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纪录片《脊柱医生》深入揭示医生职业的现实境遇
记者丨余雅琴
对于大部分现代人而言，我们的生命开始于产房的一声啼哭，终结于太平间安静的角落。医院，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场域，也体现出世间百态和人性种种。
医生，成为见证我们一生的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吊诡的是，尽管他们对于我们而言如此重要，却几乎是一个面目模糊的“陌生人”。
在西方语境中，医生职业也是社会精英和财富的象征，人们对这个职业寄予了很多美好的想象。在中国，医生的形象却是微妙的。中国的医疗改革从1985年至今，经历了35年的探索，利弊的争议依然存在，有些问题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医生背负医术之外的重任，穷人看不起病，医患关系的矛盾由此显得张力十足。
医生形象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经历着微妙的变化，折射出的是转型期人心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闻让我们揪心，医患纠纷演变出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不少医术精湛的医生成为结构性问题的牺牲者；即使如此，不少医生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责任心也常令人动容；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牺牲的消息最为让人心痛和无力。
香港电视剧《妙手仁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医生的美好想象。
面对沉重的负担，一些医务工作者产生了美好的愿望，如果能够搭建一个慈善平台，能有更多的社会救助的出现，医患关系是不是就可以回到了医疗的起点：平等和信任。
脊柱管家刘海鹰，就是这样的一位医生。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深受理想主义的洗礼；后远赴德国学习，培养出了严谨的职业精神。此后几十年，刘海鹰从未离开过手术台。在执业中，刘海鹰还发起了一个脊柱健康基金会，用捐助的善款救助没钱治病的人。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持续救助重病患80多人。
近日，以刘海鹰为主人公的纪录片《脊柱医生》悄然上线。恰逢医改35周年，让这部纪录片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医改35周年，基层社会医疗系统尴尬的转型困境
刘海鹰成立基金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医改后，“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医院逐步开始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未覆盖到被认为是“矫形手术”的脊柱疾病范围。可以说，医生发起建立的这个慈善组织，是中国农村部分家庭因病致贫在医疗一线催生需求的产物。它的背后，是资本进入医疗体系，医疗开始走向市场化商业化的现实。
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1984年8月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由此，中国的全面医改正式启动。
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模仿国企改革，“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而改革的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的确显示出了成效，根据统计，1985-1991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基本保持在87.9%左右，而医疗机构数量、先进医疗设备保有量等指标也大幅增长。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
尽管成效显著，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
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这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上世纪八十年代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以后，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被削弱。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政府对合作医疗又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失去了政策的支持，集体经济的衰落又瓦解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村合作医疗因而迅速崩溃。
历史学家杨念群指出：1985年人民公社解体，“赤脚医生”在更名为“乡村医生”后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其结果是失去了政治与乡情双重动力制约的基层医疗体制，被置于市场利益驱动的复杂格局之中。这种变化，很快影响到乡村民众身患疾病后的诊疗状况。
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改变。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则实行“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随着政府补贴越来越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渐渐淡化。遵循“效率”原则，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结果，名医走穴、天价药方等一系列医疗乱象开始出现。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个人的困境
医疗问题是民众的痛点，一直是很重要的影视剧反映的题材，因此还催生出“医疗剧”这样的亚类型。不论是香港TVB出品的《妙手仁心》，还是日剧《白色巨塔》，抑或美剧《急诊室的故事》《豪斯医生》等剧集，都是剧迷津津乐道的佳作，甚至很多年轻医生也是因为这些影视文本的塑造产生了做医生的愿望。
《豪斯医生》等影视剧将医生塑造成中产精英的形象。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影视在这方面鲜有好的作品出现，多数只是将医院作为一个布景板，浮于表面。在影视剧之外，几部关于医疗的纪录片做出了突破：
周浩的《急诊》，关注的是广州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以猝不及防的意外遭遇和医院里的各色人等入镜，观察到了城市中的人和他们的处境；陈为军的《生门》，则关注了生育这个重大的话题，用冷静到残酷的镜头记录了不同人面对生育的不同抉择，最终落脚到母亲的伟大。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系列纪录片《人间世》擅长以情动人，每一集探讨一个问题，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医患双方各自的处境，展示了人们面对生死时的挣扎，大胆地探讨了中国人的生死观。
