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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时期的生命摆渡人

原标题:“新冠”时期的生命摆渡人

“新冠”时期的生命摆渡人

记赶赴武汉抗疫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新冠”时期的生命摆渡人

车队向火神山医院转运患者。付春来/摄

王达

夜幕低垂,蓝灯闪烁,一辆辆负压救护车呼啸飞驰,将新冠肺炎患者护送至各定点收治医院。他们是生命的“摆渡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批向北京、上海、青海、内蒙古、云南、吉林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征召65名队员,组成32个车组,派驻武汉市急救中心、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光谷院区、协和医院本部、协和西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车队紧急采购了20台负压救护车和车载医疗设备。

自2月12日到3月10日24时,车队累计转运新冠肺炎患者7343人次,其中危重症、重症患者2464人次,接送出院康复者数十人。“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运往ICU的患者越来越少,出院的越来越多。”青海队领队王海涛说。

惊涛骇浪,也是日常

来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资深驾驶员刘轶此次担任上海队领队。3月3日晚,刘轶接了个“大活”。

“出动10台车组,将199名患者从市五院转移到火神山。”他说,按照以往经验,像这样的“大活”,一般要忙到后半夜。

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首批7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共开放床位400余张。近期,随着武汉疫情形势好转,市指挥部决定将方舱医院、市五院等定点收治医院逐步清空,将患者分批转运至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因此,刘轶和队友们越来越忙。

“不过这种忙,忙得开心,忙得充实。”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中医院的主管护师陈辰,此前与刘轶素不相识,但经过近一个月的合作,两人已经成了“黄金搭档”。

“每次转运患者时,心情都特别沉重,尤其是有些患者年龄偏大,又没有亲人陪伴,情绪十分不安。”将一位坐轮椅的老奶奶扶上车,为她仔细扣好安全带后,陈辰又接来3名患者,加上他们的行李,将救护车医疗舱堆得满满当当。

关好舱门,陈辰又回到驾驶舱副座。按照规定,她与患者零距离接触后,已经属于被污染群体,不能再进入驾驶舱。但事实上,在繁忙的转运任务中,刘轶和陈辰已经很难把握这条界限。就连刘轶,也需要下车帮助抬担架、接患者。

“这次没有危重症患者,不然我肯定要去医疗舱盯着。”陈辰还是不放心,时不时通过隔离窗回望后舱,观察患者的身体状态。

在武汉的近一个月,“摆渡人”每天就是这样,在车轮上、担架旁、轮椅边忙碌着,有时还会遭遇惊涛骇浪。2月19日中午,刘轶、陈辰车组接到指令,将几名重症患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医院转运至火神山医院。这是她第一次前往火神山。

路途较远且颠簸,一名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和咳血等症状,陈辰立即为患者吸氧,用吸痰器帮助患者吸痰。等转运车抵达火神山,陈辰将患者送至病区,接诊医护人员被她的样子吓坏了,防护服、手套上沾满了患者咳出的血痰和黏液。

“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谈及陈辰那天的经历,青海队领队王海涛不禁为她捏把冷汗。进驻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一个多月,青海队不止一次参与转运插管治疗的危重症患者,对于其中风险心知肚明。

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因此越是那种难以行动、咳嗽不止,甚至插管抢救的患者,传染风险越高,转运难度也最大。“病人加上担架、监护仪、呼吸机、氧气瓶,一共小两百斤,平地还好,上下台阶只能靠人工抬,非常吃力。”王海涛说,像这样的高难度转运,队员们一天要遇到七八次,每次忙完都要累出一身汗。

累极了,队员就靠在路旁的栏杆上休息。至于旁边的草坪,看着养眼,队员却不敢坐。“草叶粗糙,万一把防护服割出口子来,肉眼很难注意到,病毒却能钻进去。”王海涛说,在武汉的这些日子,面对无处不在的风险,倒把一群粗犷的青海大汉“逼”得心细如毫。

纸尿裤和“军功章”

从青海出发前,王学军预想过很多可能面临的困难。但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却是最不起眼的“方便”问题。“这辈子再也不想穿纸尿裤了。”

“纸尿裤”,是所有队员痛恨却又绕不过的话题。尤其是在前期,防护装备匮乏,一套防护服经常要顶七八个小时,一包鼓鼓囊囊的纸尿裤,就成了大家的工作必需品。

“虽然穿着纸尿裤,但我们毕竟不是失能老人,还是想尽力忍住。”王学军说,在武汉的每一天,他都尽量控制少喝水。尤其是早餐,尽量少吃,“吃饱了新陈代谢就快,就想‘方便’,感觉还不如饿着”。

