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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考察组成员王广发:与SARS相比,医院没有成为传染源

原标题:世卫组织考察组成员王广发:与SARS相比,医院没有成为传染源

2月2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下文简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中、美、德、俄、日、韩等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25名专家在中国为期9天的考察意见。迄今为止,这份报告是对新冠肺炎最新研究结果与应对措施的最全面的公开报告。

这份报告,将考察组的主要发现分为6个方面,包括:病毒,疫情爆发,传播动力学,疾病进程和严重性,中国的应对措施,以及知识局限。报告明确指出,新冠病毒几乎人人易感,至于感染后是否具有免疫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联合考察组由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与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担任组长。各国成员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最为人熟知。疫情爆发以后,他曾作为第二批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进入武汉,也是最早被确认感染和治愈的医务人员之一。

3月1日,考察返京正在隔离的王广发接受了红星新闻独家专访,解读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报告。在专访中,王广发就考察中关注到的病毒溯源、回顾性检测、密切接触者管理、病毒检测标准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了解答。在采访中王广发首次谈到,他是通过气溶胶传播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感染后没有传染任何一人。并对气溶胶传播与儿童、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较低做出了分析。

▲图片来源见水印

▲图片来源见水印

关于病毒

病毒未发生明显变异

红星新闻:报告提到,对2019年12月底到2020年2月中旬在不同地点采集的患者标本中分离出的104株COVID-19病毒株,进行了全面基因组测序分析,结果显示他们具有99.9%的同源性,这个结果反映了什么问题?

王广发:99.9%的同源性反映出病毒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病毒在复制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异。表明这种病毒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稳定,可能至少暂时不会发生变异。

红星新闻:报告提到,流行曲线的相关分析,数据来源于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IDIS)。并称系统要求每个新冠肺炎病例诊断后,负责医生要通过该系统进行网络直报。无症状感染者也要通过该系统进行报告。病例的信息也在该系统里实时更新。据您了解报告中提到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IDIS)是每个大夫都可以上报吗?这个系统是怎么工作的?对疫情防控有什么作用?

王广发: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医院有专门部门来负责,负责的部门是医务处和感控处。因为疫情的判断不是靠某个大夫个人做出来的,而是需要大家会诊,尤其是一些原因不明的疾病。所以网络直报不是对医生而言,而是对医院而言的。医院要上报病人有一套程序,发现病人,然后相关专家会诊完有结论才上报。

▲第二批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

▲第二批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

关于动物溯源

病毒溯源尚无明确结论

红星新闻:报告提到,中国已经在此次疫情动物溯源的三个重要领域开展工作包括,对武汉2019年12月发病病例开展早期调查;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及其他市场进行环境采样;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售卖的野生动物的来源和种类以及市场关闭后这些动物的去向开展详细调查。作为考察组专家,据您了解这方面工作进展如何,有结论吗?动物溯源有何意义?

王广发:溯源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现在国内外多个学科的专家正在做这些研究,但是现在还没有明确结论。所以考察过程中世卫组织的专家也提出要加强病毒溯源工作。

病毒溯源工作实际上非常有意义,比如SARS,我们发现了它的中间宿主,发现了它的源头在哪。只要发现了病毒的源头,我们只要不接触这些野生动物,病毒就不会再向人类传播。同样新冠病毒也是相似的。只要找到病毒源头,把源头掐掉,可能疫情就会根除。如果不能找到源头并阻断,病毒就可能常驻人间了。

红星新闻:现在新冠肺炎是否会像转成一个长期流行的态势?