《脊柱医生》用医生怀抱理想遭到现实困境和不同病患的疾苦两条线索串联。刘海鹰期待自己的行动可以彰显出医生职业的价值。但一己之力始终有限，几年间，他几乎走上了一条无法喘息的“不归路”，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这个普通医生的身上可以看见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人的命运。
中国纪录片的成就，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伴随着医疗改革在内的各种革新，198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氛围空前繁荣与自由，个体自由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成为人们文化行动的动力。年轻的创作者们开始了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影像创作，中国的独立电影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新纪录片运动，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兴起的。创作者用手中的摄像机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记录真实故事，尽管影像粗糙，却别具力量。在此之前，人们从未想象过个人可以拥有拍摄电影的权力，普通人的平凡小事值得被记录，也从未想象过真实本身就具有宣传无法替代的力量。
周浩纪录片《急诊》。
中国的纪录片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提供了我们看待社会别样的视角，以影像介入社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虚拟讨论空间：影像有力地将问题具象化，传递出不同于主流价值的关怀。纪录片由此参与进了历史，并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历史的面貌。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尽管中国的纪录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承担着特殊的文化使命，却一直处在一个难以被看到的尴尬境地。
在这个价值上，《脊柱医生》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纪录片精神传承影响下的产物。与当下流行的纪录片不同，这是一部颇有些挑战观众的作品。电影没有华丽炫酷的画面，也没有冲突激烈、可看性强的精彩故事，大部分时候都在展示一台台手术的操作过程，还原了真实的医疗现场。
震撼来自于真实，持续八个小时的手术，就像一个程序复杂、工艺精细的电器工程：手术全程使用锤子、螺丝刀、椎板钳、引流器等钢制医用工具，在肉身、血管、神经、骨骼和脏腑间繁复修理，软硬交互间时时是命悬一线的精微。
面对生死的考验，医生和病人的反应却没有我们现象中的激烈。对于前者而言，除了尽全力而为，只能是与命运博弈；对于后者来说，自从躺在了手术台等于就是把生命交付出去，已经不再具有完全的主体性。该片始终采用一种冷静旁观的姿态，在看似枯燥的表象下，蕴含着主创对社会的观察以及批判性的反思。
国人医疗之苦：医患的处境是硬币的两面
《脊柱医生》详尽地展现了几位被救助者的形象。这些病人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代表，他们的病情恶化往往因为延误。之所以延误是因为极度的贫困，他们的困境是一环套一环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影片中看到他们展现一种近乎残忍的乐观、善良、坚韧，这让他们的一些“愚昧”显得令人心酸。
内蒙古的大学生陈晓庆致力于做一位英语老师，因为脊柱变形，她只有1.38米的身高，想要长高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尽管医生告诉她强行恢复到直立状态可能会承受不小的风险，但这个勇敢的姑娘还是决心尝试。
陈晓庆被救助后成为了英语老师。
青海的郭爱琪是个老实的农民，人到中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他听说世上就没有不给钱看病的事情，被救助后一直将信将疑，生怕自己被骗。偏偏第一次出远门看病，刚到成都就被骗光了身上的钱。如果不是医生亲自去接，他恐怕都无法抵达医院。直到成功入住11楼的脊柱科，这个老实人才感相信好运的降临。
云南的叶云凤病情危急，情况复杂，光手术就进行了八个小时。她经历了生死考验，术中大出血，将近把身体的血换了一遍，术后四天才清醒，堪称医学奇迹。就是这样一个刚刚经历如此大变故的人，却在术后十几天就打算坐硬座回家干活，直到被医生制止……
《脊柱医生》看似表现了刘海鹰医生的事迹，事实上则揭示了在医疗资源紧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今天，医患的处境事实上是硬币的两面。在残酷的现实中，医生与病人都处在时代的夹缝中，无法喘息。纪录片用病人“站起来”、医生“倒下去”两条线穿插叙事，新生和衰弱此长彼消，它背后的逻辑，除了时代环境压力负重等等因素，还有人性层面的探问空间。
刘海鹰常常下了手术就去坐诊，面对海量病患，连抽转十几个小时，自己病倒后却几次延误救治，医不自医的。可以这么说，这部纪录片记录的正是刘海鹰“衰弱”的整个过程：从基金会启动时的意气风发，到后来逐渐疲惫。我们可以很容易分辨出纪录片中哪些是后期补拍的镜头，状态、神志、信心都似乎回不到从前了。
手术后的刘海鹰。
大部分时候，刘海鹰都是一个沉默的形象，他奔波于一个个医疗现场，一次次救助，一台台手术，一个个会议，他谈病情的时候滔滔不绝，却很少谈论自己。只有一次兴致勃勃地展示了德国老友送给自己的手术用具，流露出他情感细腻的一面。
在纪录片的前半部分，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人物的光辉，他如何被病人爱戴，他的意气风发和精湛的医术。后半部分，这个人物的脆弱逐渐被展示出来，父亲去世不在身边的遗憾，家人的埋怨以及病痛折磨让刘海鹰无力承受却不得不承受。
该片拍摄耗费了五年的时间，后期制作又耗费了三年，是一个用时很长的项目。在拍摄的后期，刘海鹰甚至直接拒绝了导演的采访：“我累得话都说不出来，实在不想再回答你的问题，请你原谅……”
可以想见，这种疲惫和无奈是中国医生的常态。与之对比的是，高负荷工作和社会误解让医生职业意义感的缺失，刘海鹰诊室的护士甚至抱怨：“不要做医生，尤其不要做有名的好医生。”抛开想象出的光环，医生不过是从事着特殊职业的普通人，他们不但会面对和我们一样的困境，甚至同样会生病，承受和我们一样的病痛。
张文宏医生。
行笔至此，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当下的现实，这一个多月以来，因为疫情的暴发，医疗和医生再一次成为社会的焦点。从前身在幕后的医护人员成为了我们追逐和歌颂的“明星”，“医生”再一次成为一个绝对正面意义的词语。犹记得“网红”医生张文宏在媒体上的表态，他反对将自己“神话”，坦言医务工作者现在最缺乏的是关心，包括防护、疲劳以及工作环境，“如果跟不上，就说明没有把医务工作者当人。”
《脊柱医生》是一部朴素的纪录片，但它揭示出：“医德”问题的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被符号化的“白大褂”被还原为具体的人，东方的“大医精诚”和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才会有真正的实践空间。在专业人士失信的今天，不少医生用个人的行动为这个职业重塑尊严，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份尊严需要全社会一起维护。
作者｜余雅琴；
编辑｜张婷；
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