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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了,我的小病人“傍”上“读书哥”

原标题:出院了,我的小病人“傍”上“读书哥”

口述:张佳丽|26岁|护士|贵州贵阳

整理:向定杰|记者编辑:刘梦妮

2月7日,作为一名护士,我第一次进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

这里和传统医院差别太大了,满眼都是密密麻麻的患者。印象最深的是听到一个孕妇过度紧张地说,感觉自己到了病毒堆,连呼吸都怕有错。

我接管的二三十个病人,年龄最小的是个男孩,只有15岁;年纪最大的是他爷爷,已经73岁了。

男孩是单亲,他们一家共4口人。疫情暴发后,奶奶感染重症去世,妈妈在方舱里的另一个区。

前段时间,孩子快要出院了。妈妈和爷爷还不能出院。大家都在担心,孩子出去了没人照顾。

这时,旁边有一位小伙子,说他也快出院了。到时候,可以帮忙照顾这个小朋友。

原来,这位热心肠的小伙子,就是前不久走红网络的方舱“读书哥”——这位留美的博士后戴着口罩,在方舱病床上安静阅读的照片,在网上刷屏了。连他读的那本书,听说都成了畅销书。

后来,这位“读书哥”真带着这个15岁孩子一起出院了。

听说,方舱内图书驿站的建立,就跟“读书哥”有关。现在,病人随时都能去那里拿书看,可以打发不少时间。

在方舱,我第一次穿戴上防护用品。一开始很不习惯,遇上天气好、温度高的时候,真的特别难受。

记得第二次进舱,护目镜的带子太紧,压得我太阳穴胀痛,头昏脑涨想吐。那天,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护理的大多数病人,都是中年人。开始的时候,工作起来很吃力。病人和我们都是刚刚到这里,环境很艰苦,病人情绪也不大好。

最初,他们都不愿意下床活动。每次上班,我都会去喊他们适量运动下。与他们交谈时,会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医生安排的检查做了没有,掌握自己的近况没有。

我想自己多一些问候,或许能在这个密闭的空间,给予他们更多安慰。慢慢地,大家熟悉起来,病人们也开始改变沮丧的心情,主动要求下床活动、锻炼身体。

方舱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后,各方面服务也越来越好。以至于有快出院的患者,跟我们说想多住几天。

之前有人在方舱里跳广场舞,网上炒得特别火。后来已经不鼓励跳了,改为打太极拳之类舒缓的活动了——据说,跳广场舞容易引起灰尘和飞沫。

在我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位患有糖尿病。每一餐,我都会提醒他吃什么、不吃什么,多吃什么、少吃什么。

没想到,我的用心被他记在心上。2月19日,我除了收到所护理病人的联名感谢信外,还有一封是他单独写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出征武汉并没有那么苦,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段时间,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爱也很多。武汉这边发了很多生活用品,家乡贵州又寄了几批过来。爱心礼包里面,除了羽绒服、鞋子,连辣子鸡都有。

吃着家乡的辣子鸡,我也有些想家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离家之前的那几个小时。

2月4日半夜,我正在息烽县中医医院值夜班,护士长打来一个电话。她说,医院有个援助武汉的名额,问我是否愿意去。

“愿意!”我立马回答。但也许我决定得太快,反而引起了护士长的担忧。她又追问:“你确定要去吗?会很辛苦的,你能不能坚持?”

想到自己没结婚、没孩子,况且国难当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为了表达内心的坚决,我对护士长讲:“不要再说了,我去。”

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我心跳有些加速。放下电话,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有些害怕告诉家人这个决定,怕他们担心。

1个小时后,我回家收拾行李。尽管很小心,但还是惊动了父母和爷爷。

他们知道我要去武汉增援的事,可能是怕我乱了阵脚,都表现得很淡定。83岁的爷爷还说,去吧,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

我们一家人在火炉面前,坐到了天微亮。大家聊了什么时候走、要带哪些东西、医院去几个人等等。之后,便不敢延伸这个话题了。

我一边逗我的小侄儿,一边和家人谈着以前家里的事儿,就这样度过了在家的最后两三个小时。

清晨六点,带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我返回医院。下午2点,我在贵阳机场,与贵州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101名成员汇合,一起飞往武汉。

到了武汉,大巴车开进市区,偌大的城市竟然空荡荡的,几十层的高楼就那么几处灯光,大家都有些紧张。

第二天开会时,同行的一位小哥哥,用胶带把窗户透风的地方都封了起来。经过两天的培训,我们渐渐消除了一些恐惧,也学习了怎么和病人沟通,以及防护用品的选择及穿脱。

进入方舱后,我的任务主要是为病人测体温、脉搏、血压、血氧饱和度,并做好记录。此外,病人生活也是我们负责,比如发盒饭、牛奶、水果。

转眼到了2月下旬,贵州医疗队管理的患者开始陆续出院。其中,也有我护理的患者,包括跟着“读书哥”一起离开的小男生。

看着病人们纷纷康复出舱,我觉得我也快回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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