王广发: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希望它能够完全消失掉。但是因为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就是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占到了80%的水平,实际上甚至超过80%的水平。还发现一些隐性感染的病例,就是无症状的感染者。虽然不多,但这类病人和轻症病人在病例发现时往往比较困难。

而且这类病人也有排毒。排毒就意味着有传染性。排毒量越大,传染性越强。排毒量少,传染性就会低一些。现在来看,无症状感染者与轻症患者排毒量不像重症病人那么多,那么它的传染性也会低一些吧?它的传染性具体有多强,现在还不知道。这种隐匿感染者的存在,也为我们根除这种病提出了挑战。

▲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联合考察组由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与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担任组长。图据央视新闻

▲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联合考察组由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与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担任组长。图据央视新闻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联合考察组由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与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担任组长。图据央视新闻。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联合考察组由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与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担任组长。图据央视新闻。

关于感染者

儿童、无症状者传染性弱

红星新闻:报告中也提到,无症状感染者比例尚不明确,但相对比较罕见,不是传播主要驱动因素。

王广发:因为我自己感染以后也接触了不少人,发病前没有做任何防护,发病后自己做了防护。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是,我没有传染给任何一个人。目前也有报告说潜伏期病人也有传染性,但传染性不像有明显症状的人那么强。

红星新闻:另外,报告中提到,18岁以下人群罹患率相对较低只有2.4%。并且没有发现儿童传染成人的情况。是否能证明儿童患病者症状不明显,门诊发现几率低,传染性低?

王广发:在疫情最初的时候,大家发现儿童病例比较少,曾经也有看法“儿童不易感”。现在来看,这主要是因为,初期病例主要和流动人口有关系,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有关系。儿童因为很少流动,很少去买东西。所以最初的时候,没有看到儿童病例。实际上儿童病例还是能暴露出来的,这个病目前是人人易感。

但现在观察到的情况是儿童相对较轻。我认为其实只要排毒,成人也可以被儿童感染。但现在怎么解释(未发现儿童感染成人)还需要一些科学研究来得出结论。可能与儿童的生理结构、机体的功能状态、免疫状态有一些关系。

关于密切接触者

初期管理密切接触者非常重要

红星新闻:在报告中我注意到,各地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人数相差很大。密切接触者确认感染率也相差很大。是否与各地密切接触者管理的执行标准不一致有关系?

(记者注:报告提到,截止2月17日深圳2842名已确认的密切接触者,已追踪到2842人,其中2240人结束医学观察。88人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率为2.8%。四川省25493名已确认密切接触者,已追踪到25347人,其中23178人结束了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中0.9%人后来被确认感染。截止2月20日,在广东省9939名已确认的密切接触者中,已追踪到9939人,其中7765人结束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中,479人,4.8%后来被确认感染。)

王广发:标准现在基本上是各地公认的,国家疾控中心有一个密接的标准。这种差别可能和接触强度有关系。有的人与患者呆了一个小时,有人与患者呆了几天,接触强度就不同。另外还与人群差异、暴露方式、密切接触时间、以及病人发病都有关系。

红星新闻:报告提到,第一阶段,1月10日中国分享了全基因组序列,制定下发诊疗、监测、流调,密切接触者管理,还有实验室检测方案。那么从时间上来看,最早对密切接触者的管理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广发:我是第二批去武汉的专家,实际上第一批去的专家主要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实际上,初期管理密切接触者非常重要。

红星新闻:在报告中提到,武汉有超过1800流行病学调查小组,每组至少5人,每天对成千上万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据您考察了解,这些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如何工作?密切接触者管理情况怎样?

王广发:他们的工作方式,我不具体了解。但是我们在和武汉当地专家交流时获悉,他们大量的流调人员和医疗人员一样,都是从外地支援。具体工作方式我不了解,但是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确诊一个病例,他们要去调查他的密切接触者,把密接者隔离起来进行观察。另外,他们要对病例溯源,就是了解患者是怎么感染的?在他得病之前他接触了谁?有可能通过追溯接触谁,又找着新的病例。

流行病学的调查,实际上在感染病的防控当中是非常重要,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另外我们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可能对它的传播途径有一个初步了解。

关于气溶胶传播

“我觉得我是气溶胶传播感染的”

▲王广发病愈走出医院图据新京报

▲王广发病愈走出医院图据新京报

红星新闻:报告中对新冠肺炎传播途径提到,无防护下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在感染和被感染者之间发生传播。不认为空气传播是主要方式。但在医疗机构中或可能存在因医疗操作产生的气溶胶而发生空气传播的可能性。如何理解?

