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任城监狱的疫情防控是如何失守的
△山东省任城监狱
日前，经中央批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组成的调查组，就山东省任城监狱疫情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调查，该事件是由1月21日从武汉自驾车到达山东济宁的人员，传染给监狱干警、职工，进而造成部分干警和罪犯感染。
根据调查结果和调查组建议，山东省纪检监察机关对省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书记、第一政委解维俊等11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检察机关对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文杰，任城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刘葆善，任城监狱原党委委员、副监狱长邓体贺等3名司法工作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等罪名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对任城监狱干警陈民华、任城监狱职工戴光辉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作为羁押场所，监狱人员密集，疫情防控工作特殊、复杂。然而，在这一事件中，相关人员思想麻痹、管理松懈，致使干警职工带病入监、疫情迅速扩散，最终导致7名干警200名服刑人员共计207人被感染的严重后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1月21日从武汉自驾车到达山东济宁的人员，传染给监狱干警、职工，进而造成部分干警和罪犯感染”，请注意这个时间点：1月21日。如果说1月20日之前，由于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严重程度认识不足，疫情防控有些松懈尚有情可原，那么，1月20日之后，任何的疏忽、松懈都不能被原谅。
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得到确认，疫情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国家卫健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在这之后，各地各部门都应各司其职、严防死守，但在这一事件中，不少防控环节形同虚设。
通报未提及每个责任人具体违法违纪事实，但这不妨碍我们根据每个人承担的责任作出判断。这种判断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每个人在这一事件中承担的角色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疫情防控究竟是如何在任城监狱失守的。
根据身份和承担职责不同，责任主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立案侦查的任城监狱干警陈民华、职工戴光辉。二人接触从武汉自驾车到山东济宁的人员，是整个事件的起点。在1月21日，接触从武汉来的人员对个人意味着怎样的风险，已经很清楚；一旦自己被感染对监狱和服刑人员意味着什么，也不难想见。如果二人按照规定主动报告与来自疫区人员人员接触的事实，自觉隔离，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二人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表现为违反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从二人以该罪被立案侦查看，他们显然并没有做他们该做的。
第二类：任城监狱工作人员，主要是领导层。陈民华、戴光辉未主动报告、隔离，不过，如果监狱的防控工作到位，干警接触人员、身体状况等个人情况报告制度能得到落实，二人也能被“筛查”出来，至少也能在发现症状初期将其及时隔离，避免更大伤害。但监狱“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思想麻痹，管理松懈”，让这样的机会轻易溜走了。
玩忽职守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200多人被感染，是玩忽职守的代价。监狱长刘葆善等两名直接责任人以该罪被追究；未受到刑事追究的多人，也因违法违纪被立案审查。
第三类，是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负责人。他们对于事件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作为有督查职责的上级，如果他们督查有力，尽职尽责，任城监狱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得以有效避免，也就不会有这一步悲剧的发生。“督促指导不力，失察失职”，中央调查组对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负责人的定性准确、到位。
特别要提的是，三名以玩忽职守罪被追究的司法人员中，其中一名是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文杰。作为上级，对于下级单位发生的严重责任事故，并非仅有领导责任，特定情况下应作为直接责任人员承担更重责任。
从不当接触来自疫区人员的干警到监狱，再到司法厅、监狱管理局，三个环节，哪怕有一个守住，这一事件都可避免。然而，该主动报告、隔离的不主动报告、隔离，该严格履责的玩忽职守，负有督导职责的“督促指导不力、失察失职”，最终导致任城监狱的彻底失守。缺乏责任意识“守土无责”，是导致这一事件的根源。
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远未到放松的时候。作为一面反面镜子，任城监狱失守对于接下来的防控工作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文|特约评论员李曙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