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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论:增加汽车号牌配额 释放社会消费潜能

原标题:增加汽车号牌配额,释放社会消费潜能|新京报社论

文|社论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23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意见,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对配送消费品的纯电动轻型货车不限行或少限行。

作为标志性大宗消费,汽车消费近些年在国民消费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分量。相应的,它也是消费挖潜的重要支点。事实上,促进汽车消费以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政策对冲疫情影响的必选项——汽车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有利于释放消费潜能。

因此,疫情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已多次释放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信号。如2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就强调“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这次23部门联合发文再次明确,足见此项工作不仅重要,而且迫切。

出于环保与交通治理的需要,部分城市实施了多年的汽车限购政策,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车消费。在消费旺盛期,这种抑制对于扩大内需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当前汽车消费受疫情和行情双重影响的大背景下,限购政策确有必要作出新的平衡。

应该看到,汽车限购政策主要存在一二线城市,它们恰恰是消费能力最高、消费需求最强烈的区域,适度放开限制,对于挖掘消费潜力,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综合消费升级趋势和疫情因素,眼下也的确是放宽汽车限购的好时机。

其一,伴随着消费升级的步伐,我国汽车消费结构目前正处于变革之中。这里面,既有传统汽车消费需求,也更有对新能源汽车这种新消费的追捧。换言之,放开限购,对环保的压力完全可控,社会综合成本低。

其二,这次疫情危机,也让更多人意识到小汽车对于家庭的价值,社会购车意愿进一步上升。如有问卷调查显示,有超过70%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汽车。可见,此时放宽限购,也是更好顺应社会消费趋势。

更要看到,当前提振汽车消费,不只是解除对消费端的束缚,也能助力汽车产业过关。

一方面,目前中国汽车产业整体处于深度转型期,汽车销量也进入下滑通道。公开资料显示,自2018年7月始,汽车产业已连续19个月负增长;另一方面,此次疫情让原本就处于压力状态下的车企承压继续加剧。中汽协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月国内汽车产销环比下降均为83.9%,同比分别下降79.8%和79.1%。很明显,放宽汽车限购,为消费“暖场”,也是给企业“输血”。

概而言之,适时适度放开汽车限购,激活被政策抑制的消费需求,对消费和产业端都将产生“及时雨”效果。事实上,早在去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就发文,明确要求坚决破除乘用车消费障碍,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消费使用,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此次多部门出台的相关要求,其实只是一种延续和重申。它也表明,推进汽车限购松绑,不只是为了应对眼前的疫情影响,从长远看,也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因此,各地应加速出台落地方案,尽快将相关要求付诸实施。

当然,“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只是这次“一揽子”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方案的一部分。从20多个部门的联合参与来看,就可知这项工作的辐射面之广、受重视程度之高。自然,在执行上,也需要更多部门和地方的高效配合。只有真正在落实上做实做细,才能最大程度“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也把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责任编辑:张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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