王广发:现在我把我患病的过程的拼图基本拼接完毕,我觉得我是气溶胶传播感染的。气溶胶的传播就是病毒颗粒可能粘在一些粉尘上,或者很细微的液体滴上,然后悬浮在空气当中。它不像飞沫比较大,很快就掉下来落到物质的表面。要不就地面,要不然就家具衣服这些表面,这样的传染性就小了。

气溶胶传播,病毒悬浮在空间中,可以维持时间比较长,而且可以通过气溶胶远程输送。比如通过空调系统,中央空调有回风,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可以引起远距离传播。虽说不常见,可以说很少,但是我认为是有的。游轮上的通风,空间密闭情况怎么样,我不清楚。如果是在特别密闭的空间里有病人,其他人即使戴着口罩,可能也不一定幸免。

关于病毒传播系数

若传染系数小于1就会逐渐被控制

红星新闻:报告提到病毒的传播系数是2—2.5。这个系数有没有变化,与什么有关系?

王广发:传播系数就是一个人传播给几个人。2和2.5反映了比较强的传染性。但是这个数据是无防护情况下的,来源于早期数据。这与早期防护不到位还有意识不到位有关系。如果加了防护就不可能这么高。现在的传播系数就没有那么高了。如果传染系数小于1,传染就会逐渐被控制住。

红星新闻:报告提到,医疗机构、监狱这类特殊场所不是疫情扩散主要驱动力。但3月1日,武汉通报监狱系统806人确诊。

王广发:相对于约8万例病例,在医院这种环境中传播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他们不是社会流动人口,加强防护以后很少感染。与SARS相比,医院没有成为传染源,反映了这次医疗机构的防控意识比较强。

这次疫情初期的一些医务人员感染,后来通过疾控系统分析,主要是因为当时病人突然增多,防控隔离不到位,病人隔离也不到位。病人集聚在急诊室、发热门诊,其他科室防控意识就不是太强,引起的其他科室传播。

这次专家组考察的过程中,还没有曝出监狱感染。现在来看,监狱其实相对比较容易控制,因为它与外界交流少。只要把与外界交流的狱警、新来犯人控制住,这个群体相对容易管理。

关于回顾性检测

检测显示:1月以前没有大规模爆发

红星新闻:报告中还提到,联合考察组系统询问了中国常规呼吸道疾病监测系统中针对新冠肺炎进行监测的情况,包括对流感样病例(ILI)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监测样本进行RT-PCR监测。现在回溯2019年11月到2020年1月的流感和SARI的样本进行检测,有何意义?

王广发:因为我国与许多国家都开展流感样病例监测,因为要预测流感的流行,监测流感病例是否增加,流感流行的类型以及流感病毒是否变异,所以建立这套系统,提出预警,指导防控。这套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它会定期收集哨点医院一定量的样本。

现在回头去做这些早期样本中的新冠检测,是一个回顾性的诊断。现在我们发现最早的新冠病例是在2019年12月,那么回顾性诊断就要提得更早,检测12月以前当时是不是就已经有很多病人误诊?或者是不是当时疫情就已经流行得很严重,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是不是疫情防控之前就已经大规模流行?它的流行强度是什么?但这和哨点医院的数量,每个哨点医院的采样情况都有关系。目前我们掌握的武汉的情况,好像没有这个问题。至少它在之前没有广泛在社会上流传开。

(记者注:报告提到,武汉对2019年11月和12月以及2020年1月前两周的ILI标本进行新冠肺炎检测后发现,2019年的样本未见阳性结果,1月第一周有1个成人标本呈阳性,1月第二周有3个成人标本呈阳性。所有儿童标本均为阴性,有些为流感阳性。在广州,1月1日至14日期间,15000多例ILI或SARS标本中,只有一例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在北京一家医院,从2019年1月28日至2020年2月13日收集的1910份标本中没有发现一例阳性。在深圳的一家医院,40例ILI样本中业务新冠病毒检测阳性。)

关于检测标准变化

前期试剂盒不够,强调流行病学史,常常漏检

红星新闻:报告提到,“根据早期的病例定义,进行实验室检测的疑似病例需要与湖北或者其他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暴露史。然而,最近实行的临床诊疗方案,允许临床医生以较低的怀疑指数进行测试。”这是否意味着,对疑似病例和病毒检测的标准有所调整?