队员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遇到重油重辣的湖北菜,难免有些不适应。28岁的庞庆丽,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她是和同事一起主动报名来武汉的。因为胃病和饮食不习惯,有一天上车前,她偷偷吐了一大口,却没有告诉任何人,强忍着穿上防护服,继续执行转运任务。

直到距离交班只剩半个小时,再也坚持不住的她,才被同车队友发现并强行“赶”下车。后来,面对队友关切的问候,她不好意思了,“感觉自己是在给大家添麻烦”。

第二天,新的班次开始,队友要求给她替班,她却坚持不肯:“我现在就想特别完美地出一趟车,证明自己全好了”。当天,她和队友一起转运了170余名患者。

每天穿防护服、戴口罩,加上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给爱美的姑娘们留下了难以掩饰的“战斗痕迹”。

来自云南的刘梦迪每天都要跟家里视频,证明自己“好好的”。但有天出完车,她摘掉口罩,发现自己的脸上被勒出两道深深的压痕。

“后来我跟爸爸视频,故意藏着不想露正脸。”刘梦迪说,但是知女莫若父,“最后爸爸就勒令我露正脸给他看,看完后半天没说话,最后来了句‘挺好的,军功章一样’。”

“当时感觉眼泪快掉下来了。”刘梦迪回忆说,她隐隐听到爸爸嗓音也有些沙哑,“我想一定是隔太远,网络不好的原因吧”。

轮到我们上战场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65名队员中,有11位是“90后”。刘梦迪、庞庆丽、张春华……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平时都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却在武汉最需要的时候,毅然走上抗疫一线。

29岁的张春华老家在青海化隆。来到武汉之前,他刚在西宁火车站义务执勤一周多。因为走得急,他连家都没回,在火车站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便匆匆赶往机场集结,“也没敢跟家里说,怕他们担心,毕竟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直至不久前,青海省红十字会登门慰问,家人才知道他不在西宁。“后来,奶奶就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那头哭得不行。不过他们也没说让我回去,就是叮嘱我在武汉好好干,注意安全,做好防护。”张春华说,来之前没想那么多,现在还是有点小后悔,“不为别的,还是应该跟家里,起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同样来自彩云之南的何美萍,昵称“萍姐”,实际年龄却不大,今年28岁,与刘梦迪、庞庆丽合称“三小只”。“萍姐的妈妈那天去出发现场送她,我们还挺担心,但萍姐居然忍住了没哭,还与妈妈微笑道别。”刘梦迪说,自己当时感觉萍姐超厉害。

“但后来,去机场的路上,萍姐说她其实挺怕的,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也一样,老庞也一样。”刘梦迪说,到了机场,紧张感“翻倍”,萍姐就拉着大家一起自拍,“也许这就是女孩子的特性吧,自拍可以压倒一切。”

2月18日,来自内蒙古的陈佳乐和队友们一起度过了他的26岁生日——队友费尽心力为他找来蛋糕,但他戴着口罩,吹蜡烛不方便,就和队友一起用手把生日蜡烛扇灭了。

“来武汉之前,因为第一批医疗队优先考虑男护士,我没选上,当时爸爸妈妈还挺高兴,以为我不用去了。没想到我又跟着红会过来了,他们就觉得我骗了他们,我婆婆还大哭了一场。”刘梦迪说,出发前很紧张,但实际来到武汉,感觉反而没什么,“面对n多问题,就会有n+1种解决办法,每天看着新冠肺炎患者现存确诊数持续下降,就知道自己的付出有了收获,就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在转运中遇到的一位老爷爷,年龄已经很大了,在CT检测室门口徘徊着不敢进去,因为第一次核酸检测显阴,现在来做第二次,心里很害怕,担心返阳。”刘梦迪说,当天她们就和老人聊了很久,“后来得知我们从云南来,老爷爷很高兴,跟我们聊了很久,聊他1965年去云南支边的事,聊昆明的西山和滇池。”

后来,老人慢慢放下心事,走进了CT检测室。“进去前,老爷爷还跟我们招手,说是等治好病,一定要再去一趟昆明,爬一次西山,看一眼滇池。”她说,有了这些难忘的经历,能够帮助到那么多人,她对自己来到武汉一点都不后悔,“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我还不记事,但现在,到了我们该走上战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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