,他与几个朋友订了5吨潮州柑,一部分留着自己吃,剩下的送给香港基层市民。后来特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也订了一批潮州柑,送给受检疫人士,并附上一张“局长致意”的心意卡,为疫区回港的香港人送暖。

紧急提案禁吃野味

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高永文随即以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交紧急提案,促请尽快立法禁止商业捕猎及销售野味。

“人类大概忘记了SARS的教训,以蝙蝠做宿主,然后由蝙蝠将病毒传给野生动物。”他说,17年过去,民众仍然喜欢捕猎并进食野味。“行政措施是不够的,必须从法例入手。”

今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高永文说:“我很欣慰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必须彻底杜绝源头并改变民众饮食文化,否则‘变种SARS’还会死灰复燃。”

专访香港前医管局总裁:曾抗击过SARS的他,直言应对新冠“要做最坏打算”

凡事都要讲专业证据

疫情持续扩散,但模糊不清的“零号病人”与病毒来源一直备受争议。高永文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内的野生动物交易一定有问题,但这是否导致疫情的唯一源头?会否同时有多个未知的‘疫情暴发中心’?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但最重要的是,凡事都要讲专业证据。”

“专业”和“证据”四个字,经常挂在他嘴边。“科学家也好,医护人员也好,作为一名专家,做所有判断都应该要以evidence based(基于证据),而不是一种政治表态。”他说,疫情在全球蔓延,但一些国家似乎对新冠肺炎采取“流感化”处理,以为能根据历史经验来处理,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可持续。“新冠肺炎比SARS的传播力更高更强,而且病毒不断变种,这是令人担忧的。”

高永文解释,普通流感的致死率只有不足1%,就算全球大流感也只有1%;但新冠肺炎死亡率再低仍介于2%至6%,如果用“弃守”态度去应对,最终可能会导致40%到60%的人口受到感染,后果不堪设想。

疫情之初,香港被赞扬反应迅速,但随着疫情蔓延,香港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也越来越多。“从SARS到现在,其实香港的隔离措施、医护的防护装备等已提升不少,香港处理威胁性传染病的能力也高了很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做好最坏打算,防御必须走前一步。”高永文认为,相比起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的应变能力已经算很不错。

“有人批评,香港政府有些地方做慢了,我觉得确实可以做得更好。但我们要知道,SARS不是全球性疫情,所以当时没有全球抢购口罩的问题。这次疫情来得太汹涌,去年又面对示威冲击影响,香港正值内忧外患,令我们难上加难。”高永文说,SARS之后,香港医管局常年为医护人员准备3个月的医用口罩和面罩库存,以防万一。“医管局现在不是不够口罩,他们考虑的问题是,3个月后怎么办?SARS教会我们的是,必须要未雨绸缪。”

抗疫期间,医疗体系担当了非常重要的前线角色。高永文说:“作为一名医生,我常常强调,为病人提供最适切的服务,是医护人员不可打破的底线。”他稍作停顿,以更强硬的语气说:“任何行动,都要以不损害病人利益为大前提。”

专访香港前医管局总裁:曾抗击过SARS的他,直言应对新冠“要做最坏打算”

不能为了民望只说大家爱听的话

一边冲泡功夫茶,一边吃零食,高永文说,很少能“那么悠闲”。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加入香港医管局,回归前香港接二连三发生医疗事故,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后来在前线经历了SARS,再后来担任局长后,应对禽流感、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伊波拉(内地称埃博拉)等疫情等,几乎一直没停过。”他喝了一口茶,点着头说:“但我最满意的是,在我任职局长期间,我守住了没让传染病在香港大量传播。”

高永文是香港有民调记录以来民望最高的官员,在任期间支持率长期保持逾七成。但民望于他如浮云,他谦虚地说:“我不会为自己打分数,我觉得是工作性质的问题,我们处理的是民生议题,所以甚少受到‘狙击’。”

在任期间,高永文先后处理过香港公私营医疗合作、推动自愿医保计划等棘手议题,又启动了香港10年医院发展蓝图,每项政绩都掷地有声。“民望高是有压力的,但我不会为了保持民望而不发声。如果为了保持民望而只说大家爱听的话,我做不到。”

高永文形容,自己仕途“两上两落”,两次加入政府并离开执业,见证了香港回归前后医疗体系的发展与变化,但他最重视的仍是传染病预防工作。“不要说一年四季,其实短至一天24小时内,疫症随时说来就来。‘对手’真的无处不在。”

过去这些年,高永文一直致力推崭新的医疗模式与方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为地震受害者创设了一个新的复康协作方案,联合香港的医生、社工、物理治疗师等业界人士,与内地医护人员携手作医疗决策。特区政府更分别在2008年和2017年向他颁授铜紫荆星章及金紫荆星章,表彰他在公共卫生界的长期服务,尤其在促进香港和内地医疗互动达至丰硕的成果。

这是“硬仗”要做好心理准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香港各界专业人士组成了“全港社区抗疫连线”,向香港各区市民派发口罩和漂白水等防疫用品,并协助受疫情影响的人士。人群当中,也常常看到高永文的身影。

高永文说:“有人说我是个感性的人,其实我是个重情谊的人。做医生要感性理性兼备。医管局的经验让我学会如何换位思考,因为和不同病人沟通,你就要站在对方立场,想想你说一句话,对方的反应会如何。”他说,面对疫情,当局必须保持公开透明。“以前政府对披露太多资料会有所保留,担心会侵犯隐私,但保护隐私和保障公众知情权之间,必须取得平衡。”

这场疫情发生后,香港特区政府每天下午都会举行例行疫情通报会,大至新增多少宗确诊个案、怀疑个案,小至每宗病例患者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区、病发及求医过程、有哪些紧密接触者、港府相关部门做了哪些跟进措施等,都一一对外公开。高永文赞扬:“只有开诚布公,才能舒缓民众的恐慌情绪。”

内地疫情逐步受控,但海外疫情持续暴发,输入个案也令香港近日确诊个案急增。高永文说:“没有人知道,这场疫情还要持续多久,但这是一场‘硬仗’,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虽已不在其位,但他还是心系前线:“如果政府或医管局有需要我的地方,能帮上忙都会尽量帮忙。”他说:“因为,我是一名医生。”

(作者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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