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增加汽车号牌配额，释放社会消费潜能|新京报社论
文|社论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23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意见，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对配送消费品的纯电动轻型货车不限行或少限行。
作为标志性大宗消费，汽车消费近些年在国民消费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分量。相应的，它也是消费挖潜的重要支点。事实上，促进汽车消费以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政策对冲疫情影响的必选项——汽车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有利于释放消费潜能。
因此，疫情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已多次释放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信号。如2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就强调“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这次23部门联合发文再次明确，足见此项工作不仅重要，而且迫切。
出于环保与交通治理的需要，部分城市实施了多年的汽车限购政策，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车消费。在消费旺盛期，这种抑制对于扩大内需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当前汽车消费受疫情和行情双重影响的大背景下，限购政策确有必要作出新的平衡。
应该看到，汽车限购政策主要存在一二线城市，它们恰恰是消费能力最高、消费需求最强烈的区域，适度放开限制，对于挖掘消费潜力，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综合消费升级趋势和疫情因素，眼下也的确是放宽汽车限购的好时机。
其一，伴随着消费升级的步伐，我国汽车消费结构目前正处于变革之中。这里面，既有传统汽车消费需求，也更有对新能源汽车这种新消费的追捧。换言之，放开限购，对环保的压力完全可控，社会综合成本低。
其二，这次疫情危机，也让更多人意识到小汽车对于家庭的价值，社会购车意愿进一步上升。如有问卷调查显示，有超过70%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汽车。可见，此时放宽限购，也是更好顺应社会消费趋势。
更要看到，当前提振汽车消费，不只是解除对消费端的束缚，也能助力汽车产业过关。
一方面，目前中国汽车产业整体处于深度转型期，汽车销量也进入下滑通道。公开资料显示，自2018年7月始，汽车产业已连续19个月负增长；另一方面，此次疫情让原本就处于压力状态下的车企承压继续加剧。中汽协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月国内汽车产销环比下降均为83.9%，同比分别下降79.8%和79.1%。很明显，放宽汽车限购，为消费“暖场”，也是给企业“输血”。
概而言之，适时适度放开汽车限购，激活被政策抑制的消费需求，对消费和产业端都将产生“及时雨”效果。事实上，早在去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就发文，明确要求坚决破除乘用车消费障碍，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消费使用，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此次多部门出台的相关要求，其实只是一种延续和重申。它也表明，推进汽车限购松绑，不只是为了应对眼前的疫情影响，从长远看，也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因此，各地应加速出台落地方案，尽快将相关要求付诸实施。
当然，“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只是这次“一揽子”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方案的一部分。从20多个部门的联合参与来看，就可知这项工作的辐射面之广、受重视程度之高。自然，在执行上，也需要更多部门和地方的高效配合。只有真正在落实上做实做细，才能最大程度“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也把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责任编辑：张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