王广发:检测对疾病防控非常重要。最早因为没有检测试剂,病原还不清楚,所以临床诊断的方法是排除法。把最早看肺炎的人,通过临床症状、体征、影像学、实验室检测都不是其他的肺炎,才考虑是不是这个病。当时还没有名字,叫不明原因肺炎。而且认识到它白细胞不高,淋巴细胞常常偏低,所以命名一个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但区分不同的肺炎病人非常重要。既能及早展开针对性治疗,又能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无谓占用。

实际情况是,确定实验室检测以后,初期的试剂盒跟不上。发烧病人来了很长时间才能确诊,才能收住。这就造成很多病人还在社会上流动,增加传染风险。或者他们在急诊室、发热门诊集聚,给其他就诊的病人也造成感染。初期诊断能力不足,导致病人不能及时确诊。明确诊断以后,会有助于我们及时对病人进行隔离。在把诊断下沉其实是有助于疾病防控的。

但不能把这个标准弄得特别高,比如说一定强调它有流行病学史,一定要强调,他到过武汉一定要强调他的肺炎多典型,这常常是漏诊。

所以在检测能力有一定的冗余的情况下,对有些可疑的病人给他早做检测,不要等到他很重了才做。因为流行病学史有可能是不准确,病人有遗忘,甚至有些病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说实话。这样才能尽早展开针对性治疗。

关于出院标准

标准几乎没有调整,两次检测防止假阴性

红星新闻:报告中提到,现在的出院标准是,无发热>3天,症状消失,影像学表现明显改善,间隔24小时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您当时出院也是这个标准吗?这个标准有没有经过调整?

王广发:这个标准基本上没有改变过。这实际上是根据临床经验来的,我觉得这个标准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肺炎一般三天五天不发烧基本就向痊愈方向发展。医学影像在改善,虽说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可能已经没有活的病原的复制。这种情况下,就认为他已经进入恢复期。再加上病原学检测,也是阴性,就进一步证实了没有病毒复制,也不排毒了。但任何检测方法都不是100%准确的,有一定假阴性率,可能与采样有关系。所以做两次检测都是阴性,错误概率就大大降低了。我当时出院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红星新闻:那您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王广发:因为我的肺炎很轻,没有明显咳嗽,没有呼吸困难,其实复查影像学也没有特别必要。

红星新闻:那您最近还在临床部门吗?

王广发:我随考察组再次去了武汉,现在回来又要隔离,尽管作为治愈患者已经有了抗体。但按照规定,我还是需要隔离。

关于病理解剖

看待病理解剖要一分二,结合临床

红星新闻:近日发布的新冠患者病理解剖报告您有没有关注?对临床有没有知道作用?

王广发: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要一分为二看。因为这些病例解剖的病人都是去世的病人。相对来讲,都是重症、危重症患者,而且常常是终末期的重症。

他的情况只反映这个疾病终末期的状态。疾病终末期的状态有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谁是因谁是果。比如病人气道里的黏液,它肯定是个果,可能也是其他病例损害的因。那么它仅在疾病终末期出现,还是在疾病更早期就出现了,还是需要思考的。另外从临床处理上,有了黏液是不是注意痰液的稀化、引流,这样就能改善?还是需要临床观察的。其实,在严重感染,然后导致ARDS,最后导致死亡的病人,气道内的黏液并不少见。所以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结合临床客观理性看待,不要过分解读。

红星新闻记者赵倩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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